一个月开了两个会

丘 建 东

2006年5月6日

 

2006年4月，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一个月开了两个会，对我而言，这两个会是“里程碑”式的会。第一个会时间为4月1～2日，飞到西南蜀地四川成都出席“就业中的宪法平等与反岐视诉讼”国际研讨会，主办方是四川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周伟教授邀请我到会。之所以称国际性会议，是由于到会演讲者除了我这样的国内来宾，还有来自美国大学如耶鲁、哥伦比亚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外国专家。4月19～20日，在漫天而降的黄土下，我下榻在北京东城沙滩北街15#红墙宾馆。这“沙滩”地名熟悉得很，就是以前有名的中共中央“红旗”杂志社所在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就与“红旗”（现为“求是”）相邻。这第二个会的举办方便是社科院法学所。这会的名堂更大一些，称之为“公益诉讼与公益法：亚洲的经验”。到会的外国人权法专家来自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非律宾等国。设在香港九龙的亚洲法律资源中心（也称为香港人权委员会），海峡对面的台湾台南成功大学都有专家到会。在成都会议见过面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卢炫周博士，还有福特基金会法律与权益项目官员刘晓堤女士，这次也露面在北京会议上。

我是一个来自东南沿海福建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虽地位卑微，只因为我是中国(不过这所谓中国，把台湾包括进来，只能称之为中国大陆)公益诉讼的先驱者（根据1996年春中国报章记载，我诉福建龙岩邮电局长途电话费一案是中国公益诉讼第一案。国内报章第一次提到“公益诉讼”，也是因我的案例而首次提出命名，见1998年1月21日《经济日报》。不过这所谓中国，把台湾包括进来，只能称之为中国大陆），正因为如此，我先是受到了新闻界的厚爱，近年来又得到了学术界悉心的观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来函也是称我“鉴于您在公益诉讼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在两个会上，我都被荣幸地安排为演讲者（如今研讨会称发言为演讲，演讲人之侧还有一个评议人）在演讲之后的茶歇中，中外学者们喝着咖啡，品尝茶点（这茶歇也是新鲜事），我又自豪又自惭。自豪的是我十年前创造了历史第一，自惭的是我在专家面前真是学历、资历太浅，英文交流几乎不会。我没有出书，只有两本书稿：《我为“一块二”打官司》，《十年案例选编》。

一位朋友在我会议归来后开玩笑说，你的地位又升格了，开始具有国际影响了。我笑笑，“我感恩大家，感恩这个时代。一切只是因为我起步得早，又坚持了十年。”华灯初上，在成都锦官城茶吧，周教授的几位研究生采访我夫妇。其中一女生聪明地问，如果对你十年间的22个案例作一个梳理，哪些是最值得讲的？我不暇思索地说，“成名作当是1996年春“一块二”即1.20元官司，后来的则是2004年诉川大教科书内容违宪案，以及2005年诉厦航代民航总局收机场建设费案。”事实上也确是这样的，在两次国际会议中，我的案例最引起外国学者关注的，也就是这两、三个案件。

从北京返回家乡，舍弃了飞机而乘坐“海西号”软卧列车，一日一夜26个小时便到达终点站龙岩站。那“沙滩”会议上学者如云，思想的盛宴，这北京龙岩一线通，现代化交通速度的快捷，还真是仿佛梦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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