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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记者 王漪/文 王晓莹/漫画
1992年，陶向前的儿子开始上小学，没过多久他便接到要开家长会的通知，走进教室，很费力地坐进那张小课桌，一下便想起了自己的小学生活。此后，随着儿子升中学、考大学，陶向前不时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30多年前，陶向前还是个文学少年，是那场轰动全国的考试让他进入大学。
现在，已是一家IT公司高管的陶向前同许多同龄人一样，曾经坚定地认为高考可以改变人生。但他儿子小陶的学习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当初的看法：从素质教育到3+X高考，改变命运的其实不只是那几场考试。
上世纪70年代中期 紧跟潮流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教育系统曾一度中断。1958年出生的陶向前，上小学时便被迫中止了一个学期的学习。1972年初，他进入位于西城区新文化街的鲁迅中学，在这所前身为国立北平女子师范的学校里，陶向前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文艺之风。
渐渐地，他喜欢上了文学和这所充满人文气息的学校。放学后，他会和语文老师一道骑自行车回家。路上，对鲁迅文学颇有研究的老师总会给他讲上几段文学故事，这简直成了陶向前每天最开心的事。
两年半以后，由于搬家，陶向前转学到了京工附中（现为北京理工大学附中）。虽然之前就听到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他发现新学校里的学生似乎更能领悟到这条响亮口号的内涵，对于理科格外重视。于是受到环境的影响，一直酷爱文学的陶向前开始融入大家。那个年代，学习好像是件需要人拿捏的尴尬事，社会上的政治风气很容易就飘到学校里来。“不学不行，但是也不能让人觉得自己是书呆子，所以好多学生都偷偷地学。”而此时，陶向前依然对文学保有热度，每到学校组织活动，他都会为此写上几句。
1977年初春，陶向前高中毕业，几乎没怎么选择，他便到了海淀区永丰公社插队。11月的一天，他听到一个消息：全国将在下个月举行高考考试。干了快一年的农活，已是二级劳动力的他对此并没太多惊喜，只是觉得自己该去试试。
填报志愿时，在父亲的建议和不容置疑的口吻下，他填上了“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他说自己那时的选择全是为了响应毛主席“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号召。而对其他的学校自己是一无所知。“总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署名‘良效’的人写的文章，那其实是北大、清华的校党委组织的一个写作班子，于是就以为这两个学校是专门写文章的。”
1978年 命运转折
那场前所未有的紧张考试
一个月后，多年中断的高考如期而至，许多人通过这条拥挤的独木桥，走上了更开阔的人生之路。而陶向前却在这场考试中被挤下了桥。“一上考场才发现自己基础太差，自己为备考只看了一个月的书，这显然不够。”没考上也就没机会知道分数，但陶向前明白自己差在哪儿，他将目光瞄准了半年后的再一次高考。
回到家，他翻出自己一直保留的中学课本，背着这十几本课本回到了公社。“数学方面的问题比较大，所以我从课本第一页的正负号开始重新学习。”因为天天都要下地干农活，加上每天晚上复习功课，“那半年来每天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天天就是困，只要发现亲戚朋友从海南带来的咖啡豆，不等碾碎就全扔到锅里煮着喝”。
带着还有点忐忑的自信，1978年夏天，陶向前再度走入考场，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紧张的一次考试。“为了脑子清醒，我特意往太阳穴涂了点清凉油，但天儿太热，我一边考一边擦汗，一下把清凉油抹进了眼睛。”这下把本就紧张的陶向前急坏了，擦了半天眼睛才重新看清考卷。教室里安静得只能听见钢笔写字的沙沙声，其实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紧张。
录取分数线公布后，陶向前叹了一口气，在这场全北京20多万考生参加、录取比例为1：40的考试中，他因为物理分数低而再次落榜。不得已又回到公社继续干活。就在1978级大学生入学一个月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林乎加决定减低分数线，扩大招生名额。新的分数线公布后，陶向前搭上了当年通往大学的最后一班车。
上世纪80年代 刻苦至上
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又是一年春天，陶向前开始了自己在北京钢铁学院一分院机械系的大学生活。因为是扩招进来的，学校没为他们准备宿舍，他们要每天回家或自己解决住宿，并被称做“走读生”。
“学校的管理很严，学习的自觉性全靠自己，但我们都非常刻苦。”许多人因为“文革”，没机会上大学，陶向前的同学中最大的34岁，最小的只有17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对此体会更深：“许多人都带着孩子来上学。”
“好多同学为了学习，把书绑在自行车前面的架子上，边骑边看，还挺潇洒。”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偶尔的结伴出游，他们更多时间是在“占领”自习室。“有时要跑好几个教室才能找到座位，每个教室的关灯时间不一样，我们都愿意去关得最晚的那间学习。”
作为理工科学生，大量的计算不可避免，可计算器那时还是奢侈品。做毕业设计时，陶向前将数值带入一个已使用很久的公式时，总是算错，他认为是公式本身有问题，于是向老师提出自己的质疑。老学究们一开始惊呼这不可能，但研究了半天后发现的确如此。陶向前因此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奖励：可以随便使用老师的那台计算器。正因为看中了他的钻研精神，老师们建议他考研究生，但作为家中老大，陶向前决定毕业后就工作。
多年以后，他回到自己的母校参加校庆典礼。当白发苍苍的老师见到昔日爱徒时，语重心长地说：“我的教学方法跟以前一样，但我再也没见过像你们那样刻苦的学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关注课外
小学生在作文中吐露心声
毕业后，拥有本科学历的陶向前被分配到首都钢铁公司，成为一名干部，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也在这里遇到了现在的妻子。1986年，儿子小陶来到了这个世界。
说起当时对小陶未来的设想，陶向前说自己没想那么远。但要让儿子上大学，是早就认定了的。1992年，小陶背起书包，迈进小学校门。第一天放学回家，小书包已被塞得满满的：英语、自然、劳动、音乐……“我们那时候没那么多课本，就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两个本一个铅笔盒，全往‘军挎’里一装就齐了。”
从学校教授的课程内容上，陶向前明显感觉儿子所学的知识比自己同期要难很多，“他五六年级时，我给他辅导功课，发现数学题跟自己初二、初三时学的差不多”。在与小陶老师接触的过程中，陶向前想起了过去被自己看做是告状的家访，而对自己顽皮的儿子，老师们基本都是用鼓励式的口吻表扬。对此159中学教学主任宋惠觉得，自己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学生”， 在老师们的眼中，学生还都只是孩子。一次，一名老师病了，宋惠便去代课。上课后，她发现下面一个学生在吃东西，还发出很大的声音影响其他同学。“要是在过去，我肯定会很严厉地对他说‘别吃了，这是课堂，你知不知道纪律’！但现在肯定不能这么说。”
而另一件小事则让陶向前切身感受到学校对孩子教育的重心已开始从知识转到对学生本人的关注。一天，儿子的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我的烦恼》的作文。陶向前觉得很奇怪，这么小的孩子能有什么烦恼？自己当年上学时，学校让写的都是紧跟社会形势、类似思想汇报的东西。后来他在儿子的作文中看到了儿子的烦恼：“因为自己很胖，所以有时会受到同学嘲笑，这使他很苦恼。”儿子告诉他，老师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希望推荐到区里。陶向前一听很高兴，便动手帮儿子改起来。“因为我的改动，儿子没有把作文交给老师。”知道这事后，陶向前好像头一次走进了儿子的内心，觉得现在的孩子跟自己那时真的不一样，在思想上他们比那个时候的自己更独立。
上世纪90年代末期 能力优先
告别题海战术不再死读书
结束了小学的课程，陶向前开始想办法让儿子进入优秀的中学，而他们所在的石景山区，惟一的一所市重点中学却没有初中部，小陶考入了一所民办公助的初中学校。
第一天入学参观学校时，大理石地面、洁白的墙壁以及设备先进的多媒体教室、理化生实验室让陶向前牢牢记住了校长的话：学校给学生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今天的学习质量将是未来的生活质量。初中阶段，陶向前觉得儿子所上的课程比自己那会儿又有了很多变化，除了常规课程，交通安全、生理卫生、消防知识等一些顺应社会发展的常识性课程都被带到了课堂。“我们那时路上基本没车，用不着学交通安全。”
3年后，小陶顺利考入一所市重点高中。想到自己高中时为了学习苦寻习题的经历，陶向前开始给儿子买各种复习材料，准备高考。但在小陶身上，那些练习册显然备受冷落，“等他考上大学后，我一看那些练习册，里面干干净净的，一个字都没写，估计连翻都没翻过”。儿子对此有自己的说法：“老师在课上讲的知识点自己都理解了，做好学校布置的复习题就足够了。”陶向前觉得这挺有道理，高中三年，从不熬夜和突击复习的小陶在全年级400人中一直保持前60名的成绩。“有的科目在班里还能考个第一。”陶向前说到这儿，脸上有种骄傲。
21世纪 通识教育
上大学变得顺其自然
随着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大学的录取率逐年上升，那条独木桥开始逐渐变宽，可以承载越来越多的人。与此同时，2002年，为强调对学生能力的考核，加强学科间关联，北京市决定将延续了几十年的高考单科考试变为“3＋X”考试。身为理科生的小陶2004年高考时，在两天内参加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单科考试以及理科综合考试（生物、物理、化学）。
全家人并没因这场考试的到来而特别紧张，“这几年北京市的高考录取率都在70%，好多重点中学都超过了90%，儿子考大学肯定没问题”。最终寄到家里的通知书证明了陶向前的自信，小陶考取了“211工程”下的北京工业大学。
为了给儿子创造学习条件，刚一进大学，陶向前便给儿子买了笔记本电脑，查资料变得轻而易举。“当年大学图书馆里关于我这个专业的书大多是俄文版，去外边买书一般要一块多一本，我一个月18块钱助学金，很不禁花。所以多数时候还是买校内复印的各种售价几毛钱的资料。”
作为一个大学生，小陶的学习比高中更忙碌，学校为了响应国家政策，便于未来就业，将他们的专业范围拓宽，加强了通识教育。陶向前说自己那个时候专业分得很细，“我读的是冶金机械，此外还有炼铁机械专业和炼钢机械专业”。小陶所学的专业是电子信息工程，但他前两年的基础课根本不分专业，还要学习比较热门的通信工程课程。
今年毕业找工作时，一家电信公司看到小陶曾学习过通信工程课程，就决定聘用他。新教学结构的优势一下就显露出来了。
现在，老陶、小陶都已过了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阶段，他们将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工作实践中，但这些好像还不够。“每个周末都有各种特长班，想补什么就补什么，想提高哪方面就提高哪方面。”现在，陶向前从刚上小学的侄女身上感受到一种有别于自己当年的教育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都是向着素质越来越高、人才越来越多的方向变化。学习再不是什么奢望了。
演变过程
30年教育印象
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党中央做出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当年考生570万，录取新生27万，录取率为6.8%。经过30年的艰辛探索，我国逐步成为世界上规模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知识贡献和人才支撑，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身鲜明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普及义务教育
1980年，国家明确提出全国在1990年前基本普及小学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进入21世纪，国家把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九年义务教育从基本普及转向全面普及和巩固提高阶段。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明确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不收学费、杂费。
高校扩招
1999年，国家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十五”期间，高等教育为各行各业输送了1397万毕业生，“十五”末期，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6800万人，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员总数已达到世界第二，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高考制度改革
1999年，高考改革正式起步。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实行“3+X”考试。2000年江苏、浙江、吉林和山西4个省也成为这项改革试点。2001年，这项改革扩大到18个省市区。同年，全国高校招生网上录取系统基本建成。
2002年北京地区高考开始实行“3+X”高考考试，同时获得独立命题权。截至2004年，已有十余个省、市获得独立命题权， “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格局基本形成。
2006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市本科招生中开展了“深化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实行自主招生。
“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
2004年6月，为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高等学校人才队伍，教育部启动实施了高等学校“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包括“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三个层次。
高中课程改革
从2004年至今，全国进行高中新课程实验的学校已达10489所，约占高中学校总数的67%，学习高中新课程的在校生约1311万人，约占高中在校生总数的52%。2004、2005年实验省（区）先后都有学习新课程的高中毕业生参加了与新课程相配套的高校招生考试，根据教育部规划，2010年，高中新课程将在全国全面铺开。
来源：北京商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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