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国内众多媒体对此进行了纪念。中国青年报联合教育部考试中心举行了“纪念恢复高考30年大型调查”，并于6月27日发布调查结果；南方周末在今年高考当天出版的报纸上，推出了以“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为主题的策划；新京报在6月6日出版了24版《感考》；北京晨报则在6月13日出版特刊《激情岁月》等等。笔者注意到，在这些纪念报道中，却很少有对媒体自身报道高考的反思。而事实上，“文革”后高考的30年来，在高考报道以及社会教育观、人才观形成过程中，媒体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高考报道的“四多”怪象
分析我国媒体的高考报道，近年来有以下比较显著的“四多”现象：
1.高考报道，“110出动”多
南京晨报6月9日发表《交警家长市民联筑“隔音墙”护考英语听力》的报道，其中一段是：“昨天下午3点到3点半，宁海中学考点前的宁海路实行交通管制，路的两头竖起了‘高考考场请绕行’的牌子。42路、78路、303路和3路在这一时段全部绕行，而出租车、私家车到了路口后，也纷纷选择了从莫干路等附近的通道绕开，只有行人、自行车、电动车和摩托车可以从宁海路通行……”
东方早报6月9日新闻《上海：高考英语听力考试场外家长一起听》，把上海出动警力维护考场秩序进行了充分报道，称复旦附中考点200米布控5名警察。复旦附中校门前正对的是条仅200米长的单行道，就布控了两名交警、三名治安警察。另外还有两名巡警、两辆警车不间断巡逻。学校附近的杨浦区交警大队四中队也随时待命。因英语考试考场西面靠近政熙路，下午2：45至3：20，这段不足100米的路段被封闭。开考前半小时，在单行道入口处，竖起一块5米高的黑板，“禁止鸣号”赫然在目。
海南日报6月9日以《赶考忙中出错一考生忘带准考证110送来》为题报道，8日下午14：05，海口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名郭姓考生的求助，他从白龙路乘出租车赶往府城海南中学考点，到了考点后才发现准考证丢了，也不知道是在哪丢失的，出租车的车牌号也没记。110指挥中心当即与海口市特警、交警、交通局、海南交通广播电台联系，多方寻找该考生的准考证。40分钟后，一商店店主打110称在店内捡到一张准考证。经核实，这张准考证就是小郭丢失的准考证。指挥中心立即指令附近的巡车取上准考证后送到老师手上。
2.高考报道，“闯红灯”多
哈尔滨新闻网6月11日《哈市高考出租车司机用车厢传递真情》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正常情况下需30分钟的路程，要在上班高峰时段的20分钟内赶到，王春雨立即打开急行双闪灯，选择最佳路线。当车行至南直路与汉水路交叉路口时前方指示红灯，王春雨来不及多想，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闯红灯通过了此路口，在湘江路交叉口他再闯红灯，当他把车稳稳停在考场门前，时间是8时58分。高考期间，哈尔滨市一些出租车司机急考生之所急，默默承担了因闯红灯而带来的处罚。”编辑为这段文字加了一则标题“送考生连闯红灯”。
生活报6月8日的一篇高考新闻，以《回家取准考证返回的哥闯红灯送考生》为题报道说：7日上午，哈市一名考生在到达考场后，发现准考证落在家里，取证后准备返回时距开考仅剩10分钟。天鹅出租公司的哥姜辉一路飞奔，连闯数个红灯，仅用28分钟就将考生安全送到了考场。
楚天广播电台《事事关心》6月8日报道《第二届爱心送考活动成为武汉一道独特风景》，以十分煽情的语气说道，在“‘爱心送考’首日，还涌现出了感人的一幕幕：有考生或家长坚持要给付车费,与的哥的姐相互推让的；有考生在路边拦不到车而急得直哭，私家车主免费搭载考生到考场的；还有多名爱心送考驾驶员为了避免考生迟到而不顾交通处罚,连闯红灯及时赶至考场……，这样的场景太多太多了，岂能让人不感动？”
3.高考报道，“不要命”的多
海口晚报6月10日以《打着点滴完成考试》为题报道，“9日上午，8时30分，一名男生乘坐医院的救护车来到了海南侨中考点。据考生介绍，他在8日晚上突然晕倒在家里，父母及时将他送到医院救治。经抢救，医生诊断他患有低血锌，导致手脚发麻、四肢无力，需要打点滴补锌。然而，打点滴补锌耗时较长，且点滴的速度不宜过快，否则考生承受不了。医院和家长决定第二天早上由考生坐着轮椅赴考。”
重庆晨报6月20日报道《患尿毒症仍参加高考晕倒考场坚强男孩感动县长》，讲述了又一则“感人”的故事：“昨日，记者在重医附一院见到谭坤东时，他正在看同学们发来的端午节祝福短信，床头摆着已读了一半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谭坤东说，自己是今年2月被查出患尿毒症的。由于患尿毒症后每天要服免疫抑制剂，副作用反应较大。特别是在高考场上，每天早上7点钟就要服降压药，到9点钟以后药效发作，心跳得厉害，写字用不上力，还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但是，他咬牙坚持着，在考语文和理综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理综考完后，他晕倒在了考场门口。此时，老师和同学才知道谭坤东身患重病。开县县长陈远辉得知后，指示相关部门一定要帮助谭坤东一家人，并及时将谭坤东送到重庆治疗。”
4.高考报道，“考题服务”多
由于社会民众对教育的高度关注，我国不少媒体均推出了各种类型的教育专刊或专版，从总的办刊、办版趋向看，这些专版，几乎成了媒体上的教辅书，关注升学与应试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法宝。
这些教育专版开设的栏目大致包括名师指点、各科学习重点、考试秘诀、试卷点评、试题猜想。无论是强调卷面成绩的高考，还是要求学生综合素质的自主招生选拔考试，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考试题（面试题），对考试题进行点评和分析，对未来考试趋势进行预测，给考生有“针对性”的考试技能服务。而且，这些媒体大多抛开了以前谈论应试、帮助学生应试的羞涩，而主动亮出为考生考试服务的旗帜。还有的媒体，刚在高考前告诉学生“迎考经验”，要考掉一门忘掉一门，不要在考试之后去对答案，不要“患得患失”影响了下一门考试。但是，在一门考试之后，全方位的考试点评就出现在媒体上，试想，如果考生看到这一媒体，他们心中会平静么？媒体给他们一个“考掉一门就忘掉一门”的环境了么？这些情况，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二、高考报道存在的四大矛盾
以上“四多”现象，折射出当前媒体高考报道缺乏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面临着矛盾处境。
矛盾一：呼吁高考降温与高考报道热的矛盾
近年来，每到高考前，媒体均会发出让家长和考生看淡高考的呼声，希望大家把高考看作一场平常的考试，不必过分焦虑，要从容应对，这无疑不错。但恰恰就是这些媒体的高考报道，让人感受到高考热浪灼人。
以教育部机关报中国教育报为例。这份对开8版的报纸，2007年6月6日至8日三天中，高考报道量为24篇。而上海的文汇报与新民晚报这三天的高考报道各为26篇与38篇。平均而言，综合性日报与都市类报纸，高考三天平均的高考报道量约为10篇次。
媒体之所以一边呼吁高考降温，一边却高调报道高考，原因在于，今日之高考，乃全民关注的热点。就高考群体而言，2007年全国1000多万的考生，意味着至少7000万人与高考有间接或直接的关系（考生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还不计其叔叔阿姨等等）。显然，这是一个极具“民生”意义的报道题材，媒体不报道、不关注，无疑等于媒体的失语，没有哪一个媒体敢于主动“降温”。这就如各级地方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在高考之际，想出各种办法来体现“亲民”，会出动警察维护秩序，会发布通知要求社会各界配合，会到考场视察检查各项工作，甚至一把手讲话鼓励考生“轻装上阵”，谁也不敢“怠慢”高考。
无疑，这种互相牵扯，势必导致高考节节升温。而每年如何“创新”高考报道，也确实让众媒体头痛。不得已，除了保证高考政策信息报道、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等常规性报道外，媒体把触角伸到高考的细枝末节；有的媒体则“赤膊”上阵，策划互动活动，直接服务高考。
高考报道由此出现过度服务的倾向。一名考生曾经和我一起做电视节目时说，高考期间，打开电视、翻开报纸、登陆网站、收听广播，高考信息几乎无处不在，不是高校介绍情况，就是专家复习讲座；不是过来人畅谈经验，就是专家帮你按摩心理……这样密集的信息轰炸，让考生们不但不感兴趣，甚至颇为反感，而家长们则成为收看、收听的主力，他们在接受各路信息之后，决定展开高考“营养行动”、“送考行动”、“护考行动”，并由此积累为家长的经验，并扩展为整个社会的经验。
矛盾二：强调教育理想与高考商机论的矛盾
有关专家在分析高考所形成的高考经济时认为，每年的高考，至少已经形成100亿元以上的经济规模———以1000万考生，每人为高考消费1000元计（包括营养费、资料费、培训班、交通费、住宿费等），就是这样的规模。这还不考虑现在的应试教育体系，已经形成了从幼儿园开始就准备高考的态势。
在应试教育的利益链条上，媒体其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明的角度分析，冲在高考利益第一线的是高考培训班、复习班、咨询机构、出版物、保健企业。而这些利益机构要招生，要销售，要搞活动，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无疑是大众媒体。大众传媒之所以推出教育考试专版，其实也是冲着这巨大的“教育产业市场”而来的。
今年高考之前，各地有不少媒体以新闻或软广告形式播发或刊登与高考有关的诸如“母题”、“试题揭秘”、“考试工具”等信息，后来遭到工商部门的查处与教育主管部门的指责。其实，略知高考实情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母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一方面，高考出题的专家参与出题是签了保密协议，学习了国家保密法的，依据协定，他是被禁止从事辅导、出高考书之类的活动的，否则就是违法；另一方面，“母题”出在高考试题之前，再傻的出题专家，也不会犯把“母题”题目搬进试卷的低级错误吧？但有钱便是娘，可以说，最近几年来的诸多虚假宣传，大都是通过媒体平台发布的，有了书商提供的广告费，媒体可以不顾广告的具体内容，大肆鼓吹。虽然在他们的某些版面会有“正义”的声音，可遇到金钱，便似乎没有任何一丝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想法或者闪念。不少媒体把素质教育报道作为响应政府的教育政策，彰显正确舆论导向的标志，而把应试教育报道作为保障媒体生存、促进媒体发展的手段。
矛盾三：媒体社会责任与急功近利的矛盾
素质教育，是过去10余年来主流媒体花大量精力进行宣传报道的重点。但有目共睹的是，素质教育在我国并不见实质性进展，普通家庭和学生很少有关注素质教育的，大多仍旧关心考试与升学。
很显然，在现行考试制度下，媒体越来越失去耐心，觉得推行素质教育，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所谓“百年树人”，教育观念的形成，与育人一样，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正如教育界平时轰轰烈烈喊“素质教育”，却踏踏实实搞应试教育一样，媒体的报道也趋向功利性。高考报道的急功近利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积极服务”于当地政府的政绩。在应试教育体系中，不少地方政府将升学情况作为发展教育的最大政绩，前年就有地方政府因为当地高考成绩不理想而出来向市民道歉，去年则有地方政府重金奖励当地考上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这就不难想象，一些媒体会怎样积极地以浓墨重彩去报道高考；二是“积极竞争”抓住读者眼球。对于全民关注的高考，媒体在构思报道时，首先想的不是怎样理性看待高考，而是怎样与同城媒体、同区域媒体竞争，比谁的报道服务更周到，更及时，惟恐自己在报道竞争中落后，失去读者、失去关注、失去市场，于是导致媒体对考生的服务，连出门要带手纸的细节提醒也不放过，完全把考生低能化；三是“积极策划”活动，为高考热潮推波助澜。高考热潮之所以持续升温，在于社会各方均在高考期间，策划与之相关的活动，其中，媒体以其舆论的强势，在活动策划、宣传、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当几家媒体联手行动寻求报道的共赢时，会很快获得民众的关注，打造出“活动品牌”。
密集的高考报道，也就这样应运而生；素质教育，也就在这个时候完全靠边。
矛盾四：进行批评监督与高考特殊化的矛盾
前文所列举的几则报道，可以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高考是如何“特殊”，“特殊”得可以让媒体不顾自己的公正立场，唯高考是重，为违反道德、违犯法规、违背人性的行为而“摇旗呐喊”。
出动110警车送考生，帮考生十万火急地取回证件；对某些路段进行封堵，以让考生能“安静”……，这多么亲民啊！但是，姑且不论安静的社会生活环境平常就应维护，禁鸣、禁噪平时就应该严格执法，就高考期间的这些做法本身而言，警方也是在努力抓住这一机会树立形象，做出政绩。另外，这种关注与服务，事实上，把考生们变成了“温水中的青蛙”，导致考生自主管理能力的退化。要知道，在高考开考前的相当长时间里，就将学生的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告诉学生，学生还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正表明他们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缺乏负责任的态度吗？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他们需要靠自己的双手打拼，不能总是襁褓中长不大的孩子，需要大人们的万般呵护。其实，理智的媒体在分析“啃老族”，分析大学生就业的家长依赖情结时，都指出我们的教育没有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自主能力。可在高考热浪中，媒体全然忘却了自己曾发出过的正义之声，而连篇累牍地宣扬和鼓噪高考“爱心”。同样，正规的学校应该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办学条件的审批，学生平时的学习生活以至考试，不应该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高考考点的选择，也是有相关标准的，既然选择了这一考点，证明其周围环境适合进行考试。家长要求封路，无非是满足一种表达“关爱”的需要，而出动警力封路，要么反映这些考点在选择时有问题、这些教学机构办学条件办学环境未达标，要么反映大家过度紧张、过度关注。媒体假如不正视这些事实，对“禁声”“封路”之类还作为“爱心”行动来报道，岂不是一种错误导向？
遵纪守法，是作为一名合格公民最基本的责任与素质，媒体一直在呼吁国家依法治国，教育依法治教，公民要有遵纪守法意识，对行人违反交通规则乱穿马路、乱闯红灯的行为常有批评。应该说，这样的报道对大家树立法治意识、增强守法的自觉性，有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可是，对于“闯红灯”送考生之类的行为，媒体却报以掌声；对于家长自发封路堵住来往车辆，给予同情与理解，这不是在向大众传递这样的观点么：高考高于一切，高考特殊得可以让大家名言正顺地违法，甚至以“违法”来体现各界对高考生无与伦比的关注。这是一场怎样的公民教育呢？
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日益增多，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人们在反思大学生为何会因为一点挫折、一点委屈，在学业压力、就业压力、情感纠葛中动辄轻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从小缺乏珍爱生命教育。我们的教育忽视了学生是鲜活的个体，而把他们塑造成只会学习、没有七情六欲的机器。报道学生重病时还坚持高考，想说明的是他们如何不畏惧困难，如何坚强，但是，这同时也让人看到高考的残酷，感觉高考似乎比生命还重要。有学生生病坚持高考，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应当尊重；但是，有何必要公开报道和赞扬呢？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媒体发出的些许批评之声，但这些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众人的口水中。一些人指责媒体不去监督贪污腐败，却来批评老百姓为了孩子未来命运的一点点不合规矩的行动；自己拿不出解决高考热的办法，却“无端”指责政府好不容易为民众来一点特事特办……媒体也确实勉为其难！
三、应该如何调适高考报道矛盾
一国媒体对高考的报道，与民众对高考的关注程度密切相关。在韩国，高考较之我国的情形，可能更为“疯狂”，考生、家长以及社会的紧张程度丝毫不逊于中国。11月16日是韩国一年一度的高考日，这一天学生们要考完4门课程。上班族给考生让路，家长在校门口烧香，学弟学妹摇旗祈福……媒体则连续数日不厌其烦地为考生刊登各种考试注意事项和考前维持良好状态的秘诀。而在美国，根本就没有统一的高考，学生参加的SAT考试，一年举办7次，考生可以一年多次报考，且缴一次费用能考三次；而SAT的成绩，也只是学生申请大学入学机会的材料之一，大学将根据学生的SAT成绩、中学学业表现、社区服务表现、大学进行面试的成绩综合决定是否录取，因此，高考并不那么让家长紧张、社会紧张。
在我国当前情况下，要让媒体不关注全民关注的高考，是不现实、不可能的。而媒体高考报道的矛盾，也正反映了我国高考目前的艰难处境：既想降温，又难以降温；既想改革，却步履维艰。于是左右为难，言行难以一致。
要使高考报道为高考以及整个中国教育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笔者认为，媒体应当以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在高考报道中把握以下三点：
一是坚持媒体立场。毫无疑问，我国媒体的高考报道，已经存在严重的商业化、娱乐化倾向。这与媒体面临经营的压力，一味追求眼球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媒体以商业的眼光来开发高考报道，必然会与应试教育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同盟关系，让自己也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从而无法保证报道的公正与客观，甚至会成为阻碍考试改革的力量。媒体以娱乐的视角进行高考报道，必然会使高考的报道表面化、肤浅化，让人们难以看到事件的本质，也使高考成为大众无意识的、情绪化、非理性、低智商的全民运动。这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的，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就湮没了，而群体的行为总是表现为情绪化、非理性和低智商。我国目前的高考报道，不是正在让每个个体进入这样的群体？
二是遵循教育规律。媒体应增强高考报道的专业化。对于高考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包括政府的政策、企业的活动、学校的管理、社会的配合，媒体在报道、分析时，应从这一现象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真正有益学生的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出发，不能跟风炒作，更不能助长明显有违教育规律，甚至反教育的一些做法、现象。近年来，诸多以公平为旗号的媒体高考评论，呼吁高考重回“全国一张卷，统一分数线”的模式，甚至提出宁愿牺牲一些有个性的、有特长的人才，也一定要维护高考的公平。这样的言论，很难看到媒体的“专业化”，因为这是与教育规律，与教育应发展个性、培养健全人格的本质完全不相符的。当然，不可否认，当前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已经十分混乱，教育问题与各种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互相交织，错综复杂，某些表面上看似很正确的、为学生前途命运着想的“教育”方法，其实从长远看，对学生、对整个社会是极其有害的；而一些符合教育规律、对学生成长有益的方法，却因为受制于社会、文化问题，无法有效推进，或者在推进中衍生为新的教育问题。负责任、专业化的教育报道，应该促进人们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考，把教育改革置于教育规律之中。
三是服务与监督并举。在我国，高考改革难以有很大作为的情况下，对于高考报道，我认为应当服务与监督并举。一方面，对于社会关注高考的现实，必须尊重，要对考生和家长给予必要的高考政策信息服务、考试准备服务、志愿填报技巧服务，这是现行考试制度下所必需的，但是必须把握好服务的“度”，要避免过度服务以及以提供服务的名义牟取利益的行为；另一方面，媒体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传播正确的教育观念，在批评与监督有违教育规律行为的同时，杜绝自身对高考的炒作，自觉地抵制那些“闯红灯”、“封路”、“重病考”、“全民皆兵”、“高考赢家”之类的题材。近年来，不断有媒体倡议拒绝高考状元炒作，就是不错的表现。
要做到服务与监督并举，其实也有赖于前两者。如果没有公正的立场，没有专业化的报道，媒体就很难做好高考服务与高考监督，而长此以往，我国的高考将会在“高烧”中迷失神志，出现各种并发症状。当然，媒体的科学精神和理智行为，同样受制于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从这一角度说，高考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全面充分地考量社会的各种因素，调适已经出现或将会产生的各种矛盾，方能得以推行。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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