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记得留学日本的时候，去一家普通餐馆吃荞麦面。吃完付费走出店门百米光景，听得身后匆匆的木屐声。回头看，是这个店的主人。他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对不起，先生，你吃的是小碗，但付了大碗的钱”。当我把找头攥在手心，想得很多。
后来我常去这个店，店主告诉我，国家很重视“信义”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在1964年东京奥运期间做得尤其大张旗鼓。
那个时候，官厅、职场都在自束自律：为奥运努力干啊！整理、整顿、效率、清廉！街道、小区都在相互提醒：为日本人挣面子啊！“不要在门口摆澡盆子洗澡”，“不要在电车上奶孩子”，“自己的垃圾自己带回去哦”。
全世界都吃惊不小，日本借助奥运会，国民素质上了一个高台阶，甚至传播出一个神奇的报道：“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所有的日本人都把垃圾带回家，现场没有留下一片废纸”。日本朋友告诉我，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日本的经济上去了，日本人的品性也上去了，日本经过了一场国民素质的考试，功劳在于大力开展了国民教育。
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我们的“屋子”是不是明亮洁净，我们的家园是不是安全有序，我们的精神是不是充足向上，世界在期待。奥运既是体育的比赛，又是精神的展示，世界要看我们雄伟的“鸟巢”、“水立方”，也要看我们民族素质的大厦。
有史以来，亚洲获得过3次奥运举办机会：1964年东京、1988年汉城和2008年北京，相隔大约都是20年。北京奥运，是否也是一场亚洲国民素质的比赛会，而要提高国民素质，我们不讳言“国民教育”。
日本国民教育起步很早，近代的发起者是福泽谕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强调首着先鞭的不单是“殖产兴业”，全力追求的也非“富国强兵”。他把当时转型中的日本定义为“半野蛮”的国家。
他痛感“文明开化”———新思想的普及与新道德的建设，才是才俊志士关心的首要问题，做到这点，必须着力于教育人民，于是写了《文明论概略》，解说“文明”的意义，阐介文明进步的关键是人民“智德”的健全。此书出版，畅销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又有《劝学篇》行世，所谓“学”既可理解为学习，又可理解为是学养品德，“劝”即是苦口婆心，劝说诱导，目的还在于启发人民，积极向善。
其实何止日本，大凡国家崛起，首先崛起的必是国民精神。英国人亚当·斯密既有《国富论》的发表，传播强国富民的要诀，又有《道德情操论》的问世，强调民族德性与国家富强是雄飞世界的双翼。
当年德国发愿跻入世界强国之列，把经济力的强盛、军事力的强大，国民道德力的强劲视为三大条件，而此三大条件中，又将道德力的强劲，视为强中之强。他们重视国民教育，并从孩子做起。至今流传这样的话：德意志强国的脊梁树立在小学生的课桌上。
马克斯·韦伯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示这样的道理：推动市场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不是人们的“逐利”欲望，而是背后深藏的“求义”精神。他孜孜不倦地告诉他的读者，“勤勉劳作的工作态度-节俭去奢的储蓄精神-谨诚敬业的天职理念”建构了比市场王国更重要的“意义世界”。
纵览中国近现代史，所有爱国有识的知识分子都将国民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鲁迅奋笔塑造“阿Q”与“孔乙己”的形象，给中国的愚昧、固陋照相，让国民于照鉴中有自觉，于震动中求振作。
早在1902年，梁启超写《新民论》，开章就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所谓新民，就是让中国人思想一新、品德一新、风俗一新。他论道德有二，一为私德，一为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这叫做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处处想到群体，事事有益群体，这称作公德。他深觉“中国道德发达不谓不早，而国家教育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因此发动教育，提倡公德。
奥运在即，国民教育的意义分外凸现。“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风吹草偃”，君子有德，国人望风披靡，国风涣然。古代君子含义，是“士农工商”中的“士”，今天是官吏、学者、记者、教师、作家、导演等，一切站在国民教育一线的人。
“以吏为师”，中国传统上各级官吏担任着教育人民的重大责任。君子有德，教育者必先有德。“风吹草偃”，他们在人民中起“带头”作用，切不可把人民“带坏”了。
尤其在此迎接奥运的日子里，“君子”们正在自问自省：站在人民队伍的排头，做出了什么样的榜样？做出了什么样的工作？是否克尽了“国民教育”的“天职”？
这是因为，奥运会是决定伟大中华能否把国民素质提升一步的“高考”，中国正在迎接这场“高考”。
（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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