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2月07日 16:06 《董事会》
文/陈茜
热火朝天的扩建，完全缺乏财务约束的借债，日甚一日的入不敷出，大学可能正在纷纷踏上“破产”的不归路
张立是某大学的一位新生，在位于市郊的新校区上大一。前不久，张立听到了一个坏消息，学校要卖掉在市区内的本部，全校将迁到位于大学城的新校区，这将他们在大学的后两年去“城里”上学的理想击了个粉碎。据说，起因是学校建分部欠了银行一笔巨额债务，必须卖地偿债。然而，即使是卖了本部也难以还清债务，张立和他的同学纷纷议论着学校“破产”的风险。不过，这并不是这所学校单独面临的尴尬，众多大学其实都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
大学会破产吗？20年前，这似乎是一个不值得一问的问题，然而，就是这个原本有着绝对否定答案的问题，今天正在中国逐渐变成一种现实的危机。民办大学艰难求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占全国90%的公立大学也纷纷坠入了重重财务危机。原来，大学也有入不敷出的一天。
大学，又一个高危行业
“你们学校借钱了吗？”这是近年来大学领导们相互之间最为流行的“问候语”，其中虽然不乏“戏言”的成分，却也十有八九地概括了当今大学的财务状况：举债“兴教”已成为大学的一种“时尚”。
20世纪末，国内高校的扩招高潮一浪胜过一浪。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书”)，1999-2004年期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增长了2.2倍，其中研究生人数增长了3.1倍，而此前1993-1998年的6年间，分别只增长了34.4%和86%。
显然，原有的教学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学生对教学硬件、软件的需求，于是，高校的扩张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学城”这个新名词也应运而生。大学城不是在一天建成的，与大学城一起壮大的是大学的招生规模，还有巨额的银行贷款。
自从1999年年初，各高校获准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后，大学和银行之间的联系就愈发紧密，在银行的“大力支持”下，一座座大学城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南京的仙林大学城的规划面积达70平方公里，投资达50亿元;同属南京的江宁大学城占地30平方公里，投资达40多亿元;位于广州小谷围岛及其南岸地区的广州大学城占地超过43平方公里，投资竟高达120亿元……除了上述大学城中的“巨无霸”外，还有众多“小型”大学城零散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它们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功不可没”。
一边是大学扩张带来的大学教育的欣欣向荣，一边却是自身的负债累累。2005年6月28日，李金华曾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在对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和调查后，发现不少高校大规模进行基本建设，造成债务负担沉重。截至2003年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72.75亿元，比2002年增长45%，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
根据国家审计署于2005年5月30日发布的《四城市高教园区开发建设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以下简称《调查结果》),四市(即杭州、南京、珠海、廊坊)高教园区建设计划投资中的银行贷款占近三分之一，截至2003年年底，实际取得银行贷款152.76亿元，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59.42%。其中，南京中医药大学新校区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堪称贷款建校的“楷模”，它们分别已贷款7亿元和6.28亿元，分别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93%和94%。从1999年开始，银行与大学的合作成为一种风潮。“开发和建设大学城所需的资金额绝非一个小数目，都是上亿、几十亿，甚至百亿。这些资金主要是靠银行贷款。”
江苏省审计厅曾对全省省属高校负债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在正式的审计报告公布之前，审计厅已经向外界透露，一批省属高校由于建设新校区等原因，欠下巨额债务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南京财经大学贷款规模达8亿元左右，南京邮电大学也有7亿-8亿元，南京工程大学也有3亿元之多。
问题是，如此高的负债率，大学有能力偿还吗？事实是，它们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还款陷阱，不提本金，每年的利息已足以让它们气喘吁吁。
有消息称，南京中医药大学为在仙林大学城建设占地1500多亩的新校区，目前除欠银行7亿余元贷款外，还欠各施工单位款项上亿元。该校领导也曾经向媒体承认，学校每年的收入除正常开支外，只能还清银行贷款的利息，还本金不大可能。因为学校每年学费收入为1亿元左右，政府年拨款6000多万元，除去1000多名教职工一年内近亿元的工资奖金和教学、科研、行政开支，所余款项只够偿还贷款的年利息。学校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据一位老师介绍，近年来，学校教职工的待遇明显走了下坡路，不但原定的教工工资的调整迟迟不能到位，连原先的课时费也一降再降，助教的课时费由原来的40元降为25元。
如果将大学当作公司，以中国今日大学资产负债率之高，财务风险之大，中国大学显然已经成为继银行、证券业之后的又一个高危行业。
大学会破产吗？
“唉，肯定还不起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大学财务处工作人员感叹，该大学在大学城里新建的校区看起来气势磅礴。
如同一个蓄水池，如果出水管总是比进水管粗一圈，即使有源源不断的收入进账，也会因过于高额的支出而早早干涸。收入来源难有保障，支出却节节攀高，大学入不敷出并不是天方夜谭。
在大学的收入这一栏中，国家财政性教育资金理当排在首位，不过这也会因大学的“出身”而命运各异。国家教育部部属院校，可以直接获取国家财政拨款，经费相对充足，只是这类大学只占全国大学很小的比例，而由地方政府拨款的大学，则要看地方财政的状况了。
总体而言，近年来，国家财政拨款的总额虽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占大学收入的比例在逐年下降。教育学者郭海的统计表明：1990-200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从93.5%下降到50%，而这也符合国际惯例。世界各国都把基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投资的重点，由政府承担其主要投资义务，政府财政的公共投资占基础教育投资的比重达到80%-90%。相比之下，我国财政投资占基础教育投资比例显然太低。因此，增加投资基础教育的比例显然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资方向。对于大学而言，虽然这部分资金来源尚有保障，但上升的空间已经很有限。
学费是近年来大学增加收入的一大“法宝”。近几年来，中国高校学费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学费占教育成本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有统计表明，学生及其家庭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从人均GNP的1.65%上升至51.87%，一些地方性大学甚至达到71.8%，普通百姓对学费已经不堪重负。因此，大学学费的增长空间已经所剩无几。虽然2000年以后高校对扩招的研究生收费，成为高校的另一大重要“财源”，但这仅限于研究力量较强的大学，对于那些教学型大学而言并无多大意义。事实上，近期研究生、本科生频繁拖欠学费的事件开始时有所闻。为了控制大学学费急速上升的势头，政府已经逐渐对收费标准开出了“指导价”，即使部分高校按教育部门规定可高于普通标准收取学杂费，但未必能按照预期招收到足够的人数。如北师大珠海分校2002学年学杂费入不敷出，亏损892万元，而贷款前预测的是收支相抵结余700万元。考虑到以上种种事实，中国大学继续以盘剥学生为手段的“挖潜”能力显然也已接近极限。
更为尴尬的是，高额收费也很难保证学费的持续增长，因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着高校不断增加供给已逐步得以满足，已经度过了“井喷式爆发”的阶段，而高考适龄人数也将在2008年以后走下坡路。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到2008年，高考适龄(18-22岁)人数将达到最高峰。也就是说，2008年以后，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将逐步下降，大学的学费收入增长前景可谓极其黯淡。
外来收入的增量有限，大学自身造血的功能也未见起色。根据《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校办产业统计分析报告》，2004年，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实现收入总额、利润总额、对学校的回报分别为969.3亿元、49.93亿元、17.53亿元，其中科技型企业占比分别为82.23%、82.07%、47.06%。即便不考虑虚报因素，也可以看出，中国高校创收收入总额非常有限，且利润集中在科技型企业，这说明少有几家大学有能力依靠科技创收。高校的上市公司中，业绩平平的占大多数，而像南开戈德之类则早已难以为继，无奈将壳转到他人名下。
除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正式收费之外，乱收费也是大学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如今，大学的收费已经实现了“创造性”突破，各类费用可谓五花八门：有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有辅修费、旁听费，超标准、超范围收取的学费、住宿费;有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还有重修费、专升本学费……2005年，部属18所高校收取的上述费用竟高达8.68亿元，比2004年增长32%，占当年全部收费的14.5%。不过高校显然不能对这类收费的可持续性报太大希望。教育产业化所激起的天怒人怨，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为中国最恶名昭著的行业之一。其监管的日益收紧，收费的规范化已势在必然。
由此看来，大学的收入似乎已经接近天花板，很难再有突破。但在另一方面，大学支出的刚性增长还会长时间持续。
新校区的开辟、配套设施的完善、大学的基建支出、大学员工不断增长的收入要求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旦陷进去，就难以爬出来。南京中医药大学分别耗资亿元的图书馆和体育馆就让笔者触目惊心，前者终于在建建停停后交付使用，而后者则因为经费匮乏，仍然尴尬地矗立在校门口的左侧，正式启用不知是何年。
不过，在一轮又一轮大规模基建之后，更让大学头疼的估计还是滚滚而来的利息，这些巨额贷款的利息像一座大山，将它们压得没有翻身的余地。位于南京江宁大学城的南京工程学院新校区总面积达2250亩，预计投入11亿。除了一期工程4.2亿的投入外，学校还有7亿的融资缺口，而在已经投入的4.2亿元中，该校已先后向工、农、建行借款3亿多元。面临每年2000多万元的利息，学校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巨额的利息支出是它们为了扩张而疯狂贷款后必须吞下的苦果。
由于教学规模的扩大，高校的设备购买、教职工的工资支出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不知不觉间，大学教师们的抱怨渐渐无声无息。国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1984-2004年期间，我国高校教师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7.8倍，更何况，在公立高校中，行政人员通常超编，许多高校的行政人员数目甚至高于教学人员。随着高校之间的“人才战”越来越激烈，惊人形成了攀比之风，你用百万元聘一个教授，我花千万元加别墅引入一个学科带头人，但对这些引入人才是否能做出相应的贡献并没有具体的评判体系，以至于这些所谓人才中的大部分只是装扮了门面，并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升级”过程，专科升为本科，“学院”升为“大学”，大学还得进入“211”……就在这场运动中，高校之间也要为“名分”争得你死我活，带有“中国”二字的大学名称，稀缺的“211”名额，都需要众高校拼个你死我活，当然，由此带来的“公关性”支出自然也少不了。某师范大学为了跻身“211”，曾不惜一切代价，借来巨款以备送礼之需。为了使评审团的工作更加便利，各高校之间千方百计，斗智斗勇。为了避免评估的书面资料过重，将大学资料的电子版装入笔记本电脑并赠予评估人员已是个惯例。美其名曰是为了方便评估人员了解学校的概况。此外，本科教学评估，申报学位点(尤其是博士点)，申请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等等，也是高校需要力争的项目，因为这不但关系到未来的收入，更关系到学校的脸面。于是，评审人员收到的礼遇可想而知。南方一大学为了热烈欢迎评审领导，所有校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在最高级的酒店下榻后，校领导还要逐一探望，其中的腐败不必多说。但是要旁听哪位老师的课，系里早在前两天就已通知到本人了。对于高校而言，这类费用不可小视。
高校的支出项目中还有一项，可以称作“无奈的浪费”。如今，多数高校的老校区均在城区，而新校区都在郊区，二者之间的距离少则十几公里，多则几十甚至上百公里，住在城里的教师们为了去新校区上课，搭在路上的时间远比上课的时间长，撇开这隐性的浪费不说，这每天来回的班车费用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南京大学一位老师介绍，由于来往鼓楼校区与浦口校区要过长江，很不方便。仅过桥费在内的班车成本，“每年要跑掉一幢楼”。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已经有不少大学达到技术性破产的边缘。中国大学普遍的财务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换言之，在未来几年中，大学的破产或者债务重组将是高概率事件。
软预算之祸
“不建教学楼，怎么进入‘211’呢？”这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困惑，虽然这不是“211”的本意。“211”工程的原意指的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 重点学科点，其中心任务是：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但是到了现实中，申请进入“211”就成为众高校领导下达的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唯有进入“211”，学校才有未来，自己才有面子。
不可否认，中国的大学并不是独立的教育机构，而是隶属于中国庞大的行政体系，因此，虽然冠以“大学”之名，但往往带有中国官僚结构的“特色”。校长是谁任命的？他们的业绩评判标准由谁来定？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决策。
目前，中国各大高校的主要领导遵从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们的个人能力、办校成果都必须遵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则，他们的任职期限，职位的升迁或调动，都掌握在这些部门手中。在这种体制下，高校的领导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官僚人格”。众所周知，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但是这些“软件”因素不但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和维持，见效慢，而且不能都在直观上被察觉，这对于追求“立竿见影”的高校领导者而言，显然不是最优选择。在现行的机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内，很多高校领导与地方官员一样，开始盲目追求数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质量上的提高，而高校也走上了“粗放型发展”之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示自己的业绩，高校纷纷大兴土木，圈地造楼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上看，鉴于位于城中的校区面积小，而且难以向外扩展，扩招后的高校纷纷在城郊建立新校区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发展方向，可是在一阵“大干快上”之风吹过后，许多高校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在冲过了本该止步的终点后继续狂奔。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的资料，全省已经开工或计划建设的大学城达9座，如果每座大学城平均容纳5万名学生(这只是保守估计)，全省大学城可容纳45万名学生。而江苏全省每年的考生人数只有20多万人，即使所有考生都选择省内就读，这些大学城的规模也要浪费一半。与此同时，高校的基建费用也是扶摇直上，从2003年起，江苏高校每年的基建费用从以前的大约10多亿元升至80亿-90亿元，投资规模仅次于交通建设。
为何高校的扩建如此缺乏计划性？追根求源，高校扩建在规模上的一味求大，是因为其资金使用的软约束。一直以来，高校并无公布其财务状况的义务，其资金往来几乎完全不透明，资金的使用也鲜有监督。多数大学领导都怀着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宏愿，无论如何，在气势上要高人一筹，在开支上就缺乏远见和成本意识。一旦贷款到手，扩建、装修便更加肆无忌惮。办公楼、教学楼要尽量豪华，体育馆内的设施要尽量先进，操场要尽量大，校园要尽量美化……大学城内的校园可谓你拼我比，竞相绽放。即使超出了预算也没多大关系，也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有消息称，1993年南京某大学浦口校区动工，由于基建材料价格上涨，当年出现了4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不得不求助于江苏省政府划拨，而这笔款项最终也以核销而了之。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四城市大学城的占地中，高尔夫、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和山体、绿地、水面及闲置地等就占42%。更有甚者，大学城中的项目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正常的想象。
此外，在高校扩建的浪潮中，地方政府也“功不可没”。在“211”工程的评选体系，一些对教学硬件的要求成为地方政府追求当地GDP业绩的工具。根据国家教育部相关规定，对于进入“211”工程高校的拨款，只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如此一来，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的办法以“支持”教育，银行也开出了诱人的贷款条件，以弥补学校建设经费的不足，于是三方相见恨晚，一拍即合。
只是目前大学城的开发建设，已经脱离了原先单纯解决高校扩招压力的初衷，成了诱人的“蛋糕”。对于政府，利用银行贷款来支持高校扩建可谓“一石二鸟”。银行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似乎找到了优质客户，为多余的存款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去处;政府则不但解决了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问题，还坐收了由高校扩建带来的GDP增长以及周围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地方政府虽然低价向高校出让了土地，但是早已在其周围的土地出让中赚了个盆满钵满。以南京的江宁区为例，随着大学城的安家落户，当地商品房价从几年前每平方米千元左右上升至现在的每平方米3000多元。面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多方共赢的局面，岂能错过？
中国高校盲目扩张规模的原因在于其官僚行政单位的本质，而这种属性所带来的，则必然是财务上的预算软约束。
谁将为大学坏账埋单？
“你们借那么多钱怎么还？”
“在借钱的时候，我们压根儿就没打算还。”
这是一段发生在两所著名大学负责人之间的对话。毫无疑问，这肯定会让中国银行家们暗中叫苦。
公立大学大量向银行贷款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根据“蓝皮书”，2004年，按照高校贷款最高估计是2000亿元。但是如果公立高校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少则上亿元，高的达数十亿元的贷款，其还贷能力从何而来？这不得不让人顿生疑问。
前文已述，众多高校由于过度借款，现如今已经沦入有力付息、无力还本的境地。如果收入来源发生波动，那么其付息的能力也要大打折扣，银行面临的贷款风险将大幅上升。有消息称，一些当地的银行纷纷接到总行通知，暂停对高校的所有信贷、授信业务，包括已经签约和正准备发放的贷款。内地的大学城项目已经被排在“钢材、水泥、电解铝”之后，成为又一个高风险贷款项目。
但是据记者采访的结果，银行方面的态度并非如此消极，它们认为高校贷款均有土地作为抵押，如果高校发生财务危机，银行理论上可以通过拍卖高校事先圈得的土地甚至其他固定资产以收回贷款。不过，这也许只是银行表面乐观的理由罢了。因为土地的价格波动性很大，从根本上讲并不具备保值能力，加上这两年土地基础价格被大幅炒高，土地的实际抵押价值更是可疑。即便剔除上述因素，如果“高校”概念不复存在，这些郊区的土地也没有多少增值潜力。
可见，银行并非要依靠卖楼卖地来收回贷款，其真正赌的是政府肯定会来“救火”的。如果银行和高校之间发生借贷纠纷，作为当初力促“银校合作”的地方政府会袖手旁观吗？对教育负有终极责任的中央政府会不出来干预吗？在银行看来，由于大学城项目多受政府支持，政府似乎已经成为这些巨额贷款的“第二背书人”，即使没有明示的担保，也做了隐性担保。如此一来，政府就要被推到风口浪尖。高校的疯狂扩建，银行的热情解囊，在这背后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假设——高校还不起债务，自有政府来填窟窿。这是否也是一种你请我愿的“银校合谋”呢？
当然，政府充当救火队长也不无可能。如果没有政府的及时赶到，那些国有银行、券商们的不良资产早已够它们破产数次了。鉴于高校“破产”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政府不但不会见死不救，甚至会拨出巨款，以示安抚。到头来，只剩下迷惘的纳税人，一边为高额的学费苦苦挣扎，一边为偿付高校的贷款而默默贡献。
大学作为当今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不仅吃银行、财政，也同样吃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其一家通吃的能力比之传统国企以及新型金融大盗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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