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决定从2008年春季学期起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统筹规划，规范办学行为，并切实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问题。这是继免除农村地区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之后，国家在推行九年免费义务教育方面的又一重要举措，是国家教育优先、人才兴国战略的又一基础步骤。

    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相较于在农村，国家在城市推行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制度，对于减轻民众负担的作用要小得多。何以见得？因为中国当下城乡居民教育支出负担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大学学费高，另一方面在于高中阶段费用较高；而在义务教育阶段，在城市则主要表现为借读费和择校费。比起动辙数以万计的择校费和借读费，每学期几百元学杂费的减免实在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借读费的问题，伴随着人口大规模迁徙而生，是中国城市化运动和户籍管制的一个附产品。择校费的问题则复杂得多，因为这涉及一个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普遍存在的教育质量差异问题，这种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政府要尽一切力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但客观上说，不均衡总是常态，均衡是非常态。

    应对不均衡状态，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不承认不均衡，并且否定学生及其家长的择校权。很多地方采取看似平等的划片招生方式，而大量择校以地下方式进行，择校费反而水涨船高，并成为学校和教育部门巨大的灰色收入来源。以这种思路主导，也有均衡教育资源的措施产生，比如“名校办民校”、“名校办分校”，或者在优质校与非优质校之间实行师资交流制度，但归根结底仍是同一种教育模式的复制，对于人才的差异性发展未必是最好的。另一种办法是承认不均衡，并且肯定学生及其家长的择校权利，也承认学校和学生的差异，并鼓励他们差异化发展，形成因材施教、百花齐放的局面。

    我们认为后一种办法更加有效。美国就曾经通过一项法案，扩大那些长期就读于失败学校的学生的家长选择学校的权利，并使他们的选择具有现实可能性。比如，一所学校在教育部门的审核中被视为“失败”后，该校学生的家长将被允许将自己的孩子转入质量更好的公立或特许学校，择校费用主要出自联邦的教育基金和各种“无条件赠与计划”的资金。与此同时，“失败学校”也就是薄弱校将得到联邦政府的特殊支持，获得联邦政府补贴。这项法案被认为标志着人类思想的巨大飞跃，即认为每个孩子都具有学习和超越任何外在的诸如贫穷、种族、遗传等局限的能力，从而应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中国的教育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状况:在农村，高中教育的收费制度使绝大多数农村孩子仅上完初中就流入社会，成为劳动力素质总体较低的一群。国务院今年5月批转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显示，200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030.95万人，毛入学率仅为52.7％。这一数字意味着，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就被推上了就业市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孩子，这使得农村孩子一进入社会就与城市孩子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在城市，则是从幼儿园开始直到高中阶段的择校费担子压得家长们肩头红肿。

    因此，从切实减轻民众教育支出负担，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教育优先”的治国方略着眼，此次国务院免除城市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只能算一小步。更大的步伐还在于:一是如何切实解决择校问题，二是尽早实施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失业高峰期，政府应大力发展教育，这既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治标之策，也是提高未来劳动者竞争力的治本之计。

    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70多个已经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除发达国家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我国1/3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所以，政府免除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之举，并不值得过分惊喜，我国的教育兴国之路任重道远。

    专家分析，假设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依法入学，每年每个小学、初中、高中生的平均义务教育费用分别为500元、1000元、1500元，按此推算，2006年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约需2260亿元。而当年全国财政收入近四万亿元，今年又净增7000亿元以上，而且不包含上万亿元的土地等预算外收入。可以说，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十二年免费教育，财政能力已不是根本问题。

来源：文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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