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教育学”我们该怎样解读?
2007-09-12

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9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师大,看望刚入学的免费师范生。温总理说:“我以前讲过穷人的经济学,今天讲讲穷人的教育学。我们的国家太大,尽管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但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

   “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人,都应该有一颗同情心、一颗爱心。同情和爱心是道德的基础。希望我们的学生懂得农民的甘苦,把他们记在心里;希望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更多地关注贫困家庭和孩子。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

    A面——穷人教育学是教育的天职

    □吴杭民

  从阐述“穷人经济学”到今天的“穷人教育学”,总理的民生情怀让人感动。可是,“穷人教育学”,我们践行得如何呢?我们保证了每一个贫困家庭的子女能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吗?

  远的不说,最近的一则开学新闻让人备感心酸:四川媒体最近报道,一名来自宜宾市屏山县的贫困生,父母相继去世后,靠着当地政府、亲戚的资助勉强上完高中并考上了大学。一心想着通过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的她带着亲戚东拼西凑的几千块来学校报到,没想到,得到的答复却是未交学费就不能报到,也无法申请助学贷款。

    让她不明白的是,学校录取通知上的“绿色通道”及助学贷款的信息十分醒目,为什么不能报到?

  如此这般的新闻,时不时地抽打着我们的神经,让人不是滋味。对待贫困学生,我们该有怎样的情怀和理念?

   薛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阐述,似乎是最好的答案:

    香港某大学的一位校长助理告诉他,首先,他们把到内地的招生面扩大到大约20个省市,并特别注重向云南、贵州等偏远穷困地区倾斜;

    第二,他们取消了面试。“那些能从四川跑到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饭店来见你的,都是什么人?穷一点的人有这个能力吗?坚持面试,等于剥夺了一般学生的机会。所以我们取消了。我们是办教育的,目的是要改变学生的命运。这些小地方来的穷学生,他们的命运会被我们改变。所以把资源投到这里最有价值。”

  毋庸讳言的是,现今,上学贵已成为社会上怨言最多的超级焦点问题之一,不要说贫困家庭,就是中产人家,说起“上学贵”来也是一肚子的酸楚。

  在教育产业化的汹涌大潮中,我们的教育信仰和教育精神难道还值得我们引以为荣吗?不妨扪心自问:现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办教育的目的演变成了什么?是为培养人才、改变学生的命运,还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早日实现“富人教育学”的目的?我们离“穷人教育学”还有多远?我们离 “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还有多远?

  教书育人、教育兴邦。在我看来,“穷人教育学”才是教育的天职和真谛。

    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社会的和谐,为了教育的公平,社会各界,尤其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谨记总理“穷人教育学”的嘱托吧,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后顾无忧地走进校门圆上读书梦,在改变他们自身命运的同时,也着力弥补好我们与“穷人教育学”的“鸿沟”。(作者系浙江媒体人员)

    B面——应扩大免费师范教育范围

    □万 戈

  望文生义,“穷人教育学”理应是面向穷人的教育,是让穷人子女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能通过教育改变贫穷面貌的教育。

    如温总理所言,“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总理看望的学生,正是今年“两会”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所宣布“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的第一届入学新生。温总理此语可谓意味深长。

  在当下学费高昂、教育投入不足、高校大多负债运行的语境下,要想实现全民免费教育,是不切实际的臆想。

    中国地大人多,发展不平衡,把免费政策或低收费政策教育投向某些地区或人群,同样也存在地区发展起点不公及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在当下,体现“穷人教育学”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师范免费教育。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只将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一举措得到了社会好评,那么,何不将免费师范教育扩大到整个师范教育系统呢?

    其实,师范生免费教育不是新发明,人们过去把师范大学戏称为“吃饭大学”。从北洋时期,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学生考进师范院校,学费由公费承担,并发给适当生活补助。

    一些贫寒之家出身的学子考进师范院校,最终完成学业并成为社会可用之材,同时也靠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师范生免费教育体现着一种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和向教育战线倾斜的职业导向。

  然而,近些年来,大学学费增长过快,远远超过老百姓的承受力,“因学致穷”已成热门词汇。

    贫困学生即使考进师范院校教育专业,也要承担高昂的学费。虽然国家一直加强助学贷款的力度,强调 “绿色通道”的畅通,但也只能解决学生的燃眉之急,却无法解决其后顾之忧。

    现在就业难已成全社会公认的社会问题,毕业生贷款难还使学校、银行和学生三方都甚为尴尬。

  所以,要谈及“穷人教育学”,就不能不考虑给贫穷学子以享受免费高等教育的机会。

     据测算,拿出1亿元,就能解决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专业的免费问题。如果全国几十所地方师范院校都恢复免费传统,财政投入十几亿就能办到。

    如此,既是恢复免费传统,又是为贫困学子提供免费教育平台,何乐而不为之?

    这对从整体上扭转大学收费过高的趋势,减轻贫困学子和家庭的教育负担,并为社会提供更为优质和多源的师资力量,形成教育良性循环,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和突破口。

    而且此举,更是温总理“穷人教育学”理念在当下最具可操作性的直接实践体现。(作者系辽宁职员)

    C面——必须有激励机制作为保障

    □东方晦

  从“穷人经济学”到“穷人教育学”,延续了温总理一贯的拳拳爱民之情,体现了无比诚挚的民生情怀。这种感觉叫人感到如沐春风,叫那些期望通过教育改善命运的贫困群体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但必须意识到,要践行“穷人教育学”,仅靠总理的深情呼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制度配套才行。

  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表明:温总理可以为民工熊德明讨回欠薪,却无法遏制更大面积上的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探究这种现象的根源,自然可归咎于历史上一再出现的 “委托-代理困境”——即一些官员利用手中职权最大程度上谋取私利,而背弃了自身的公共职责。

  就教育事业而言,一位教育界人士曾提出“鱼水规则”,即“教育是养鱼的,政府不放水,老百姓就要放水。”意谓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部分,只能由老百姓来出。公共财政的投入不足是由来已久的问题。

    如果说,过去国家财力不足,国家对教育事业有心无力尚可理解,可现在我国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政府财政保障公共教育已经不存在问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上不起学呢?

  公共财政跑哪儿了?众所周知,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制性这四大特征。

    在美国,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我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公共产品提供——其中教育投入多年来不足4%,行政开支却占了38%。

    也就是说,相对于庞大的社会公众,其财政投入远远低于人数 “寥寥”的行政人员的开支,而且其中“大头”的开支却是铺张浪费的公款吃喝。

  除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耗费,各地光鲜的办公大楼不断拔地而起,想来也耗费不少。可一说到教育投入,一些地方马上哭穷说财政捉襟见肘。

    由此可见,如果不能通过制度改进来约束公共财政的用途,任凭行政开支膨胀下去,投入公共教育的资金必将得不到保障。如此一来,温总理谆谆教导的“穷人教育学”如何实现?

  我认为,公共财政的用途必须在法律的层面上得到厘清和保证是一个重要的改进方向。此外,还必须通过制度设计来激发地方官员投资教育的热情和动力,以此来破解“委托-代理困境”。

    这就要求改革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不再以GDP论英雄,还把地方教育事业,民众的居住权利等作为考核项目加入进来。诚如此,不管是“穷人经济学”,还是“穷人教育学”,才有望在各地得到贯彻实施,“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作者系广州媒体人员)

    D面——谁最该来听听总理的讲话

    □王 攀

  温总理在“穷人的经济学”里,曾把穷人比作一个舰队中航行最慢的船只,“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

    从“穷人的经济学”到“穷人的教育学”,让我们看到一个大国总理对穷人所面临问题的重视。然而,温总理所讲的“穷人的教育学”,并没有在所有政策建议者、决策者那里得到共识。

  改革开放后,一些专家学者不顾国民收入差距悬殊,鼓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致使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在短短几年内越走越快。

    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结果自然是违背了“穷人的教育学”,上学贵、上学难成了人们议论最多、反响最大的问题。就在9月6日,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表示,中国目前各类学校的2.4亿在校生中,约有1/5的学生在求学路上遇到经济困难。

  其实,对教育产业化,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对统一。他们多从专业化角度出发,认为我国教育投入远远不够,将产业化引入教育领域,不仅可摆脱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的窘境,而且能开拓教育发展的新领域,拉动经济,改变老百姓不愿花钱的习惯,有的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

    老百姓收入差距悬殊,分摊教育费用在一些人身上还能承受,但对于穷人可能就是负担。说到底,这是忽略了“穷人的教育学”。

  教育部部长周济曾明确提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但地方政府让教育创收、从教育中提取收益却有很多例子。据报道,国内有一位市长曾表示,对高中阶段教育,今后政府不仅要“断奶”,而且要让学校创收,向财政交钱;湖北省某县对外出售和出租近70所中小学等。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是完全市场化的。就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尽管人均收入已相当高,但教育依是国家的普遍义务。相反,在人均收入较低、贫富差距过大的中国,却千奇百怪出现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声音。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6%;政府投入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53%,其余的费用则转嫁到学生头上。显然,政府加大投入是解决穷人上学的关键。

  在我看来,热衷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专家学者,热衷于教育创收、对教育巧取豪夺甚至腐败的官员,都应听听温家宝所讲的“穷人的教育学”。

    只有完全理解了“穷人的教育学”,这些政策建议者和决策者,才能正确对待教育、正确对待穷人的问题。(作者系河南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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