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一”资助的见面仪式开始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领导。”一位被资助的大学生回忆。大学生们被要求上台和跳舞——《感恩的心》，这也是仪式的主题。但这些贫困学生似乎不喜欢这样的“感恩”方式，包括频频给资助者写信。他们眼中的感恩，是努力活着，自然而有尊严。
尽管早上7点就赶到镇上搭车，但颠簸了6小时到达湖北襄樊时，大学生段东仁（化名）还是迟到了。对他和他同伴的“捐赠仪式”早已开始，会场上正放着歌曲《感恩的心》。这个20岁的孩子被叫上台，和另外21名受助大学生一起跳舞。
台上的大学生都出自寒门。这场在2006年8月中旬举行的活动，是襄樊十几位女企业家对他们“一对一资助”的仪式。中国人更喜欢用仪式表达他们的心情，比如这场由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活动，主题是“感恩的心”。
但来自湖北保康山区、穿着灰衬衣黑布裤解放鞋的段东仁，感触最多的是自己卑微的心。他只记得，那首不过5分钟的歌，仿佛把秒针凝滞住了；他的手脚，像被一桶浆糊泼过般僵硬；而舞台上的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在他家，仅有4盏30瓦灯泡。
一年后，2007年8月19日，段东仁没能继续参加捐赠仪式。这一“结对”资助，每次资助期限为一年。贫苦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坏消息，直至2007年8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他。此时，他与其他4名“缺席”的大学生，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感恩门”前，孩子受伤
8月19日，辽宁大学的龙威与其余16名受助学生，再度获得襄樊市总工会牵线的“金秋助学”资助。根据2006年的协议，与贫困大学生结对的女企业家每年将资助他们1000元，直至其本科毕业。
市总工会负责人解释了段东仁等5名学生缺席的缘由——一年多来，有2 ／ 3的受助学生没给资助者写过信，一名男生写过信，但只是想再得到多些资助，信中连句“谢谢”都没说。“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一些女企业家感到失望和愤怒。
捐助者的心完全可以理解。“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左传》，就留下了“结草报恩”的典故。而在今天的电视中，你可以不断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灾民们跪在前来视察的领导面前，泪流满面。但现在，竟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捐款者不闻不问。所以，这个消息被媒体披露后，网上就有人大骂这几个孩子“白眼狼”。
面对这些反应，身处漩涡的大学生龙威保持沉默。这个频频给资助者写信、打电话的19岁男孩，此次被树为“懂得感恩”的典型之一。但他在心里为那些没再获助的同学抱不平——他理解他们的心，“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龙威的父亲拉了几年黑三轮，在暮色中与城管打了数次“猫鼠之战”，最终以车被没收告终。母亲也曾是黑三轮大军中的一员，最近刚拿到出租车执照。而妹妹正在念高中，准备考大学——如果她的梦想实现，那就是家庭经济的噩梦。
在龙威看来，严阿姨资助他的1000元钱，是父亲在城区内拉500趟活的收入，也许还是其父母卖两三次血换来的“营养费”。龙威觉得，像他这样的孩子，不会不珍惜这1000元的宝贵。
但主角们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我们不会再接受资助，将来我们要资助别人！”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化名）的母亲，在电话中断然拒绝了总工会继续寻找资助者的好意。另两名学生的电话或手机，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称孩子不在家。
“有些消息是误传。”捐助的负责人之一、湖北襄樊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只有3名学生被企业家终止了资助。其余两名去年已获得了一次性资助。而被停止的那3名学生，工会打算为他们联系新的资助人。”接受采访时，周华玲一脸无奈，她称自己万没料到，工会连续办了九年的捐资助学活动，会骤然成为众矢之的。
寒门之子的习惯性沉默
3名被取消资助的学生中，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的段东仁是最后的知情者。当记者驱车6小时来到他偏居山区的家中时，头发花白的父亲以为暑假留校的二儿子闯了祸，从竹凳上弹了起来。
“我没接到任何通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段东仁在电话中说。2006年10月，他曾与资助者通过一次信，之后再无联系。他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今天，他仍称“一辈子感激阿姨，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
段父有些愤愤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段东仁学习特别刻苦，这让他们再苦也有盼头，“不是报恩是啥？”
“可能是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城里人不一样。”段东仁说。他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也许正能让资助的女企业家们感到欣慰——当时，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则是尴尬、自卑，甚至屈辱。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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