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已有30年。回眸30年，“高考分数即命运”造就了无数高考神话，也让人深思。要改变高考“独木桥”现状，高考制度如何破解“而立之惑”，高考30年，改革在路上，任重道远。

　　高考30年：改革浓墨重彩

　　高考制度改革一般包括两方面：高考考试改革、高考招生改革。翻开高考30年的改革篇章，“考试改革”尤为浓墨重彩，实效显著：1977年，高考考试分文理科；1994年，高考科目从7科减到5科，为了缓解应试教育压力。

　　1991年，湖南、海南、云南三省试行“3＋1”考试。1999年，广东省经教育部批准试行“3＋X”科目组考试，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3”指的是语文、数学、外语；“X”是指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科目中自由选组或综合，此方案后被逐步推广至全国。直到2007年，广东、海南、山东、宁夏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改革，推出“3＋文／理科基础＋X”、“3＋3＋基础会考”、“3＋X＋1（基本能力考试）”、“3＋小综合”的改革，突出对考生能力的考察。一系列改革下来，一些具有特长的学生通过选择进行分类考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学生特长和兴趣的尊重。

　　高考“招生改革”也进行着。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大“动作”有两个：一是2003年开始在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实施5％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中学推荐占很大比例，现此方案已推广到53所高校；二是2006年开始的复旦、上海交大通过“考试＋面试”进行小规模的自主选拔录取改革。

　　同济大学分管教学招生工作的副校长李国强表示，“高考毕竟只是一次考试，一次考试之所以被人奉为神台，关键在于‘以高考分数为唯一选拔标准’的高考招生制度———高考分数即命运。要改变高考‘独木桥’现状，必须着重在‘招生制度改革’上下功夫。”

　　“不绕出高考考试改革的小圈，整个高考招生制度‘分数至上’的大环境不变，高考制度改革将很难有大作为。”李国强说。

　　期待从“以考为本”到“以人为本”

　　30年来，高考制度以“分数论英雄”凸现了其难以比拟的公平性，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最不坏的制度”。熊丙奇认为现行高考制度“见分不见人”，公平的确重要，但高考改革的方向应该从“以考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

　　熊丙奇表示，衡量一个教育制度的好坏，应看学生的教育选择权限大小。所谓教育选择权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的考试选择权，二是学生的学校选择权，“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熊丙奇分析，学生考试选择权包括考试的品种、考试的有效范围、考生的能力范围。从考试的品种看，我国高考考试品种单一，且是集中一次考试；从考试有效范围看，有效期不到两个月；从考生的能力范围看，无论你是成绩突出，准备进重点大学，还是成绩一般，希望考一般本科，还是成绩不如人意，选择高职高专，大家考的是同一张试卷。

　　所谓学生的学校选择权，就是学生自主选择、申请学校的权利。对于一般学生来说，在“先分数优先（划分录取批次）、再志愿优先（根据填报的第一、二、三、四学校等级志愿按志愿先后顺序录取）、再分数优先（同一学校志愿中按分数高低顺序录取）”的集中分批等第录取制度中，没有自主选择学校的权利，虽然在一张志愿表上可能有近20所学校100多个专业可以选择，但是往往可能因为“第一志愿”填报失误而面目全非。

　　熊丙奇说，当前，高考改革的方向在于在高考考试不变的情况下，做到尊重学生的学校选择权，让每个学生能同时被多所学校录取，尤其是同一层次学校录取，学生能根据自己对不同录取学校、专业的评价作出取舍。虽然少数高校在这一方面已不同程度作了尝试性探索，但推广是个难题。

　　“高考公平”遭遇挑战

　　过去，一些高校在保送生制度、120％投档、机动录取、点招等方面进行探索，目的是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象。但事实上，“量”的积累没能发生“质”的飞跃。

　　李国强表示：实际操作下来，5％自主招生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推荐生质量值得推敲，甚至部分高校干脆放弃此项“待遇”，转为由高校命题，学生通过考试所得分数进入学校，5％的自主招生由此变成了“小高考”；复旦、上海交大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由于实施时间短，效果有待检验；至于其他保送生、机动录取等改革，招生人数少，很难影响和撼动整个高考制度。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高考招生改革”的阻力在于“分数公平论”。

　　“我国相当多数人认可‘分数公平’，整个社会对公平的渴求，超过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期待。大家宁愿舍弃‘教育自由发展规律’，而高举刚性分数的大旗，以高考分数线决定考生录取由此得到众多响应。”

　　熊丙奇说：高考公平除“分数公平”外，还应包括“素质公平”、“能力公平”，过于强调其一，或忽视其一，会给整个高考制度改革带来阻力。

　　30年来，教育部门对于考生素质和能力的考核比重一直在加强，如改笔试为笔试＋推荐、笔试＋面试。但问题在于，素质和能力的考核带有一定主观性，很难通过绝对值衡量，整个社会担心一旦涉入主观性等同于注入“水分”。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提出，应该关注各省市招生指标分配的公平问题，由于国内众多全国重点高校，由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共建，得到当地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因此一些重点大学把招生指标向当地倾斜，本地化倾向严重。招生指标的分配不均衡，直接导致了不同地区上某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难度差异。此外，各地录取分数线差别大，屡见不鲜的“高考移民”不可避免。

　　唐安国打了一个比喻：高考如一张“桌子”，这张桌子能否摆正摆平，取决于两点：凳腿是否等长、地面是否平坦。凳腿好比高考多元改革，地面好比社会环境，是否摆平代表是否公平。

　　“当下，在地面不太平稳，凳腿长短不一的情况下，高考制度改革只能在‘地面和凳腿之间制衡’来维护现实中的公平。”唐安国说。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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