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大提起刘道玉，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缔造了上世纪80年代最辉煌的武大，刘道玉之于武大就如蔡元培先生之于北大，梅贻琦先生之于清华，竺可桢先生之于浙大一样。曾经广受欢迎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1988年，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被教育部就地免职，但其创造的武大辉煌却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文革”时期屈指可数的高教专家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刘道玉作为武大化学系的高材生，留学苏联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被推选为苏联科学院中国留学生会主席。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一次，在全苏工会庆祝“五一” 劳动节举行的招待会上，刘道玉揭露了苏联反华的种种行径，并呼吁苏方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新闻封锁，结果被苏联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回国。1962年7月3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刘道玉等人，他表达了回武大报效母校的愿望，得到总理和陈毅的首肯。
1966年4月，33岁的刘道玉担任了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文革”中，他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无休止的批斗、审查……几经起伏，刘道玉对“文革”中的教育方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1977年4月，刘道玉以中共十大代表、湖北省委委员、武大党委副书记的身份赴京参加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他被中央组织部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
当时，“文革”虽已宣布结束，但“两个凡是”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在灾难深重的教育界和科技界。当时的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只有刘道玉一人有从事高校工作的经历，因此，凡涉及高校的各项工作全都压在他一人肩上。繁多的工作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之工作性质的特殊，有时亦如履薄冰。后来高教界流行这么一句话：“良知的人，创造良知的区域”，这个“人”就是刘道玉。
1977年6月，在教育部党组成员会上，刘道玉作了一个大胆的书面发言，他说百废待兴的中国，尤以教育建设为重。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只有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能重视教育建设。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上的“两个基本估计”不推翻，中国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刘道玉的报告引起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共鸣，有人说刘道玉是站着直面与时代对话，并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正确的“把脉”。
1977年8月2日，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京召开了全国教育与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刘道玉负责座谈会的纲要记录和简报工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刘道玉提出了否定十六字招生方针，及恢复统一高考的新招生制度的意见，立即得到邓小平和与会专家的一致赞赏，并于当年开始统考招生。
主政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
刘道玉在教育部工作两年后，再次回到珞珈山下。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发新华社消息，48岁的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位担任全国重点大学校长的人。
“我对武汉大学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情结，武汉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全国五大名校，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学术和风气一落千丈，我想回来振兴武大。”刘道玉回忆当时的情景。
1980年代，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改革气势，各个学校你追我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时在高等教育特别突出的学校有4个学校，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再就是武汉大学。
“给我精神力量的，给我智慧的，给我胆识的恐怕就是胡耀邦同志。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讲，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刘道玉说。
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武大教育改革而且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黄金年代，对这个说法刘道玉是认定的，坚定不移地。
将上世纪80年代称为改革的黄金年代，不是由哪一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的，而是以大量的事实根据来决定的。我们刚好从一个封闭的社会中走出来，中央提倡改革开放等于冲破了牢笼，人们的思想一下子就解放了。这就是80年代改革思想上的基础。如果没有对文革的拨乱反正，没有提倡改革开放，没有解放思想，80年代也不会兴起改革的思潮，成为改革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为80年代的教育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
武汉大学的改革当时重点是放在教学制度的改革上，这点是和全国任何学校都不同的。当时为什么选择从教学制度上改革？刘道玉回答说：“因为教学制度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制度是为教学方针服务的，要想培养杰出人才必须按照杰出人才成长的一个宽松的、民主的、自由的环境和一套相匹配的教学制度。”
刘道玉任武大校长后抓住了教学制度改革，他多年酝酿的教改方案得以顺利出台。由他主持的教育教学改革，成为海内外教育界人士的热门话题。学分制、主辅修制补救了学年制同步教学的缺陷，因人施教，灵活机动；贷学金制救助贫苦学生，使其得以深造；还有导师制、办大学出版社、重建学报，以及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插班生制度。其中，绝大多数都具有实质性意义。如今，在学分制、贷学金制、插班生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武大学生，已遍及世界各地；武大的许多教学试验，也已在大江南北各大学里开花结果，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综合效益。
刘道玉把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上的大学校长分为三个类型，一种是学者型的校长，像蔡元培、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这些都是西方留学回来的博士，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学问，他们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治校办学上面；第二种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像朱九思、徐百川，他们是一二九运动学生时代的积极分子，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大学的领导工作；第三种是学者型的双肩挑的职业校长，也就是九十年代后出现的院士、博导当校长。
对现今的校长遴选制度，刘道玉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几种校长中最不可取的就是学者型的双肩挑的校长，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误区，由于外行掌握着遴选大学校长的权力，谁的学术成就大，谁在学界的名声大就选谁做校长。依此来讲，美国的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多如牛毛，是不是就应该选择他们来做校长呢？”而在美国的事实并非如此。
选校长和做学问是两回事。校长是教育家，要懂教育，要有自己的办学理念。按照学术成就选校长是错误的。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教育家，也就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理念。由治学人选治校人是天经地义的，要把行政组织人事权交给教授来选。
在离任之后，刘道玉除了重拾自己的化学研究外，依然保持着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回顾改革，刘道玉在总结，总结历史，总结经验。
改革必须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没有这个自由的宽松的环境是不能够改革的，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打破禁区，改革一定是破旧立新，要破除旧的思想观、旧的制度、旧的方法，然后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理念、新的制度、新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这就是改革，而1990年代没有改革，谁是改革者？
1980年代管教育的万里副总理曾经说过，中国高等学校改革有四进士，四个人都是改革的代表人物。没有宽松自由的环境，没有打破禁区的勇气谈不上改革，而且设置禁区者就是不允许改革，不敢闯禁区者就称不上是改革者。
1980年代刘道玉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这是需要非常大的魄力的。因为历来把政治辅导员作为突出政治的象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措施，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就是忽视政治、削弱政治。但现在大家又在提倡建立辅导员队伍，加强辅导员管理。
刘道玉说：“这都是套话、老话、空话，包括搞这些东西的人心里恐怕也是虚的，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没有政治辅导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没有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产生的，1962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在这个时候为了反修，防止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人身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百个大学生配一个政治辅导员。”刘道玉经过考察发现，政治辅导员是一个不稳定的，没有说服力的一个队伍，不持久，应该用新的制度代替。
为什么辅导员制度不稳定？刘道玉这样解释，辅导员是一个年轻人，吃年龄饭的人，到了三十岁能干什么？搞业务赶不上人家了，辅导员朝思暮想考虑的是自己的归宿问题，为自己找退路；学习好的人不愿意去做辅导员，事实上都是学习中等的人去做辅导员，把心思放在政治上的那些学生去做辅导员，这些辅导员没有威信，学生也不会服气。
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借鉴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一个讲师必须带10个到15个学生，从思想上，到学习方法上，到讲课上，到指导就业上，对学生进行辅导，而且对教师进行责任化，不搞那么一套不稳定的，没有权威性的制度。
改革不敢闯那个禁区怎么行呢？
“我就不怕，我谁都不请示，我就改了。”刘道玉说。有些人为了保乌纱帽，为了不犯错误，为了稳定起见，宁可绕道走，还说假话来维护这个过时的制度。学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教师队伍可以利用起来去做学生工作，另外再搞一个政治辅导员队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今天的高校改革迷失了方向
虽然已经70多岁高龄，刘道玉仍然心系现代教育的改革。
改革必须抓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教育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就是教育体制问题，80年代教育改革有一个指导思想上的文件，文件说得非常清楚，教育改革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进行系统的改革，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地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刘道玉说，从现在看来刚好是本末倒置了，现在的改革迷失了方向，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高校都是偏离了方向，教育产业化，追求数量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明明就业难是扩招带来的后果还不承认，现在高等学校浮夸风，申报风，合并风，追求时髦风，攀比风，求量不求质，扩大校园盖高楼大厦，已经成了一股风了，大操大办校庆，搞剽窃风，搞假引进，连北大都造假还谈其他大学么？大学到这个程度了，恰恰验证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任何学校改革的效益不是以他经济收入多少，而是以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违背了这个问题，改革就迷失了方向。他认为现在中国大学迷失了方向，他说：“现在老百姓的看法和当局对教育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社科院做过一个调查，现在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对教育的总体状况是很不满意，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维讲了，现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全部是应试教育，非常可怕。全国都在谈教育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反思了，为什么恰恰教育部当局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呢？教育部的有些人说对这个问题是妖魔化，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再加上这几年大搞政绩工程，一部分人出于政绩的心结，喋喋不休在那里炫耀自己的政绩，在今天谁还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严于解剖自己的人呢？没有。他们千方百计地要维护他们自己的成绩。”
今天我们的教育处于一个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并不可怕，我们要认识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由1990年代以后教育的大跃进所造成的。
刘道玉一直在推广自己所提出的创造教育理念。如今创新的口号满天飞，科技创新、教育创新、管理创新，不一而足。1912年经济学家舒比特在他的理论中提到“创新”。其实，创新只是一个概念或是一个口号。
刘道玉以自己丰富的教育改革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在《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的构建》中，他提出了“SSR创造教育模式”，第一个S是英文词组“Study independently”的缩写，它被翻译为自学或独立的学习，是由学习者自己完成学习的一种方式。第二个 S是英文单词Seminar的缩写，是指大学生在指导下进行课堂讨论的一种形式，有时也指讨论式的课程。R是Research的缩写，它的意思是研究、探索。它是由字冠Re和词根search组成的，因此也可以把它译为再寻找．再探索。
刘道玉认为，今后的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都应该是以自学为主，在自学的基础上开展讨论，然后再进行研究。这是我们未来学习的最基本的模式。他苦心孤诣地从事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热切地期盼能引起教育同行的重视，在教育改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刘道玉的创造教育观，源于他少年时代当发明家的梦想。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之后，他的发明梦想转化为另一个梦想，即推行创造教育，培养更多的创造性人才。他的创造教育观，也同时源自他的教育理想，源自他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而今，“创造”二字，已浸入他的血脉，嵌入他的魂灵，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深深地知道，如果国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那将犹如无数个“原子弹”引爆那样，产生无穷力量，绽放无数奇迹。
来源：《大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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