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腹自医”的悲怆是公共救济的伦理丧失

江苏天一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严循东  

2011年5月26日

5月23日《华商报》：“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无钱就医做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这是当前进城农民工因病陷入绝望的极端案例。所幸其挥刀自剖的惊世行为启动了时下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 领导重视 职能部门积极行动)，目前得到了救治。但该事件背后的体制缺陷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农妇挥刀自剖的幸与不幸都是一种痛——其“痛点”让人无法回避。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命权，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期待“挥刀自剖”的自残性自救，在引发舆论关注的同时倒逼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和构建，给困难群体更多生命安全感。

“剖腹自医”这不是农妇之痛，而是社会之痛。无钱看病，剖腹自医。悲情元素的混杂勾勒出“看病贵、病不起”的社会病灶，令人扼腕。五旬农妇的“剖腹自医”，在公共救济缺位的语境下，俨然是“开胸验肺”式的权利自救，“刮骨疗伤”的悲壮中饱含着对制度保障“短板”的愤懑。

若非走投无路，谁会剑走偏锋?农妇吴远碧挥刀自剖，缘于生活所迫，纯属无奈之举：捉襟见肘的家境，着实不菲的医疗费，都像是凛冽刺骨的寒风，侵袭着贫弱之躯，也让生存的步履更为艰难。吴远碧的个体际遇，跳不出“因穷惧病、因病致穷”的循环怪圈。贫苦之刃，削减着她的抵御力，在突如其来的“怪病”面前，“弱不禁风”刻画着她的生存之艰。

制度保障无疑是驱散生活阴霾的外力“屏障”。在现代文明里，医疗保障是托起“病有所医”的根本，也是压倒重病的那根“救命稻草”。若保障到位，吴远碧或许能在制度化人文关怀下免于“有病难医”的厄境，权利的干涸也能得到制度“甘霖”的滋润。遗憾的是，因为她是进城的农民工，没有暂住证所以不能办医保，当地又称她不属于“大病救助”范畴，昂贵的手术费是一个外来农妇不可承受之重，在权利诉求和现实门槛的错位下，公共救济的阳光最终没能照到吴远碧身上。用菜刀代替手术刀“剖腹自医”，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成了极端又无奈的自救。

吴远碧忍下剧痛、冒着危险决意自行医治，跟保障机制的纰漏撇不清干系：首先，她没有参保。每年120元的参保费，对节衣缩食的农民工而言，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在“短视性”的利益权衡下，许多人宁可承受“飞来病祸”的风险，也不愿背上经济重荷。其次，保障资源的短缺，衍生出“大病救助”难敌“大病来袭”的局面。

“剖腹自医”与“开胸验肺”别无二致：身逢劫难，却都遭遇社会救济乏力，草莽自救，维系着生存的最后一丝光亮。若参保门槛对弱势群体更低甚至为零，若保障资源充沛、救济之手“主动出击”，弱者还会挥刀自剖么?制度的善意与温情，从来都是消弭黯淡、规避悲剧的良方。能否用制度保障撑起人的尊严、让无力者有力，衡量着社会文明的长短。“剖腹自医”的悲怆映衬出公共救济的伦理丧失，它无关智慧勇气，却关乎权利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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