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的下一代：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编者按
1952年，美国影响正如日中天的《党派评论》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题目是《我们的国家与文化》。目的是“考察美国知识分子用新方式看待美国及其体制的明显的问题。”去年秋天，另一杂志召集知识分子作了一场讨论，这次的题目叫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政治和文化都是关系紧张的竞技场—不管这紧张关系预示了民族复兴、衰落还是维持原样。
数字技术改变了大部分美国人获得信息、相互交流和娱乐的方式，但许多人担心它将把所有形式的表达琐碎化，担心美国人普遍遵循的那些价值观随着原子化的个体而溃散，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
我们看上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联系”紧密了，博客、twitter、微博，及各种即时通信工具，都在使我们“唾手可得”。但我们却又感觉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松散了，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民间社会，各说各话，看似彰显多元价值，但事实上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这个国家和她的苦难仍然使我们不能不对潜在的危险持以警惕，担以责任。
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唤起最深沉的哀痛和历史责任感？恐怕没有比我们的下一代遭受人为灾难更让人心痛和无力的了，也没有什么比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更容易达成共识了。这是几位知识分子一次自发的讨论，无组织无预谋，他们谦虚地称，不敢妄称代表知识分子，但发出的，的确是作为知识分子之一员的声音。直面近期这些巨大的人为灾难，恐怕是包括媒体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应有的道义责任。
我们无处可逃，我们也不想推诿遁形，能做的，就是告诉你我他，社会不是“我—他们”结构，而是“我们在一起”。
PART 1
不能让社会变成“高压锅”
崔卫平：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直接的原因就是最近频频发生的校园学童和幼儿园孩子被砍杀的事情，这是近期最重大最突出的事情，它太大了，需要我们一起来谈谈。我个人几次提笔，每次都觉得没有力量甚至没有力气去面对这种事情。这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个社会总是有罪恶的手，伸向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最为脆弱的生命。
对于行凶的个人，没有任何可以原谅之处。然而一连串的事件，它像瘟疫一样正在流传，不应被看成仅仅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们像病灶，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潜流。这些个人，此前多数没有暴力犯罪的历史，周围的人们说起来，都会说想不到这个人会做出这种事情。
想想看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暴力？那是在他的语言失去效力之后。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他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他需要有人听进去他所说的，对他的话有反应，让他感到自己被吸收被接纳了。而如果长时间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任何人愿意听进去他的表达，那么他便可能处于彻底的绝望状态，因绝望而虚无，而疯狂。
暴力是无声的，这个人已经很长时间处于“无声状态”了，这有可能成为暴力的诱因。这些行凶的人们当中有医生，也有教师，这些职业都是养育和扶持生命的，最终这些人反过来对幼小无辜的孩子下手。这个现象太反常了，这个问题太大了，背后的东西太沉重了。
夏业良：最近连续发生的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性事情，如果我们把它们仅仅看做犯罪现象，可能会低估它们对社会的持续的破坏力。单纯地指责当事人，说他道德方面丧失了基本的人伦，这个没有错，但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中短短几年时间里会突发那么多事件？我们讲“改革开放”的30年，其实这四个字里面对“改革”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界定，但“开放”是大家比较接受的共通的理念，开放了社会就会有进步，但不是一开放就一帆风顺一直开放下去。
比如在刚开始搞市场化改革的那些年份里，大家总的来讲还是对明天有一种更好的期望，觉得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社会在一天天进步，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连对明天的憧憬都快丧失了，觉得明天不一定是美好的。
丁东：中国古人治水有两个思路，鲧的思路就是堵，最后失败；禹的思路是疏，他成功了。治理国家，也面临两种思路的选择。
现在偏向于鲧的思路，我认为回到禹的思路比较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上世纪80年代有大禹治水之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开放言路，减少了敌人，缩小了对立面，化解了很多社会矛盾，使国家出现了中兴景象。
前几年，有些事件的处理还比较得体，不是强力地支持冲突两极的一端，而是站在两极中间，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现在有些地方官似乎又回到了鲧的思路，以堵截求稳定。
所以人们看到恶性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恶性事件具体地考察，每件事都有具体的起因。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治理得像高压锅似的，那就要从总的思路上反思了。高压锅还有一个排气阀。如果连排气阀都堵死了，就有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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