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伦理底线不容逾越

2010年05月04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社会安全最重要的是人身安全，最让人牵挂揪心的是孩子安全”,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昨天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一句讲话。这句讲话，情真意切，也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近来个别地方发生的几起针对小学生、幼儿园儿童的恶性案件。

　　近来几起恶性案件的发生，令社会震惊，舆论哗然。几起案件，性质相似，手段相似，作案者报复社会的意味浓厚，在酿成了惊天悲剧的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从这些恶性案件的特征来看，应该说，这给社会安全防范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作案者多有反社会的行为倾向，本身多属弱势人群，而其做出的极端举措，则针对更为弱势的幼稚儿童。从福建南平到江苏泰兴，几起悲剧性的恶性案例还似有“传染性”特征，后发生的案例多有模仿前案之嫌。

　　如周永康所说，“最让人牵挂揪心的是孩子安全”。如今，孩子的安全受到威胁，成了大问题，原本以为不必担心的校园，却成为犯罪者的作案现场，家长自然不安，社会自然不安。在这个背景下，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已然成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毫无疑问，安全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公共品。在一个开放的、信息高速流动的社会中，要保障社会安全，比之过去相对封闭的时候，的确难度更大，要求更高。这一难题，全世界皆然，不独中国。不过，由于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剧烈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保障社会安全问题，也因此有了新的一层含义。

　　从社会安全作为公共品的角度观察，政府作为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对于保障安全，自然责无旁贷。鉴于反社会行为的特征明显——反社会行为中的施暴者与施暴对象，没有明显的目标关系，有着“滥杀无辜”的意味，社会危害性相当大，因此，在反社会行为有所增多的背景下，政府的作为，当不止于公共安全部门的被动防范，而应是卫生、教育、民政及基层机构的共同努力。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防范与保障工程。

　　与此同时，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也应加强保障措施。近来的几起恶性案件清晰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不少儿童教育机构在保障安全方面，几乎“不设防”，于是暴徒的凶残举动可以轻易得手。如最近一起发生于江苏泰兴的案件，居然有30多名儿童短时间内被砍伤——若幼儿园的安保措施稍有防范能力，又何以能至此？昨天召开的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亲自抓校园安全，也是对教育机构在保障校园安全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类反社会行为引发的案件中，媒体（包括网络媒体）也应该承担必要的责任。这不是说，媒体需要刻意回避对案件的报道，但基本的责任在于，媒体对于案情的报道不能刻意突出细节，不能有意渲染，否则，就有可能产生诱发效应。这一点，从几起悲剧性的恶性案例似有“传染性”特征中，多少有所反映。

　　当然，保障社会安全，必须防与疏并行。很多人已经对采取反社会行为者的社会性外因做过分析，也很坦诚地指出了种种外部性因素实在不可忽视。从犯罪人格上讲，有些作案者性格天生乖戾、偏激、内向——这些个性固然容易导致最后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客观而言，如果没有外部性因素的刺激与“点燃”，集体性的悲剧或能避免。此次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防止因矛盾积累激化酿成极端事件，也正是看到了转型时代诸多不和谐因素对社会安全的重大伤害。

　　还要强调的是，社会伦理的底线不容逾越。其实，法制底线也好，伦理底线也罢，都是人类实现互助和互利这一基本愿望的必需。然而要认识到的是，社会转型期往往也是道德阵痛期，个体自主意识固然得到凸现，但自律精神却相对薄弱。一些人在生活中受到了一些刺激，便放弃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道德律令，做出不堪的反社会行为，在犯下滔天罪行的同时，也铸成了个人的悲剧。

　　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应该强调一种“负责任地生活”的基本态度。唯有对自己、对他人、对生态、对环境秉持“负责任地生活”的态度，方能真正坚持对社会伦理的尊重。社会伦理也绝不是玄乎的概念，只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反社会者纵有许多的理由，又怎能故意针对一个个幼小的、鲜活的生命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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