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的武小锋，因专业对口的疾控中心不招人，又因到多家医疗卫生机构求职均遭拒绝，这名医学学士无奈回到大连普兰店市安波镇老家卖起了糖葫芦。这个典型事例曾一度引发多个话题，比如高学历与高能力太多时候不能划等号，名校毕业就“应该怎样”的心态会压缩择业空间等。然而诸如此类话题的讨论终究没有挡住一个严峻事实的形成：在我国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的短短几年，这类所谓“高不成低不就”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就已经在以“百万”为累计单位中顽强攀升。
质量大幅滑坡 不满于今为盛
2006年的一项网上民调显示，三成半的受访者为自己“上大学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而心生悔意。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当今大学教育渐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处境，后悔者们所想表达的并不是“知识贬值”或“读书无用”。
由于把上大学仅仅当成找工作的“敲门砖”，而导致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不比高级技工美妙的现实，确实使民众产生了不满情绪。然而即使排除网络调查中的情绪化表达因素，也不宜对民调反映出来的这种对大学教育期待的功利化倾向全部否定。在社会普遍看重学历的就业大环境中，投资教育早已成为家庭改变命运的一条重要途径。大学既然能为自身提供的教育服务收费，民众在核算这项支出的成本得不到回报时的那种心理落差，肯定会比“穿草鞋与穿皮鞋”的感官落差大得多。
如果说“市场需要的人难找，市场不需要的人一大堆”描述了当前残酷的人才供需状况，那么学界有关“就业难并不局限在大学生”、“大学生回炉读中专是很正常的事”、“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之类的解释，就越琢磨越有“隔靴搔痒”之嫌。直面那么多“不知择什么业”的毕业生，还是西部一位大学校长说得爽快而实在：“你们能养活自己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他表示，作为校长最清楚现在大学毕业证书的成色。
“学生们总是要求我，课要讲得简单点，试要考得容易点”，一位2006年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的教授这样叙说他的学生。回首新千年伊始的中国，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并不普遍，据当时的官方统计，大学里不上讲台的教授居然超过六成，有一所名校的数学专业，20多名资深教授谁也叫不出一个本专业学生的名字。即使那些上讲台的讲师和助教，也多是讲完课就走人，与学生再无其他接触，难怪武小锋在名校学了五年，自身的内向、不善交流等弱项依旧。
至于多数就读非名校不知老师人文关怀为何物的大学生，更是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择业时缺乏主见、自信和竞争意识，盲从心理严重，乃至达到数百大学生竞聘几名高速公路收费员岗位的地步。如此的供大于求，也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能轻松搞定合适人选，挑来挑去往往无奈招了些将就用的代用品，许多大学生干的活儿跟中学生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中学生干得好，与一些民办名校大学生相比更是望其项背。
有名校的教授坦承缘由：在学会读书和学会做事两个方面，“大学都没有教好”。大学里的教师有许多自己就不怎么读书，他们讲一门课，无非是把这门课的相关教科书比学生早点看了几遍而已，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研究，这样教出来的学生，不会读书（只会背讲义）、没有眼界、处理信息两眼一抹黑、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更谈不上，最后写论文只好求助于网络，做文抄公，而做课题时，有的干脆找个近似的东西，一抄了之。至于有多少人如法炮制？那位教授说“我想学生们自己明白”。
规模扩大与质量控制成反比
今日我国大学毕业证书的成色降低与高等教育规模的超常扩张有无关系？否认两者因果的观点还没销声。从时代背景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中提出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问题。保证机会均等的基本途径在扩大规模，提高入学率。入学率大幅提高， 意味着大批中学阶段学业平平甚至较差的青年可以进入大学攻读学位。在此情况下，要么评价标准不降低，任凭大量入学者“无功而出”或陷入“持久战”；要么降低评价标准以保证多数入学者毕业，后果是教育质量大幅滑坡。各国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实，这个选择上的“非此即彼”是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张后发展进程中的必然。
发达国家选择了前者，由于评价标准不降低，进入大学者一年后的退出率在三成以上，而且中长程及超长程时限毕业率也很高，低毕业率与高入学率存在巨大落差，在那里已经形成了国民能自然接受的文化传统。我国选择了后者，由于是跨越式的扩大规模，许多办学的“硬伤”和“软肋”很快凸现，尤其致命的是缺乏非一日之功的最具品牌影响的师资力量。比如为扩招而新设一个专业的师资何来？在有些大学竟能拚凑来几个外专业老师糊弄学生，还有刚毕业就走上讲台的，边消化教科书边给学生讲，那场景顿生悔意的学生一定不在少数。
清点当年大规模扩招的理由，最令人百思不解的莫过于扩大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名校之优在于有名师，名师育高徒，绝不会像百年老店全聚德那样，多摆几张餐桌便能财源倍增。加上当年的并校风，使得大批中专校一夜之间换了身“马甲”便归属了名校，名校靠中专的校舍和设备接纳了更多的大学生，中专教师则靠名校的招牌煞有介事地挥起了教鞭，如此“鸭子上了架”的教学水平，难免不使名校的人才培养呈现一派迷乱状。到头来，师资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有相应保障却比试谁招的学生更多的大扩招之风，不仅没有使“优质教育资源”扩大，反而起到了稀释“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对此，有句“一个茶壶三十个碗”的比喻就很恰切。
由大规模扩招引发的诸多问题，尽管有“不能沿用精英教育质量观”的辩解，也未能说服社会各方的负面评价。在许多大学办学条件和设施跌破规定标准、数百学生齐上公共基础课的现实中，就学本科四年会有多大长进，有良知的校长们怎能不心知肚明呢？承担扩招主要任务的省属大学难以为继的问题更为突出，有的生均教育经费竟降至扩招前的三四成，培养质量不言自明。近年相继出现的“不少用人单位拒绝独立学院毕业生”，“国家公务员只从名校毕业生中招聘”等潜规则大流行，足以说明社会对一些大学培养的低标准毕业生并不认同。
寻求规避两难困境的出路
在连续四年大规模扩招后的2002年，我国达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比国家“十五”计划确定的2010年提前了八年。大大超过同期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是坊间批评大扩招是“缺乏科学性和理性的大跃进”的重要理由。2006年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期间，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博士对中国大学盲目扩招的批评也直指要害，他认为“盲目扩招会影响教学质量，尤其是对那些顶级大学......因为学校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足够的优秀教师”。思维正常的人，越来越认清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这把双刃剑的本来面目， 它所特有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控制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使得越是名校，大众化程度越高，质量就越不可控，这便是国内几乎所有名校很快对扩大规模踩了刹车的根本原因。
在同样是大众高等教育（即保持高入学率）的框架下，我国既然有别于发达国家，选择了降低评价标准以保证多数入学者毕业的路，大学生们就不能不受制于它的“路规”：降低了评价标准的高毕业率，他们固然没有中途退出之近忧和“打持久战”之远虑，却会使非名校人满为患，到头来只会造成名校毕业生要低配位就业，而更多的被戏称为“高四年级”的非名校毕业生则只有与预设职业无缘。
如是“路规”同样不会使政府自身感到轻松：无论支持入学率不断提高，还是支持抑制毕业率，实质上属于是要维护民众人权还是要维护国家教育水平的两难问题，“二选一”选哪个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在我们这个亿万家庭无不有着“步步高”传统升学心理的国度，不断提高入学率的结果，只能出现所有求学者都不愿看到的不断创造出生均拥有教育资源的新低；而抑制毕业率所带来的，将不仅是一个毕不了业者损失时间和金钱的纯经济问题。
笔者以为，国务院在2006年5月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的“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既是对高等教育1999年规模大幅扩张以来教育质量滑坡这个事实的确认， 更表明我们的政府力争规避如上所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两难困境的决心。因此，政府只有让民众知晓这样的困境，求学者才有可能根据自身能力、经济状况与个人意愿科学而理性地选择进退，从而避免使他们浪费教育投入及遭遇市场淘汰。可以说，这方面的宣传引导越以人为本，心生悔意的求学者才会越少。
高等教育大众化并非臆想的那样温顺。它在以宽广的胸怀笑容可掬地增加民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同时，还可能不由自主地举起教育质量滑坡的利刃给入学者以重创。要规避这个大众化的两难困境，就要既追求民众进入大学的机会均等又最大限度地确保国家教育质量，实现这样的“两全其美”需要从宏观层面调整思路──将各类大学“分层次定位”管理，多维度地实行大众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并举，使定位于不同层次的大学各司其职──或许这已是留给政府的唯一选择。
千龙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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