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com.cn 2009年06月23日09:31 《法律与生活》杂志
“强”的背后是“弱”
——经济犯罪中的女性心理解读
文/马皑
提要：李群案的特殊性之一在于，案件的主角是一位女性。但是，经济犯罪不仅发生在男性身上，同样会发生在女性身上。媒体和公众应该关注的是引发腐败的体制，而非具体犯罪人的性别。
地位提高：犯罪机会增多
近年来，女性经济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女性犯罪的增多是一种正常现象。
当我们承认，经济犯罪的原因特别是领导干部贪污贿赂与体制、监督有关时，就不难排除性别原因，而转而重视机遇刺激所产生的影响。
女性经济犯罪的深层原因，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有直接关系。当她们有了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活动，掌握公共权力，个别人出现寻租行为的可能性也同样增多；女性干部的增多，提供了人口学上的基数；与女性自我意识的提升相联系，她们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希望和男性一样，获得社会的尊重，扩大自己的资源范围。
关注度高：缘于传统心理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公众和传统对女性有更高的角色期待，女性角色总是与母亲、忍耐、勤劳、付出、顺从等角色定位相关。因此，该群体中犯罪的增加，往往会引起更高的关注度。
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公众很难将她们和贪官的形象画上等号。在情感上，公众也难以接受，进而希望得到“为什么”的答案。
两性相比：犯罪特点何在
在与男性经济犯罪行为、心理进行比较时，女性经济犯罪明显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女性的犯罪决策更多地受社会支持状况影响。如果排除个人的品质原因，在男性经济犯罪中，权力及对权力的监督状况影响犯罪动机和犯罪决策，往往是手中的权力越大，监督的强度越弱，犯罪可能性越大。而在女性经济犯罪中，权力和监督状况并不是主要的致罪因素，更多的犯罪决策源于对风险的判断。在案例分析中发现，大多数女性经济犯罪的犯罪人，都有较强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支撑，为她们提供了心理上的侥幸概率。如占有一定的人际资源──而其人际资源中的所谓关系，又常常指占有权力资源，表现为自己的亲属、朋友(关系网)享有公权力，自己所依靠的某些个人(靠山)是有权的领导干部，其作用在于犯罪决策时意识到了是否可以逃避法律惩罚的可能性，与男性经济犯罪重收益判断的特点有区别。
其次，角色互补的需求强烈。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因扮演的社会角色更多而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而社会又将角色期待赋予她们，希望她们不仅承担母亲、妻子的角色，又要承担公务员、专业人员、领导干部的角色。虽然角色间并不存在理论上的冲突，但角色扮演者所面对的具体情境容易导致她们的现实角色冲突。男性领导干部，常常以工作为名而减少家庭责任的承担，并不会因此受到道义谴责，而女性则相反。
由此，许多女性经济犯罪的犯罪人在压力作用下因无法满足家庭成员的期待而产生动机冲突，出现自我价值感的迷惑，不知道自己付出的努力是否能够获得尊重、理解和认同，采用违法犯罪的方式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其实是一种角色互补的表现，用家庭或个人财产的扩大，证明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付出，用使用公权力的收获，弥补女性家庭角色扮演的缺憾。
同时，缺少安全感是女性经济犯罪的突出心理特征。在男性强权环境中，追求职位身份的认同是女性实现安全感的重要方法，而在没有人际关系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得到其他人的认同却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此外，女性的安全感并不单一地源于简单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我们必须看到，许多女性经济犯罪的犯罪人是以女强人的姿态被我们所认识的。而其“强”的背后隐藏着情感上的“弱”，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现实使她们的安全感无法实现。由此，自我解脱的方法可能产生异化，以获取更多经济资源得到满足或者在感情上依附于他人获得安全感成为她们违法犯罪的原因因素。
另外，女性犯罪往往会受角色错位的影响。家庭对女性的依赖明显高于男性，因此，女性在扮演公务人员角色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扮演好家庭中的角色。出现利用公权力承担个人家庭责任的情况就无法避免。
角色扮演和情感需求对女性的影响不可忽视，不同于男性经济犯罪中由于其他人逐步的情感“培养”而逐步走向深渊，女性干部在社会生活中一般不使用与母亲角色反差较大的交际手段，其犯罪心理的产生虽然也是渐进式的，但大多与角色需要有关。
根据上述心理特点，女性经济犯罪的手段较男性简单，有时属于明目张胆，如非法集资、行贿受贿等行为不具有隐蔽性。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法律心理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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