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导读：
南通公务员的低价豪华“商品房”——老百姓眼中的官府与660超低地价
时寒冰：政府自私损害的不仅是公信力朱永新：重建教育财政是唯一出路
公共优质教育资源被民办化
崇海中学即是在《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前不久，由原公办学校南通中学和南通市一中两校初中部合并而成“民办中学”。两校初中部一直被当地人公认为全市最好的公办初中。不仅如此，在该市下辖的多个县(市)区内，数十所本地最优质的原公办小学、初中在此前数年间改为“民办”，其“学费”亦逐年上涨
一位当地教育界人士提出所谓“鱼水规则”，即“教育是养鱼的，政府不放水，老百姓就要放水。”意谓如果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部分，只能由老百姓来出
当地百姓口中，南通本届市政府被称为“城建政府”
2000年5月，市行政中心破土动工。2004年7月正式启用后，被一些网民评为“中国最豪华的政府大楼”之一
南通市副市长蓝绍敏曾公开表示：“如果上海是纽约，南通就是新泽西；如果上海是香港，南通就是深圳。”
2006年8月8日，体育会展中心全面竣工，被誉为中国的“南鸟巢”，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总投资11亿元
教育收费为了市政建设还贷
崇海中学党委书记赵如全透露，该校2006年所收2700余万元的“学费”，大约一半的钱用于教学，其余一半作为办学收入“目前，这些收入基本是用来还办学贷款。”
就收入一方南通中学而言，其银行贷款的主体构成部分产生于2003年，当年，该校贷款约3000万元买下南通市政府旧址及建筑物。而据南通市政府机关事务局副局长季文华证实，出售老政府大院的收入全部用于建南通新政府大楼，即市行政中心大楼。
这意味着，崇海中学数千学生家庭每年缴纳的高额“学费”，至少有一部分被用于南通市行政中心的建设
《上海证券报》记者 宫靖 江苏南京、南通报道
22800元，是江苏南通市民王新(化名)夫妇10年省吃俭用存得积蓄的绝大部分。
2006年7月9日，王新排在长长的队伍中，将这笔钱缴给了“民办”崇海中学，以此换来13岁的儿子未来3年的“优质”初中教育。
王新并不知道，她缴出这笔钱的最终用途之一，可能是偿还南通市投资数亿元兴建的新区市政府大楼银行贷款。
2006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明确指出：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然而，记者调查证实，南通的义务教育现实与该法规明显悖违。
崇海中学即是在新法实施前不久，由原公办学校南通中学(下称通中)和南通市一中(下称一中)两校初中部合并而成“民办中学”。两校初中部一直被当地人公认为全市最好的公办初中。不仅如此，在该市下辖的多个县(市)区内，数十所本地最优质的原公办小学、初中在此前数年间改为“民办”，其“学费”亦逐年上涨。
这些学校被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定性为“国有民办”，原因是资产和教师均来自原公办学校。据不完全计算，这些“国有民办”学校每年为南通市教育事业创收数亿元。这些钱最终弥补了当地财政对教育投入的不足。
《2006年南通统计年鉴》显示，其财政教育支出为14.12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为0.96%。这一比例距国家要求的4%差距遥远，也明显低于我国目前的平均水平2.5%。
“国有民办”背后的万元“择校费”
在南通市崇川路9号院内，五六座淡红色多层建筑中传出朗朗读书声。崇海中学四个金色大字刻在大理石门柱上。
此处距市中心约8公里，道路上鲜有人行。这个看似冷清的地方，事实上却是南通市基础教育最热点所在。
2006年5月，南通市政府第53次常委会以会议纪要形式同意兴办民办中学崇海中学。两个月后的7月8日，该校通过电脑派位招收首批初中学生1200名，所有学生均需上缴22800元“学费”。
截至记者采访时，历经数年“转制”、基础教育在全国具有“标杆效应”的南通市，其最好的两所公办中学(通中、一中)初中部已名存实亡，被合并成为民办中学崇海中学。
通中、一中均为南通市百年名校———上世纪初由持“实业救国”主张的南通名人张骞开办，解放后成为当地办学质量最好的两所公办中学。通中人津津乐道的是，这里走出过17位院士，而一中的初中部办学质量，在外界眼中与通中不相伯仲。
事实上，“民办”崇海中学其1亿元左右的固定资产性质为国有资产，分别由公办的通中、一中各自负担价值5000余万元的资产(主要为银行贷款)构成；同时，崇海中学68名教师全部由通中、一中派出，其身份仍是通中、一中初中部公办教师。
2006年8月，南通市教育局在官方网站上对此校作了如下表述：“南通市崇海中学由通中、一中利用非财政性资金投资联合举办。其办学性质为国有民办。”
就在崇海中学正式招生的9天前，即6月29日，我国新《义务教育法》被修订通过。新法规定，政府和教育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然而，同在6月29日，南通市教育局发布的名为《南通市2006年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年检公示》显示，该市海安县海陵中学、启东折桂中学、崇海中学等11所民办学校，正式通过年度“审核检查”。
经记者核实，此11所中学全部由原公办学校“转制”成立，资产和教师身份与崇海中学如出一辙。记者调查证实，像崇海中学这样由原重点公办中小学举办或转制的“民办学校”在南通市多达数十所。
12月6日，南通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张健向记者提供以下数字：2006年上半年全市共有民办中学37所，经“清理”11所民办中学合格，11所被“明令停办”，其余15所被要求“整改”(经记者查实，多数整改学校2006年仍正常招生)。
南通市教育部门表示，民办小学将是该市明年“清理”重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该市民办小学数量不低于民办中学。
2005年5月，央视《焦点访谈》曾对南通市“假民办”予以曝光。南通市教育局长王炎斌在节目中承认，南通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中，有接近20%变成了民办学校。
记者据悉，这20%全部是该市市区及各地最好的中小学。除通中、一中初中部外，如省级重点中学启东中学初中部，变身为折桂中学；南通市区最好的小学通师二附、一附皆有接近百年的校史，则分别举办了崇川小学和静海小学。
至此，南通市义务教育阶段最优质的公立教育资源，已大部分被改制为“国有民办”学校，学生必须支付数千至数万元的高昂择校费(当地称为学费)后才能入校。在重教成风的南通，此事颇受诟病。
南通“国有民办”教育发展史
南通市公立中小学变身“国有民办”并非近年独有，梳理该市民办中小学近十年发展路径，其最初动力始于地方政府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缺位。
1998年，百年名校通中的初中部开启“民办”之路，被组建为崇川中学。是次“改制”后的通中初中部，最大变化是可以独立于义务教育体制之外，向外收取每生数千元的“择校费”。
紧随其后，一中初中部被组建为“民办”静海中学。而此前数年，两校初中部只是每年级中划出若干班级收取“赞助费”。
其时，两校初中部“民办”的一个具体背景是，教育部开始推行“国家级示范高中”，具体到江苏省，则推出“星级高中”评选。参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剥离初中部。
通中、一中参与了“江苏省四星级高中”评选，剥离后的两校初中部在当时有两条路，一是各自成为独立的公办初中，二是变为民办。
两校均选择走“民办”之路，对此，接受采访的教师们分析，创星级高中需要花大笔基础建设投入，这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而地方财政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则同意将两校初中部改制为“民办”，所得学费收入用于星级高中的建设。
据了解，通中、一中分别改制为民办崇川中学和静海中学后，每年各自招生1200余人。据每年数千至2万余元的“择校费”标准，通中和一中每年可在“民校”身上收取多至2000余万元款项。而如转为公办，根本不会有这笔收入。
此两所学校即崇海中学前身。至今年7月崇海中学成立前，两校除收取逐年走高的择校费之外，其余各方面均与公立学校无异。
比如，校舍仍然使用原公立学校时期的校舍，教师仍为公立学校教师。甚至身为“民办”崇川中学，财务方面与举办方通中是一本账；静海与一中同样如此。此外，两所民办学校的校长，分别由通中、一中的校长兼任。
2002年，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对公办学校举办的民办学校提出了“四独立”的要求，即“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公办学校相分离的校园和基本教育教学设施，实行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
由于该法并未对民办学校成立的关键之点“资产”与“教师”作出限定，“四独立”遂成南通所谓“国有民办”学校存在的法律依据。
南通市教育局长王炎斌对外界坚持崇海中学等南通“国有民办”学校是“真正的民办学校”。其论据就是它们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崇海中学党委书记赵如全接受记者受访时持同样说法，他认为自己所在的这所学校做到了“四独立”。
但记者采访到的部分教育界、经济界人士并不认同这种性质认定。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个人的看法是只有真正民间出资、民间招聘教师的学校才能称为民办学校，目前许多地方的民办学校是公办学校举办的，虽然做到了“四独立”，但本质上仍然是“假民办”。
崇海中学的“四独立”也受到的质疑。如学校的独立财务，经核实财会人员并非由崇海中学自由选任，而与公办学校一样，由教育局委派，并参与全市各学校的会计轮流制度。
此外，崇海中学目前的法人代表是通中原副校长姚侃，现年63岁。据了解，学校的管理层安排是在南通市教育局的协调下，校长由举办方之一南通中学选派，党委书记则由南通市一中选派。姚侃系“退休后返聘”，被派任校长。
在这位校长之上，南通市教育局专门成立了崇海中学协调管理委员会，协管会成员由教育局长、分管副局、职教处(有民办教育管理职能)负责人、南通中学和南通市一中校长等组成。
“一个企业，由国家出钱投资，职工身份是国有企业职工，你对外却说你是民营企业？国有民办学校，从产权角度是讲不通的。”江苏南京一位对企业产权多有研究的经济学教授说。
“假民办”四弊
在许多教育界人士眼中，南通所谓“国有民办”学校曾被称为“名校办民校”、“校中校”，此现象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此后在全国蔚然成风。
2002年，教育部开始关注“假民办”现象，教基(2002)一号文件第二条指出：“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较高，社会声誉较好的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公共教育资源，不得改为民办或以改制为名实行高收费。”
而“假民办”学校在缓减地方财政压力的同时，弊端渐显。
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抛出轰动全国的提案―――《停止名校办民校》。在提案中，这位教育副市长痛陈“假民办”四弊。记者采访时发现，此“四弊”在南通市尤为突出。
朱永新提出的“假民办”第一弊是“使义务教育大打折扣”。以南通市区为例，最好的小学是“民办”的，为通师二附和一附举办的崇川小学和静海小学；最好的初中是“民办”的崇海中学和濠河中学。
“名校的优质师资是由国家培养出来的，名校的形成也是国家长期支持和倾斜的结果，名校本应由学生公平享有，现在却只为少数人服务。”朱永新阐述此弊时说。
其次，“假民办”客观上“推动择校成风，加重百姓负担”。
作为南通市百货公司一名售货员，前文所述王新月薪仅600元，丈夫在一家国企上班，月薪1500元。接受采访时，王新摆出今年“民办”学校的“时价”来说明她身上的教育负担：今年小学阶段的崇川和静海小学的“学费”分别为13200元或12000元；中学阶段的崇海和濠河中学分别为22800元或13200元；高中阶段是通中和一中，如果分数不够，“想要进去视考分而定，差得较多得缴七八万元，只差几分也得三四万元。”
近十年来，为给儿子存下一笔教育经费，王新的丈夫每天只能喝一瓶价格2元以内的啤酒，她自己穿衣服从来不敢讲品牌。“家里就是再困难，也得让孩子上个好学校。”王新说。
“假民办”的另外两项弊端在于加剧教育不均衡，并遏制正的民办教育。
家长王新说：“你可以选择不读这些民办学校，但是公办学校的质量肯定不如民办，不止是校舍看上去破旧，就连这些学校老师的工资都比民办学校少一大截。”
南通教育界公认的另一个事实是，公办的跃龙中学所举办的“民办”濠河中学，已有两届毕业生，其重点高中入学比例远超跃龙中学。一位学生家长个人认为，这是跃龙将好的师资用于濠河的必然结果。
熟悉南通教育的多位人士证实，在义务教育阶段，南通市区曾先后出现过3家真正的民办学校―――江东学校、新世纪学校、外国语学校。
此3所学校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均由真正的民间资本投资兴办，自建校舍，自聘教师。3年前，随着外国语学校的关闭，南通市3所“真民办”全部停办。
目前“国有民办”的崇海中学初中部所在的崇川路9号，即为原外国语学校。崇海现在使用的校舍等，均为外国语学校时建设而成，从建筑规模看，外国语学校显然一度雄心壮志。
一位业内人士一语道破：“真民办”办校时“假民办”即已出现，“假民办”背后是名校名师，而“真民办”没有这些背景，收费却与“假民办”相差不多，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假民办”？
穷教育与大城建
在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看来，“假民办”的“病根”是“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南通市教育界人士亦普遍认为，与民间出资兴办的民办学校不同，“国有民办”学校收来的高额学费最终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甚至是变相的收入。
2005年为例，南通市14.12亿元的教育财政投入只占当年全市GDP(1472亿元)的0.96%。与国家规定的4%、全国平均水平的2.5%、江苏省平均水平2%均相去甚远。
一位当地教育界人士提出所谓“鱼水规则”，即“教育是养鱼的，政府不放水，老百姓就要放水。”意谓如果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部分，只能由老百姓来出。
据业内人士不完全计算，南通市政府每年从众“国有民办”学校学生家长手中收来的学费，至少有数亿元。记者粗略估计，2006年南通市区的崇川、静海小学、濠河中学、崇海中学所收的学费，就有5600万元。
有业内人士称，2006年上半年，南通市主城区崇川区一位领导曾有心将辖区内所有民办中小学恢复为公办，但在恢复过程中遇到强大阻力。相关学校领导则“直言相告”：区内民办学校每年的收入在3000万左右，区财政要是每年能拿出这3000万，恢复公办可以；要是拿不出，就请区里再想想。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崇川区政府办公室教育联系人赵江否认上述说法。但赵确认，辖区内数所民办学校，2005年的收入确为3000万元左右。
在采访中，南通市教育局长王炎斌承认，南通市诸多民办学校的形成，与地方财政投入不足分不开。他强调，南通市政府与各地方政府一样，财力有限。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则在其研究报告中从另一层面解读了地方财政的教育投入不足问题。
名为《经济大省的教育贫因》的这份报告指出，“穷国办大教育”的通常思维忽视了中国内部的巨大差异，在“穷国”内部实际上存在一些并不“穷”的省区，这些省区实际上可能已经超越了“发展中国家”而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问题是，这些省区依然存在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教育的贫困，比如广东、浙江和江苏。
“(江苏省)2000―2004年5年间(投入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绝对额分别为167.6亿元，179.5亿元，211亿元，239.4亿元和279.7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只有1.95%、1.89%、1.98%、1.87%和1.80%”，此数据不仅与国家4%的差距相差一半还多，与全国各省平均的2.9至3.33%也相差较远，在全国排在倒数位置。
就南通而言，与教育上的低投入相比，该市近年在城市建设上则是“史无前例地大刀阔斧”。
2000年5月，市行政中心破土动工。时至今日，当地官方对此中心造价讳莫如深，其总建筑面积11.9万平方米，建设时间达4年。2004年7月正式启用后，被一些网民评为“中国最豪华的政府大楼”之一。
2004年后，南通市新区范围重新调整，此间在，南通市副市长蓝绍敏曾公开表示：“如果上海是纽约，南通就是新泽西；如果上海是香港，南通就是深圳。”
2006年8月8日，与世纪大道一路之隔的体育会展中心全面竣工。南通体育会展中心被誉为中国的“南鸟巢”，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总投资11亿元。
在当地百姓口中，南通本届市政府被称为“城建政府”，也许并非巧合，五六年间，南通房价从每平方米1000多元一路攀升至如今的五六千元。
崇海中学党委书记赵如全对记者透露的另一个事实是，该校2006年所收2700余万元的“学费”，大约一半的钱用于教学，其余一半作为办学收入，理论上由举办方通中、一中“五五分成”。
“目前，这些收入基本是用来还办学贷款。”赵如全说。
据记者了解，就收入一方南通中学而言，其银行贷款的主体构成部分产生于2003年，当年，该校贷款约3000万元买下南通市政府旧址及建筑物。而据南通市政府机关事务局副局长季文华证实，出售老政府大院的收入全部用于建南通新政府大楼，即市行政中心大楼。
这意味着，崇海中学数千学生家庭每年缴纳的高额“学费”，至少有一部分被用于南通市行政中心的建设。
本报记者 宫靖 江苏南通、南京报道
2006年12月5日，南通市新区行政中心大楼数百米外，新城小区27幢小高层尚未最后交付。
在一幢已停止外部施工的楼房内，一位身着蓝色施工服的工人正拿盒尺测量墙体外的隔热板。“我在南通盖过十来年房子，这个小区建筑质量算最好的了。”他说。
测量结果显示，这种近淡绿色浆沫板使墙体由原先的25厘米增厚至31厘米。工人收起盒尺，笑着拍了拍墙，“这里一块砖都没用，全是钢筋混凝土浇的。”
用混凝土建楼浇铸墙体在建筑上称为框架结构，优点是比砖头更坚固，且保温隔热隔音，但造价要高比普通结构高出上百元。记者了解到，新城小区全部采用框架结构，这在南通市目前的商品房建造中尚为鲜见。
2005年至今，直属市政府的南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下称市机关事务局)一直在建设这个面积达260亩的住宅小区。引起南通市民关注的是，该小区27幢小高层只销售给特定对象———新区行政中心大楼内的公务员。当地人因此将新城小区称为“公务员公寓”。
据悉，南通市自2000年起就停建经济适用房，改为货币补贴。新规定2006年7月将补贴标准(即住房不足75平方米的普通市民每平方米补贴额)由260元提至460元，与此同时，该市房价已高企至每平方米5000元以上。
新城小区每平方米售价和市场价格之间的约2000元差价，被市民们视为公务员独享的住房补贴。一位中学教师问，“即使他们的住房面积达150甚至250平方米？即使他们许多人已是第二套住房？也应该享受这种补贴吗？”
12月6日，接受采访的南通市机关事务局副局长季文华并不承认新城小区是公务员公寓或公务员经济适用房，而坚称是“商品房”，“完全按市场行为开发的，公务员并未享受到任何形式补贴”。
2006年8月，建设部联合监察部、 国土资源部发布《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严词叫停各级党政机关集资建房。
我国停止福利分房至今已8年，据此前媒体报道，变相地福利分房近年仍在全国各地上演。
百姓眼中的“官府”
2006年12月5日，当记者走进位于政府大楼附近的新城小区，眼前是一片浩大的工地，数十幢楼的框架全部建成。一条小河将小区分成南北两部分，围墙又将小区分隔成数片施工区。大致目测，小区由27幢7至18层的多层住宅组成，内部套型从100至200平方米不等。
新城小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该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12月6日，自称参与了小区征地等相关事宜的该局副局长季文华承认，小区住房均已售出，业主全部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公务员。
该小区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务员向记者称，购买小区住房每平方米只需花3500元，而转手卖出每平方米的价格可翻至5780元，每平方米净赚2000元以上，总计一套住房可赚30万元左右。
记者走访新城小区周边已开盘的春晖、兆丰、天安等普通商品房时，发现其均价均在5000元以上。比新城小区售价要高出1500至2000元。
“在市行政中心上班的多数公务员买到了新城小区的住房，包括市几大班子的领导。”季还证实，在购房指标的分配上，按行政级别分配面积大小。
季文华介绍，小区建筑面积为“30万至35万平方米”，开建于2005年年中，预计于2007年7月完工。南通市国土局网站信息显示，该地块总面积为173286平方米。据知情人介绍，小区将建成100至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共计“近2000套”。
新城小区建造伊始，便成为南通市民热议的焦点。一位出租车司机将新城小区称为“官府”。另有一些说法称，该小区设有高档休闲会馆、全市最大的地下车库、先进的防盗系统等。
季文华拒绝证实以上说法。但记者在一份内部人员提供的小区规划图上，确实见到了规划的大型会馆，网上亦出现此会馆建成招商的信息。
小区的一位门卫笑称，“新城小区建成以后，将是南通最气派、建筑质量最好的小区”。施工方人士亦透露，开发商确有“争夺国家优质工程”的要求。
660元地价的秘密
“新城小区的土地是市场上拍卖得到的，不是政府划拨的。”季文华以此将新城小区与国内其他地方的违规公务员经济适用房区别开来。
南通市国土资源局官方网站上一则挂牌出让公告显示，新城小区地块编号0301，挂牌出让时间为2003年2月18日至28日上午10时。起挂价为每平方米450元，成交价为每平方米660元。
原国家房改办主任张中俊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无论是集资建房还是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其玄机均在于可以以划拨形式，取得零地价国有土地。
南通显然与此不同。
据透露，南通市建设新城小区的最早动议几乎与新区开发同步。南通主城区与开发区相距数十公里，中间大片面积为农用地。为了连接两地，实现南通市现代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2000年起，南通市启动新区开发，新区基本位于城区与开发区中间。
南通市新区行政大楼即开建于2000年。
“晚上从市区往新区看，这里黑咕隆咚的，像一座坟墓。”季文华说，“当时公务员都不愿意来新区办公，毕竟相距七八公里路。”据称，2004年新行政大楼建成至今，来上班的公务员每人每月由财政额外支付一笔交通费用。
据季文华解释，为减轻财政负担，提升新区人气，市里决定兴建新城小区，专门用作行政中心办公的公务员住房。
南通市一位地产界人士证实，南通新区的地价目前已升至每平方米1500至2000元，新城小区地块挂牌的2003年初，新区地价确实较现在为低，但660元的地价在当时也是较低的。当时新区通行的地价已至每平方米800元左右。
季文华承认，当时新城小区周边的地价确有高于660元的，但原因是“那些地段比新城小区位置更优越”。但在地产界人士看来，新城小区距市政府大楼仅数百米，附近已很难找出更优越的地块了。
上述地产人士说，由于是有政府背景的开发商参与拿地，拿地的用途又是为公务员建住宅，而市委、政府的领导也将入住此小区，“识相的地产商，怎么敢加价争夺呢？”
政府主导“市场开发”
采访中，季文华再三强调新城小区就是普通的商品房，“一切都是市场行为”。
记者了解到，2003年年初，在南通市政府同意下，市机关事务局正式成立了新城小区建设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在确定新城小区开发商过程中，并未实行招标，而是指定了机关事务局下设的南通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中天房产)。
在南通市国土资源局网站上，记者发现新城小区地块的中标方即为中天房产。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中天房产成立于1999年9月，由南通市市级机关基建服务中心出资1625万元、南通城宸建安工程公司出资375万元。
经核实，大股东南通市市级机关基建服务中心为南通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下设的一个部门。季文华的说法是，中天房产是局里没改制的几家事业单位之一。
季还证实，中天房产拿地花了1亿多元(据官方网站公布的面积和单价计算，应为1.14亿元)，而随后的拆迁费用又花了1亿多元。“这2亿多元是开发商向银行贷的款，市政府并未垫资。”季说。
多位公务员证实，2005年上半年，中天房产要求所有购房公务员预缴30%购房款。据此计算，开发商先期拿到约3亿元左右的公务员集资款。
2005年上半年，中天房产将小区建设分为6个标段，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施工单位。南通三建、八建等6家单位中标。采访中施工方一位负责人认为，此次招标严格按市场程序进行的。
记者从新城小区多家建设方处获悉，中天房产对他们要求甚严。“施工中大部分的建筑材料都由开发商指定。而通行的市场行规是开发商定标准，施工方自主决定材料使用。”
上述施工方负责人说，小区建设他们不敢有半点马虎，因为市政府的各级官员经常到小区视察。“就是有普通来看房的，说不定也是什么官，哪敢不好好干。”
2006年1月22日，南通市纪委、监察局指派专人配合新城小区建设指挥部对指挥部全体人员、各标段项目经理、各标段项目总监开展了“廉洁过年”专题教育活动。
而普通商品房的市场开发并不需纪委和监察局介入，这是常识。
为求“公平”可能扩建
与附近多个楼盘不同的是，新城小区至今未设置售楼处，而是设立了新城小区建设指挥部。而多位当地公务员介绍，新城小区2005年上半年曾有“售楼处”———在南通市行政大楼内的机关事务局办公室内摆设了新城小区沙盘，并接受购房公务员的咨询。
其售房流程为，在行政大楼内公务员在本单位报名购房。拿到购房指标后，公务员到建设银行南通分行缴30%预付款。
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购房标准是：厅级干部能购买180平方米的住宅，处级干部能购买150平方米，科级干部能购买130平方米，科级以下只能购买115平方米的住宅。
12月初，南通市房地产管理局向记者证实，新城小区取得于今年上半年领取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至此，在法律上新城小区的身份成为普通商品房。
2006年上半年，中天房产向购房者收取其余70%的房款。
据新城小区建筑面积和售价计算，小区总售价约为10.5亿元。而按照市场价出售新城小区，该小区总售价则应为15亿元。
对新城小区事实上的低房价，季文华的解释是“拿地早”以及“近两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快”。他表示，每平方米3500元的价格并不会让中天房产赔钱，“但中天房产确实也没赚钱，就是保本”。
季文华告诉记者，由于尚在南通市区办公的诸多公务员没买到新城小区住房，认为政府不公平，所以新城小区不排除扩建的可能性。
□时寒冰
一边是豪华的政府办公楼、公务员高档住宅区，一边是民众沉重的负担和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这种对比，在南通市以一种近乎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
南通市在城建方面可谓一掷千金，其行政中心被一些网民评为“中国最豪华的政府大楼”之一，总投资11亿元的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这些金钱堆积起来的成绩，成为官员将南通自诩为新泽西、深圳的强大底气。南通市政府在为自己构筑住宅小区的时候同样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南通最气派、建筑质量最好的小区”。
但是，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南通市政府又是如此地吝啬。在2005年，南通市14.12亿元的教育财政投入只占当年全市GDP的0.96%———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以及政府因为自己谋取福利留下的缺口，相应地转嫁到了公众身上。表现在教育方面，就是本属公共资源的公办学校被转变成民办，让公众不得不承受巨额教育费用———有的小学“学费”达到了13200元，有的中学收费达到了22800元，民众苦不堪言。
民众纳税的终极目的，就是想通过让渡本属于自己的部分权益，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这是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当政府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民众身上，等于民众纳税让渡的权益未能得到回报，这不仅会影响到民众纳税的积极性，也可能损害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可能能动摇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当公权力处于自私状态，就很容易偏离执政为民的轨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当地民众因为在沉重的负担之下，实际上难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南通市的做法与中央精神相背离。
更为严重的是，南通市在教育方面召开的民办化运动和在集资谋取自身福利方面的许多做法，是违犯中央政策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比如，《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而南通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中，近20%变成了民办学校，且全部是该市最好的中小学。
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建立公共型服务政府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其核心就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即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以解决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而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所产生的矛盾。南通市财政教育投入仅占GDP0.96%的数据表明，其在公共服务职能方面不是在强化而是在弱化。
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和对自身福利强化，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信息，这提醒有关部门：督促政府公共职能的回归不能依靠官员的自觉，还必须有严格的监管、制约和 考核机制相配合。
朱永新，男，1958年生，江苏大丰人，现为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顾问，江苏省政协委员。著有《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我的教育理想》等著作。
“名校办民校”是政府直接干预民办教育市场
记者：2004年“两会”期间，你的提案《停止名校办民校》引起教育界普遍关注，你认为，“名校办民校”发生的最初土壤是什么？
朱永新：“名校办民校”最初的出发点有其合理性，即解决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需要。因此，当时教育部门对“名校办民校”是支持的。
当时名校办民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初高中分离，因为很多高级中学的初中剥离后，为了保证生源，就把初中变成民办了，或者变成‘假民办“了。这样就是一方面解决生源，另一方面解决经费，一剑双雕吧。
但是，随着民办教育兴起， 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名校办民校”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了。因为它的存在会对真正的民办教育形成冲击，导致它们办不起来。公办教育过多介入民办教育的市场，民办最后都得死，这是肯定的。实际上很多大学的独立学院二级学院也是这样的。实际上这是政府直接干预了市场，这对真正民办学校是不公正的。
做不到资产和教师身份独立就是“假民办”
记者：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民办学校作出了“四独立”的要求，分别是独立校园、独立财务、独立法人、独立招生发证。其中并没有要求资产独立和教师独立，您认为判定民办学校身份的关键点在哪里？
朱永新：当然也要有独立财务和独立法人。但我认为资产独立和教师独立是“四独立”的前提，做不到资产独立和教师独立就是假的民办教育。
记者：现在的形式往往是老学校的校长委派一个退休的副校长到新学校任法人代表，就是所谓的独立法人，这种形式是“真民办”吗？
朱永新：这要看委派后，实际的领导权在哪里，这很重要。是不是独立领导权？你是要向老校汇报，由母体学校来决定？还是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来决策。现在绝大多数“名校办民校”是母体学校在掌控，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完全形成。
“假民办”扼杀了真民办生存空间
记者：一位“名校办民校”的负责人曾说学校继续存在的重要理由是“继续满足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如果改为公办运用就近入学原则，等于剥夺了人们花钱上好学校的权利。
朱永新：你问问这些学生的家长愿不愿意缴那么多钱啊。或者这种学校就走第二条路，你办成真正的民办学校。
记者：事实上现在这种情况真民办办不起来啊，办一家死一家。
朱永新：办不起来就是怨假民办啊。现在叫停“假民办”，就是要给真正的民办学校留下空间。真民办只有两条路，要么辉煌，要么死亡。因为真民办，做不起来就得死。而“假民办”没有这样的风险。
但是，现在在我国的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是没有可比性和竞争力的。除了基础设施、管理，以及小班化以外，我们的民办教育质量在中国是没有竞争力的。原因就在于公办教育没给民办教育留下空间！
已有的“名校办民校”最好全部转为公办
记者：新《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但是，目前似乎尚没有法规说明以往已由公办名校改成“民校”的，今后应该怎么办？
朱永新：我的建议是首先叫停，不能再新办“名校办民校”。就是先要把车刹下来，然后再想办法整顿已经上车的学校。这些已上车的学校，最好的办法是完全变成公办学校，次优的办法是改变成真正股份制的学校。
记者：现在一些“名校办民校”确实也引进了部分民间资本，搬离了母体“名校”的校园，这能算真正的民办学校吗？
朱永新：这里有个真股份和假股份的问题。真股份就是要有真正的民间资本进来，新学校的教师与过去公办学校系统教师身份脱钩，工资关系也斩断，都要纳入民办教育体系。假股份就是虽引进了民间资本，股份有多有少，但教师身份仍然没变。这些假股份学校对真民办来说，同样是不公平竞争。
记者：您好像特别注重教师身份这一点。
朱永新：当然很重要，你有这个身份，人家才愿意来这个学校；你没有这个身份，人家就不愿意来了。
现在老师愿意来“名校办民校”，说白了是因为这些学校第一是公办学校身份，第二是民办学校待遇。那它当然有吸引力喽。
记者：你的看法是假股份必须全部转为真股份？
朱永新：对啊，这类学校要和老学校申请脱钩，然后资源重新整合，这个不是不可以的。我们的立达集团就试图往这个方向走，第一步变成股份制，第二步逐步使工资、教师的身份独立。现在我让他们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我没办法让他们变成民办的，但是去年新人进来就按民办学校身份走。若干年后，这两个核心问题就解决了，就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了。老校可以有股份，这个要尊重历史，改革完全不尊重历史，也是不现实的。
政府公共财政不到位是“假民办”难根除的主因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叫停了“民校办民校”，又滋生这种新类型的“名校出资办民校”？这类学校出现的根源是什么？
朱永新：就是一个教育财政的问题，都是钱的问题，政府没钱啊，教育部门穷啊。现在各地教师与 公务员差距还比较大，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还有政府为什么办民校，很大部分原因是想由此腾点经费出来，给教师多发奖金，提高待遇，尤其是给薄弱学校。如果政府能保证所有学校公共经费运转，还有教师收入与公务员持平，不要完全一样，基本持平就行。我相信，所有学校全部变成公办，实际上就是一张纸的事。
记者：是不是在“名校办民校”问题上，教育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是替政府受过？
朱永新：对。我曾经要求有些学校办成公办，但困难非常大，为什么？财政没钱啊，教育局长和我说，你财政给我钱，我马上变成公办。政府公共财政应该把所有公办学校的基础设施全包了，把教师收入与公务员持平了，把学校运转经费全部管起来。政府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我想校长们也没必要办什么民校了，教育行政部门也没必要挨那个骂了。
这是我国教育财政机制和体制上的一种缺陷，所以要重新思考和建设中国的教育财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人民网]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