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网-华商报 2009-03-25 05:22
当义工多年，高敏的每一天总是在忙碌中度过
蔡旭丽(左)希望能将自己的遗体和器官捐献的想法最终得到了丈夫支持
她是一位山东农村妇女，12年前来到深圳。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无偿献血活动。2000年，又加入了无偿献血的义工队伍，开始了她的义工生涯。2008年，中国首个器官捐献办公室在深圳成立，她又成了那里唯一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
在深圳，她先后获得“全国无偿献血金奖”、“深圳十大杰出青年”、“深圳文明市民”、“最具爱心人物”等荣誉。
在奉献和荣誉的背后，是她在深圳艰难图存的生活。
和大多数南下的打工者不同，在深圳，高敏做了9年没有任何酬劳的义工。
从一个山东的农村妇女到深圳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分队长，再到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协调员，这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高敏身上却发生了。
她是深圳市第一位参加无偿捐献机采成分血的女性、第一批志愿捐献骨髓者，也是深圳市乃至全国无偿献血最多者。12年间，她献血次数超过140次，总量超过12万毫升。如果按照一个成年人6000毫升血液计算，她已经将自己身体上的血抽光了20次。
她的生活简单得就像一条直线。每天踩着单车，穿越深圳市的繁华街区，往返于家与血站之间。
而今，身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高敏有了办公室。因为生命终止的时间无法预料，她必须24小时待命。“把义工当饭吃。”有人这样说她。
传递生命接力棒的人
高敏个头不高，扎着马尾辫，皮肤黝黑。和网络上所能看到的照片一样：“标志性”的白色T恤，别着一枚红十字会的徽章，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
办公室摆着两张办公桌和两把椅子，工作人员只有高敏一人。
对于高敏来说，那是一个难得“闲”下来的上午。此前一个多月，她去过中山、到过东莞，其余时间基本上在深圳市各大医院里奔走。“1月9日到现在，完成了角膜捐献15例、遗体捐献6例、多器官捐献3例。”她正在整理捐献资料，结果还令人满意。
43岁的高敏在深圳也算名人。她在这座城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她是深圳市乃至全国献血最多的人，又是深圳市少有的工作上万小时的义工。
如今，身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协调员的她，像这座大楼里的其他公务员一样上下班，所不同的是，她不拿分文薪水。
一年多来，高敏已经不下百次地面对生离死别的场面。每个捐献者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她都要赶过去，和家属协商捐献事宜，将所有的资料上传给中国器官捐献联盟，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受益者。用她的话形容，这份工作就像是在完成一场又一场生命接力赛，而她是那个寻找和传递接力棒的人。
来深圳的12年，高敏一直住在妹妹高萍家，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挤着高敏和高萍一家3口。
1966年12月9日，高敏出生在山东省商河县孙集乡果子元村。1987年，高中毕业的高敏第一次来到深圳，曾干过流水线女工、纺织女工。
在山东老家时，高敏有了一次婚姻。1994年，儿子出生了。儿子出生没几个月，她离婚了。
1997年，高敏将才两岁多的儿子丢给母亲，再次南下深圳，给妹妹带孩子。她没想到，那次去深圳会使她的人生道路发生改变。
一切都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献血。
妹妹家距离东门老街不远。高敏没事喜欢逛街。那里经常停着一辆捐血车，当时献血的人并不多。
高敏在一篇自述里记录了那段献血经历：“记得有一对母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位母亲以母子共同献血的方式来纪念儿子20岁生日。母亲带着儿子从献血车献完血走下来时，满脸欣慰地对儿子说：‘你的这个生日过得高尚，妈妈为你骄傲!’”
一次，她和两个朋友逛街时，提出了献血的想法。当时，两个朋友一听都认为她疯了!然后，撇下她离开了。高敏独自一人走上献血车，捐了200CC的血液。临走，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说：“需要时再联系我。”
3个月后的一天。她接到血液中心打来的电话：“现在B型血紧缺，你能否再来献一次血?”从那儿以后，高敏成了血站一位固定的无偿献血者。2000年，她又加入了无偿献血的义工队伍，开始了她的义工生涯。
“成名”后的烦恼
从那时开始，她开始像其他上班族一样上下班，每天除了接送小外甥上下学，其余时间都在血站做义工。
因为没有工资，在妹妹家吃住的她生活格外节省。每天只吃一顿饭，早上和妹妹一起吃，中午不吃饭，晚上回家就好一口大葱。
认识高敏两年多，义工朱克龙从来没见过她吃饭。他很好奇，但高敏的解释是：都是上中学时养成的坏毛病。那时候家离学校远，需要带中午饭;起初，她带了几次，但都被别的同学吃光了，后来干脆不带。
没有人知道是否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还是为了省钱。
最早在福田区的血站做义工时，每天往返的公交车费要8元钱，一个月要200多元。为了省下这笔钱，高敏买了一辆廉价的旧自行车，每天骑车一个多小时上下班。再后来，自行车骑坏了，一个志愿者离开深圳时将一辆组装的自行车留给了她，她称它为“山寨宝马”。
从红十字会到血站，步行大约需要十几分钟。其间，要穿过深圳市最繁华的东门步行街。高敏推着她那辆“山寨宝马”，像是导游一样，给记者介绍着那里每一个商场的特色。“经常来这里逛吗?”“哪儿有时间啊!”她指着一个商场说，“大概有八九年没进去过了。”“我就不需要买衣服。”她指了指自己，T恤是红十字会发的，牛仔裤是二十三元钱买的，她备了好几条。
一路上，她笑着跟人打招呼。保安、街边的摊贩、报摊的摊主、邮政局的工作人员似乎都是她的熟人。
在深圳，高敏先后获得“全国无偿献血金奖”、“深圳十大杰出青年”、“深圳文明市民”、“最具爱心人物”等荣誉。高敏成了人人皆知的新闻人物。她曾做过几场报告，当了附近一所中学的校外辅导员。
但“成名”的烦恼也接踵而来。“不就是献血嘛，她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就那点事，还到处宣扬。”有人说她另有所图，或者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或许是为了名利。起初，听到这些时，高敏觉得心有点凉，“如果为了找份好工作，我用十年的时间是不是长了点?如果为了名利，我在十年间边工作赚钱边做义工，是不是更划算?”
“我只想做一个心甘情愿为社会奉献的人，并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这是我的人生理想。可为什么想干点事就这么难呢?”
“她对谁都可真诚了，很难有人把一件事情做到她这份儿上。”深圳市血液中心配送科主任张艳艳说。8年前，她从甘肃来到深圳闯荡，是血站的一名临时工。当时，她认识了高敏，“她让我看到，人与人之间还有这么单纯的关系。”
深圳唯一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从无偿献血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再到眼角膜、多器官捐献，深圳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3年，我国首部器官捐献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正式颁布实施;2007年，国务院491号令发布;其中，对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做了法律规定。2008年，中国首个器官捐献办公室在深圳成立，高敏成了那里唯一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她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从去年2月25日开始的。
和高敏接触的几天里，她近乎絮叨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捐献者的故事，讲到眼圈发红，声音哽咽。“器官捐献目前还需要媒体大量宣传。”高敏说。每一个有特点的案例捐献成功，她都不放过通过媒体宣传的机会。
3月1日，31岁的蔡旭丽走完了短暂的人生旅途。“她是一个漂亮、很有气质的女人。”高敏说。
2008年8月，蔡旭丽被诊断为“肝癌晚期”。痛苦过、崩溃过的她做了一个让家人诧异的决定——捐献器官和遗体。“人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还能给其他不幸的人带来一点帮助的话，也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蔡旭丽一遍又一遍地说服丈夫和家人。
2月10日，签订《器官捐献志愿书》的那天，蔡旭丽的病情已经急转直下。由于她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高敏只能遗憾地告诉她，只能捐献遗体。蔡旭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那天，高敏还特意给这一家三口照了张相。“2月21日，她还让老公打电话给我，嘱咐我不要忘了她的心愿。”
也有很多捐献者愿意把她当朋友。高敏将每条短信都抄在小本儿上，已经写满了好几个笔记本。“姐姐，我要捐眼角膜!给我回电话好吗?”“我们这里医疗条件很差，医生说孩子随时都有可能走，呼吸机也没有，今天我打了好多电话联系，只有您热情!”
高敏时常接到国内其他省份打来的电话。她说，是那些捐献者让她坚持走下去。
她的未来在哪里
高敏的儿子，今年15岁的“明智”，12年来只见了妈妈三次。
如果不是主动问到，高敏不会提到儿子。“他有姥姥、姥爷照顾着，我挺放心!”
2005年12月25日，第三届深圳关爱行动晚会上。当主持人提到母亲和儿子时，这个坚强的女人哽咽了……“我最想念的是我妈妈，在她花甲之年还为我拉扯孩子，我对不住她;我最牵挂的是儿子，他都11岁了，我却不能尽一个母亲的职责。”
她没想到，主办方已经将儿子接了过来。当儿子和老父亲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时，她终于忍不住落泪。“妈妈，我好想你!”那是她第二次见到儿子，祖孙三人抱头痛哭。
如今，儿子已经读初一，住在寄宿学校。她不常给儿子打电话，“太忙了，有时候就忘了。”
对于姐姐，高萍一直心存愧疚。“我当时不该让她帮我看孩子。”她说。如今，面对公众面前的“英雄”姐姐，还有远在山东老家的父母和外甥，她内心有些矛盾。“你想这样干到什么时候?孩子也大了，父母老了，你也应该尽一下做母亲、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每次面对这样的问题时，高敏都会陷入沉默。
当记者将同样的问题抛给她时，她回答得很干脆：“你看我都忙成啥样儿了，哪儿有工夫想这个!”
当地一位媒体记者干脆批评她“太自私”。她笑了笑，摇摇头，表示不认同。
高敏是一个不大愿意表露心事的人。妹妹高萍注意到，在人前是个乐天派的高敏时常坐在沙发上叹气。“她其实挺愁的!愁啥不太清楚，或许是事业、儿子。”
记者偶尔翻阅2006年1月11日的《深圳特区报》，上面一篇题为《黄贝街办为“十杰青年”献血冠军排忧解难》的文章中提到：当时的高敏最大的心愿就是尽早入户深圳，解决孩子在深就读的问题。
文章中还写道：当时的黄贝街办雷厉风行，将关于解决深圳十杰青年高敏户口调入深圳的报道呈报给上级部门。
但3年过去了，户口还未解决。“快了!”高敏说。
高敏实际上是有梦想的。她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深圳人，然后和儿子在深圳相聚。
记者离开深圳时，高敏有些恋恋不舍。“等你下次来深圳，就不用住宾馆了，等我有了房子，你就住我那里!”“真的吗?什么时候?你打算从妹妹家搬出来?”“有这个想法，我也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高敏说，但究竟何时?她也不清楚。最大的问题是，她只是个义工，没有工资，房租、个人生活怎么负担?将来，儿子来了深圳，她还能这样做专职义工吗?
高敏笑了笑，没有回答。她似乎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采访结束的次日清晨，高敏接到一个电话后又匆匆忙忙地出了家门。下午，记者的手机上出现了一条短信，是她发的：“又做成了一例角膜捐献，这是第290例!”
她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或许，她在为自己的未来而努力。
来源：华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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