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村庄与艾滋病作斗争

撰文：阚磊

李伦有着灿烂的微笑，她代表的是中国抗艾滋病斗争中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

在多山的云南省，李伦翻过一座座山，挨家挨户地走访临沧市临翔区的居民。李伦正在向人们传播控制艾滋病风险的知识，不仅是在他们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中，而且是在整个社区。

有时，李伦要步行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深山中的某个村庄，她说她只是“在试图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李伦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她曾经是一名乡村医生，有一个自己的小诊所，但现在她是基层艾滋病教育和预防项目“传染病完全控制计划”(TCE)的一员。这是一项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互满爱”人与人 (HPP)开发的计划。

传统中国文化中对于讨论性话题的禁忌限制了父母和子女谈及这个话题的方式，以及成年人寻求相关信息的自由度。在开始大规模基层工作之前，TCE实地官员要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课程以及现场演练，以便掌握与当地人讨论安全性行为和艾滋病话题的技巧。这个培训对项目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TCE模式”(HPP在非洲开发的模式)已经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变通，并通过与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合作在云南省进行了试点。试点项目由瑞典政府资助，以亚行提供“在亚太地区抗击艾滋病”的区域技术援助的形式，并通过一个当地艾滋病预防可持续网络子项目具体执行。项目实施机构是由云南省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和HPP联合组成的项目办公室。其他合作伙伴包括中华预防医学会(CPMA)，省级和地方各扶贫机构、卫生局、计划生育协会和妇联。

从2007年3月起，李伦已经走访了1，000多户家庭，与将近5，000人进行了交谈，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着她从小长大的社区。

临沧市位于云南东南部，辖区内有八个县，是17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流行病是没有国界的，因此这里成为中国和缅甸的关键边界区。临沧是毒品走私到中国的主要入口(这也是艾滋病流行病的主要风险因素)。截至2006年底，在临沧220万的总人口中，登记在册的艾滋病感染者就有3,637人。去年，48%的新感染病例是通过性传播，33%是通过血液传播，主要是由于共用针头。

政府日渐认识到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来遏制疾病的蔓延。但是，由于财政和人力资源的缺乏——尤其是在县和村级的基层组织和更贫困的地区——形成了关键的制约。因而需要新的机制和合作模式来遏制艾滋病的传播。

“尤其是自2003年底以来，在领导最高层的支持下，中国政府开始采取协同行动来应对艾滋病,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社会发展经济学家宋思年表示，“与此同时，这场战斗的前线是社区和个人，而他们很难获得来自政府资源的帮助。

然而单纯的民间行动存在着局限性，比如在可持续性和项目推广上的挑战。宋先生表示，这个项目采取了新的措施，把公民社会发展成为政府主导项目的合作伙伴。

“TCE模式”基于“只有人们自己才能把他们自己从传染病中解救出来”这一理念。临沧的试点采取一种互动方法，让地方实地官员动员、教育和培训当地社区，为普通老百姓提供服务。

“他们的方法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像性工作者、静脉毒品使用者和农民工等高危人群，”临沧扶贫办的周状生主任说，“这些人在向实地官员倾诉他们的个人顾虑时不会感到尴尬。”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蔡纪明博士(中华预防医学会是总部设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与亚行合作在云南和在新疆的姐妹项目进行试点)，同意这种说法，他表示：“在中国大陆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非政府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一股力量。在很多政府当局不便直接介入、具有敏感性的卫生教育领域中，非政府组织能够发挥有效作用。”

这些试点也不是在孤军奋战。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去年12月中国发布了第一轮公益广告，在机场、公交车、火车和网络上反复播放由三部中国社会名人代言的宣传片，倡导通过使用安全套和进行安全性行为与艾滋病做斗争，这标志着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一种重要的新态度。

来自卫生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不安全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中国现在有7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比2005年的65万有所增加。据报道，去年估计的5万艾滋病新增感染者中有一半以上是通过不安全性行为被感染的。大部分患者年龄在20到39岁之间。

包括亚行支持的临沧试点在内的举措旨在通过帮助中国探索如何动员公民社会参与到抗击艾滋病的斗争中来，从而遏制艾滋病的蔓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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