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纪念碑上有老伴名字”

　　“老伴，我来看你了。”77岁的王云惠老人小心翼翼地将一支康乃馨放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喃喃地说，“李幼新，这就是我老伴的名字，有一天，我的名字也会被刻在上面。”

　　王云惠和他的老伴李幼新都是遗体捐献志愿者。王云惠说：“我很厌恶丧事大操大办。放鞭炮、送花圈，不仅浪费资源，也吵得街坊四邻不得安生。”未了解遗体捐献之前，他和老伴商量，准备死后将骨灰埋到环城公园的花花草草下，既不占地方，还能滋养绿色生命。“后来，我从媒体上了解到遗体捐献的相关知识，才知道原来人死后，遗体还有那么多用处。”王老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伴李幼新，老伴刚开始不能理解，后来两人在媒体上看到了一篇报道：医生竟然错将一个花季少女的输卵管当成阑尾割掉了。“如果医学院的学生都没有遗体标本上解剖课，这样的悲剧还会重复。”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最终让两位老人达成了捐献遗体的共识。

　　2007年冬，李幼新老人病逝，如愿捐献了遗体。对老伴的思念从来不曾间断，但是王老却觉得很安慰：因为他终于可以实现和爱人“生同眠死同碑”的愿望。“我原本希望在老伴名字的后面给我留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名字刻在一起，后来才知道纪念碑上的名字是按捐献时间排列的。不过没关系，虽然隔着几个名字，但我们的名字毕竟都在同一块纪念碑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彼此的。”

　　安医大遗体接收站的付杰还透露了一个细节：遗体捐献者的名字是在每年冬至这天被刻上纪念碑的。按照正常程序，纪念碑上还没有李幼新的名字。“李幼新老人的名字是提前刻上去的。因为王老担心儿子没将爱人的遗体捐献，而是偷偷安葬了。为了让父亲安心，王老的儿子来跟我们沟通过很多次，最后我们决定提前将李幼新的名字刻上去。”直到看到老伴的名字上了纪念碑，王老心里的石头才最终落了地。

　　故事二

　　“让光明从我这里延续”

　　秦国琴和代云是同事，都是合肥一家眼科医院的行政人员，两人在同一天签订了身后捐献眼角膜的协议。秦国琴说，她之所以要在身后捐献眼角膜，就是想“让光明从我这里延续，让更多人通过我的眼角膜看到这个世界”。

　　“总不能老是劝别人捐，自己不捐吧。”代云说，因为在眼科医院工作，代云接触过很多因为没有眼角膜供体而不得不常年在黑暗中等待的病人，还有的人因为长时间无法换眼角膜，最后不得不将整个眼球摘除。“对于一个眼科医务工作者来说，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眼球摘除手术，我曾见过一个2岁和一个7岁的孩子，因为没有眼角膜移植，最后不得不将眼球摘除。这就意味着，他们将陷入永远的黑暗中。”

　　代云告诉大家，现在医学非常先进，捐献眼角膜就像摘除隐形眼镜一样，不会破坏捐献者的眼球，所以不会影响仪容，而一对眼角膜往往可以帮六七个人得到光明。

　　故事三

　　“这是我以后的‘新家’”

　　“到家了，这就是我们以后的‘新家’啊。”71岁的李伍槐老人走近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生与死的话题在这里没有了禁忌，有的只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人如影随形地跟在李伍槐的身边，这就是与他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爱人。“我是一个老病号，走到哪里都少不了老伴。”李伍槐告诉记者，他和老伴的晚年生活非常幸福，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烦扰着他们：就是他们死后如何捐出遗体。李伍槐老人说，他希望在自己身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做研究，爱人很支持，并且也有志于捐献遗体。

　　后来，他们将捐遗的想法告诉惟一的女儿，两位老人原来担心女儿反对，没想到女儿竟然非常赞同。但是对于如何办理捐献手续，两位老人却一头雾水，“正在我和老伴一筹莫展时，看到《新安晚报》要举办这次‘生命论坛’。”

　　“人在这世上就短短几十年，很多人生前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反而在死后大操大办，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实在很没意思。还不如悄悄地走，把对别人有用的东西留下来，这样才是真正的死而无憾。”李伍槐说，“今天来看到了我们以后的‘新家’，对这里的环境非常满意，我们是发自内心地高兴。”李伍槐表示，过两天他要带女儿来这里看看，让女儿看看他和老伴以后的“新家”。

　　故事四

　　“遗体捐献者让我敬畏”

　　来自安徽医科大学护理专业的19岁大学生戴文君是昨天“生命论坛”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她清晰地记得上第一节解剖课，面对遗体时老师说的这番话：“躺在试验台上的每个‘人’除了少一口气，其他的跟我们都一样。趁我们这口气还在，就应该多为社会做贡献”。

　　戴文君告诉记者，第一次面对遗体，她没有像很多女生那样吓得大叫，反而是被遗体捐献者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我记得在很多遗体标本中，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我当时很感动，从这个小女孩身上感到了一种精神力量。我突然有一种冲动，好想将她在怀里抱一抱，给她一点温暖。”

　　学医的戴文君清楚地知道捐遗的人数和需要器官移植的人数之间的巨大差距，“遗体捐献者让我敬畏。”戴文君告诉记者，她去年11月就签了捐献协议。“这件事很有意义，但是我并不感到有多伟大多光荣。”这位准医生掷地有声地说，“捐遗的任务已经传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要通过行动来吸引社会对捐遗事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