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说，近二十多年来，他最大的成绩不是出了多少著作，也不是培养了多少人才，而是把社会科学带向了面向实践的风气。“过去的学术研究都是‘跳芭蕾舞’，跟着报纸转、跟着书本转、跟着领导讲话转，结果发现总是“‘今’是而‘昨’非。”
80年代初，他率先提出理论工作者也要务农，要面向农村，服务于农村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们把研究的目光瞄准基层，到农村搞调查研究。为了调研方便，他首先到民政部求助，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时政权司的负责人白益华司长亲自给他写介绍信，“全国各省、市民政厅、局……兹有……有效期一年……”正是在全国各地民政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我们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心中一片荒凉
上个月，张老又去了农村，去的是他57年前参加土改工作的地方——湖北红安。当年，他背包步行去红安走了3天，这次他去红安坐气车只花了2个半小时。
到了红安，他见了许多老朋友。
张老访问了一个土改时期被划为‘地主’的老人，老人比张老小2岁。张老问他：是谁把你划为地主的？老人不假思索地说‘张厚安’。张老说：“我就是张厚安，你恨不恨我？”他说“不恨”。“你不按政策办，上面也要管你啊。”
因为张厚安把他划为地主，这位老人一辈子没有娶老婆，因此也没有子女，现在他病在家里，生活不能自理，靠他弟弟照顾。张老还发现，村里有许多空巢老人，老无所养。而且，在村里基本上见不到年轻人，这让他感觉到一种荒凉。
他说，现在农村的状况是“中青外出搞钱，老小在家种田”。男人宁可进城去捡破烂，女人宁可进城去擦皮鞋，就是不愿意务农。农民都盼望自己的子女能跳出农门。”
中青年都不在农村，村民自治怎么搞？村民自治是政治上层建筑，脱离了经济基础搞民主就会失去支撑。如果说80年代初因为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话，那么今天他更感觉到“农村政治体制的改善和村民自治的推进，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不能脱离整个农村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只让下面搞民主不行
1996年到1998年，张老和他的同事们在湖北黄梅县小池镇的水月庵村搞村民自治实验。
现在，他已经离开了那个村，他们走了，“事情也就变了样。”比如，在随后新一轮的村委会选举中，新选举的村委会委员就公然违反“两个过半”的规定，一些村民自治章程上规定的制度也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
“村民自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它面临的困难、问题很多，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如果在乡、县一级不决心搞民主，让下面搞民主，这行得通吗？把村民自治作为政绩来推动，自己不搞民主，这搞得好吗？在实践中推行村民自治的动力和阻力都在上面，哪个地方的领导人重视就搞得好，不重视就搞不好。”
他说：“社会主义民主不能仅仅只在基层搞，上面也必须搞民主。”
吉林省的梨树县，搞海选，很有名。张老去那里调查，发现当时就是在县一级领导中也很难真正做到政务公开，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张老说，村民自治的艰巨性、困难性不可低估，反复是不可避免的。他期望，村级民主能与乡镇及更上层的民主能实现良性互动。
20年回眸，对错渐清晰
20多年前，恢复乡政府，随后，农村基层又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张老认为这乃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他认为，“乡政-村治”的体制是中国农村继人民公社之后新的基层治理模式。他所负责的国家七五、八五两个国家课题研究项目就是以此为研究主题的。20年的村民自治历程，对张老来说既是见证者、研究者也是参与者。他有话要说。
记者：1999年，在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四川步云直选乡镇长。这虽然不属于村民自治，但被猜测认为是村民自治向上的一种延伸。您怎么看这次选举？
张厚安：我基本上不同意这种做法。第一，不合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法没有修改以前就擅自搞乡镇长直选，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第二，这个做法也不可取。现在的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就是直选，如果能够把乡镇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和乡镇长的间接选举真正按要求做好了就很不错了。他强调指出：不要以为在任何情况下直接选举都比间接选举好。更不能不顾条件是否成熟就在所有乡、镇去搞乡、镇长的直选。
记者：您觉得乡镇政府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张厚安：乡镇要减员，最好的办法是把乡镇一级变为办事机构。乡镇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来源受到很大影响，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改革，乡镇就还有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的动力，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源头上加以解决。改乡镇政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后，它还是一级政府，不过其法律地位改变了，它不再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而是由县政府委派并完全隶属县政府管辖。它将成为县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
记者：有些地方到现在都基本上不搞选举，如南街村等，您怎么看？
张厚安：南街村的模式不能简单否定，但也不能人为地复制。南街村人人都住楼房，有十多项免费福利，人们生活比较稳定、有保障，这些都值得肯定。但这个典型为什么不能普遍推广？这和背后的政府行为分不开。南街村我去调查过，在当时我发现村里欠银行的贷款就有4个亿。其它村都能贷到这多款吗？显然不可能。不过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形式，都必须改变传统的一个人说了算的人治型模式。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专治独裁不是社会主义。
记者：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不少地方有创新的举措，如湖北某地实行“两票制”，您怎么看？
张厚安：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不是解决的问题的根本办法。实际上，党委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各级政府都存在，在乡镇以上各级的党政关系没有理顺以前，村两委的关系就难以完全理顺。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里没有规定村民自治要以党支部为核心，后来正式通过的法律加上了这一条。我认为，加上这条是不妥的。我曾经专门就两委关系写过文章。必须强调，村委会才是村民自治的主要组织形式，村党支部不能代替它的功能。两委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既不能互相代替，更不能合二为一。
记者：“一肩挑”呢？
张厚安：一肩挑在一些地方是可以的，但把它作为一种模式去推广就不适合了，因为各个村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被选上了当村主任，难道党员就一定要选他（她）当书记吗？如果一定要当上主任的人当党支部书记，这不是把党员的选举权利给剥夺了吗？“一肩挑”既不能剥夺村民选举村委委员的权利，也不能剥夺党员选举书记的权利。
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的极端不平衡性。现在还有许多政策，对一些地区可能是好的，但一旦作为一种模式着力去推广就会出问题。比如90年代初许多地区大搞乡镇企业，并提出：超常规跳跃式的前进，还要消灭空壳村。现在怎么样？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办得好的不多，垮的却不少。实践证明“超常规发展”，这种提法不科学，经济建设怎么能超越常规发展呢？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