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逃避，高额的教育费用和治疗费用，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四载奔波，虽然官司胜诉了，医院被判应当给付48万余元的赔偿，如今却成了镜花水月，这笔赔偿金是儿子周成汉生存、康复、教育唯一的保障。

孩子发音、说话，这对许多家长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对于37岁的白涛来说，无异于天籁之音。10年前儿子因使用了耳毒性药物，导致失聪。从此，教育孩子，给孩子治病，成了白涛生活的全部。

《现代教育报》特约记者 刘丽琦

又见3月14日，这个日子对妈妈来说是一生的痛苦。因为在1997年3月14日，周成汉被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医院医疗事故致成双耳全聋后，如今已整整10年。官司于2002年就判胜诉了，但是，赔偿款却一直被无故拖延，法院没有任何的强制执行。”母亲白涛看着日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2岁的周成汉对3月14日这个日子并不敏感，他和每天一样要去上学，要一遍遍的努力让自己上课时能听的更清楚些，说话时发音要更清晰些。如果他能感受10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可能也是从听不见到能听见，从不会开口说话到现在可以说些让大家还需仔细辨听才听得懂的话。

白涛和周成汉，这对不寻常的母子，早在2001年6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就报道了他们的不幸遭遇，曾为观众和社会各界所关注。电影《漂亮妈妈》在上演后，因白涛和巩俐扮演的孙丽英的命运相似，白涛经常被大家叫做“漂亮妈妈”。

如今，妈妈一如往昔，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在7点20分之前争取把孩子送到学校上学；而下午4点半之前，要准时赶到学校接放学的儿子回家。白涛忙不过来的时候，白涛的父亲就会准时在校门口等周成汉。

黑色的3月14日

1997年3月14日，刚刚14个月大的周成汉因为拉肚子被妈妈白涛抱到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医院治疗。当时医生诊断为小儿腹泻，开了一张处方：0.9％生理盐水200毫升，硫酸庆大霉素静脉点滴每日一次四万单位，共用药两天。”

过了一段时间，周成汉的反应开始出现异常，任凭家人怎样呼唤他都没有任何反应。

“我赶紧抱着孩子去医院，还托人找了一位耳鼻喉科的主任大夫给孩子诊断。诊断结果出来了：周成汉得的是药物中毒性耳聋。我当时哭着求医生，儿子刚满14个月啊，正是学说话的时候，不能让他坠入无声的世界呀！”白涛说。但医生却告诉白涛，这孩子治不好了。妈妈白涛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在长春工作的丈夫，但丈夫却在一个星期之后提出了离婚。

离婚的那一天，她哭着对儿子说：“从今以后，你的生命将融入妈妈的生命……”

儿子的小手在白涛的脸上乱抓，他听不见妈妈的哭诉，却看见了妈妈脸上流淌的泪水。

离婚之后，已经辞掉了工作的白涛失去了惟一的经济来源，但她依然没有放弃给周成汉治疗的最后一线希望，1998年8月，白涛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同仁医院，为儿子做了核磁共振，最后的结论依然是：神经性耳聋，用药（造成的）耳聋。这等于是最后的结论。

同仁医院的刘教授告诉白涛，孩子的耳聋无法医治，他要恢复听力，需要植入人工耳蜗，费用是20万元！

20万元，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压在白涛的心头，令她喘不过气来。对儿子来说，通向有声世界的出路，难道就这样断了吗？

那些日子虽然痛苦，但白涛没有选择放弃，她抱着儿子去京城各大医院求医，但孩子的耳聋已经成为事实。从北京回到白山之后，白涛和母亲准备向白山市八道江区医院讨个说法。

白涛的母亲张济贫跑遍了白山市各级医疗管理部门和法院，短短两年的时间，她的满头黑发开始两鬓变白，在1999年中秋节前夜，不幸倒在为孩子讨说法的路上，年仅58岁。白涛永远也忘不了，1999年的中秋节，全家老小是在火葬厂与母亲共同度过的。她怀抱三岁多的周成汉在母亲的灵柩前发誓：一定要走完母亲未走完的路，一定要把官司打赢，给孩子讨回公道！

由于孩子需要在北京进行语言训练，白涛就往返于白山和北京之间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不归路。

“我不怨恨生活，也不感谢生活，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承受它。”10年来，对白涛而言，儿子的官司、治疗、康复、教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而工作，生活她也要努力去做，这些使她学会了坚强和平衡地面对生活。

本以为周成汉会在一个幸福而富足的家庭里健康幸福地成长，而这突来的变故，让白涛彻底放弃了幻想，现在和儿子在北京昌平区的一隅相依为命。

迟到6年的一声“妈妈”

发现儿子听不到声音后，白涛一家人就开始为周成汉四的治疗和康复四方奔走，那段日子是最艰苦的。为了省钱，白涛住在最便宜的旅店里，每天只吃一顿饭。1997年8月，白涛在母亲和姐姐的资助下，为儿子配了助听器，然而由于儿子是极重度耳聋，助听器仍然不能使他感知全部的声音，医生指出，必须对他进行强化语言训练。

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在北京工作的弟弟为白涛租了一间小屋住下。白涛也联系了深圳一家公司驻北京的办事处，跑起了销售，白涛咬着牙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白涛为儿子联系了在北京罗道庄附近的“阳光早教”，每个月1000多元。罗道庄离住处很远，孩子每天早上8点上学，白涛5点多就要起床，在换乘东直门地铁时，那80个台阶白涛每天都在数着。窘迫的生活压得白涛快支撑不住了。

一段时间后，白涛把孩子送到了康复中心，在那里，他看见小伙伴佩戴着人工耳蜗，能够听见老师的讲话，周成汉好羡慕。一回到家，他就比划着向白涛要人工耳蜗。

“有时，他在纸上画着，让我看，那是人工耳蜗的图样。每到这时，我就忍不住搂着儿子流泪，儿子总是懂事地为我擦泪。”作为一个母亲，白涛不能为孩子找回有声世界，她感到很内疚。

小成汉一天天长大，他对有声世界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他在墙上，在纸上，在妈妈的笔记本上，在家里妈妈的视线所能触及到的所有地方，都画上人工耳蜗的图样。

有一天，他竟用剪刀将耳边后的头发剪了长长的两道，把充电器的电线挂在耳后，高兴地用手势对白涛表示：“妈妈，我戴上耳蜗了！”

白涛知道，这个地方是聋孩子做耳蜗植入手术时留下的疤痕，孩子的异常举动令她震惊了，儿子乌黑头发间那两道扎眼的痕迹，长久地刻在她的心上。“周成汉想听到声音，想学会说话，就象正常人需要喝水一样，都是正常的需求啊！”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2002年3月1日，是母子俩难忘的一天，在无声和困苦中挣扎了5年的周成汉，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终于有幸获得了由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全体员工捐赠的一枚澳大利亚人工耳蜗，并在两个月后做了植入手术。

5月8日，是周成汉母子最难忘的一天。这天一大早，他们就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调机室，魏医生要为手术后的周成汉开机调试，这一刻是他重新回到有声世界的开始。听到声响的那一刹，儿子就激动地向母亲示意：“妈妈，我能听到声音了！”看到儿子欣喜的笑容，白涛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幸福中。

儿子做完手术后，因为对有声世界的陌生，很多话听不明白，白涛辞掉了工作，教孩子感知这个世界上发出的一切美妙的声音。

对白涛来说，成汉的成长有很多异于常人的重要的日子。2002年9月11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来到中国，在澳大利亚祝华使馆对白涛母子进行了专访，并带来了当时已88岁高龄的人工耳蜗之父克拉克教授的祝福——“我祝贺周成汉小朋友和所有植入澳大利亚人工耳蜗的小朋友一样，重新回到了有声世界，并去探寻有声世界的奥秘！希望有一天，你们也能够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白涛一边对周成汉做听力康复训练，一边对他进行语音矫正，由于他听力丧失也导致了语言功能障碍，2002年8月22日，白涛终于听到了周成汉清楚地说出了：“妈——妈。”儿子看着白涛，说：“妈——妈。”声音洪亮而清晰。白涛说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天，这一声“妈妈”，整整迟到了6年她才听到。

2003年的9月1日，周成汉进入了正常小学，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人照老师对同学们说：“我们爱祖国，爱学校，爱老师，也要关心爱护周成汉同学。”

如今，周成汉已经是四年级的小学生了，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帮助下，周成汉正努力和大家一样学习和生活。然而，由于经济方面的困难，导致他现在听能、语言和学习上与正常孩子的差距还很大，妈妈白涛正是为最大限度的缩小与正常孩子的差距而奔忙和操劳。

10年的艰难等待

为不使挽救周成汉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白涛的母亲毅然决定，由白涛一个人负责在北京为孩子进行语言强化训练，竭尽全力让孩子学说话。生活费用则由娘家和大学毕业刚刚到北京工作的弟弟资助。她和家人开始拿起武器为孩子寻求法律保护。

1999年5月，吉林省省级医疗事故终审鉴定下发后，他们多次找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给予调解，但白山市卫生局拒绝调解。无奈，1999年8月2日，白涛一纸诉状递到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八道江区医院告上法庭。

1999年10月26日，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白山中法鉴字(1999)第133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周成汉属四级残。

经过六年的漫长而艰难诉讼，2002年4月12日，白涛收到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法院采纳了吉林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认为八道江区医院在为周成汉治疗腹泻过程中使用硫酸庆大霉素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与周成汉的耳聋有因果关系，判决八道江区医院应负赔偿责任，赔偿金额484232.70元。对于一审判决，原、被告双方均表示不服并提出了上诉。2002年10月2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然而，由于在法定时效内被告医院拒不履行给付义务，2003年1月6日，周成汉向白山市中级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法院对此案的执行一直没有任何音讯。

直到有关部门和媒体对周成汉执行案的大力关注， 2005年3月8日，白山市中级法院复函写道：“我院多次与白山市市委、市政府、市卫生局和八道江区委、 区卫生局主要领导汇报与协调对此案的执行，穷尽各种措施。我院的领导又主动向白山市市委汇报此案，市委专门委派市委市政法委的副书记与我院主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到 八道江区委协调处理本案，决定每月偿还申请执行人3000元，不失为一个效果理想的执行方案。”

但白涛认为，在对聋儿周成汉的执行案件中，白山市中级法院的“汇报”和“协调”并非法律规定的执行程序；法院在当事人坚决不同意的情况下，竟以市委政法委的副书记和法院的副院长的个人决定，单方做出被执行人每月向申请人支付3000元的决定，擅自改变了生效的法律判决。让受害人额外承担医院今后不认真履行判决的风险。

周成汉已经12岁，不仅急需治疗、康复，而且还面临生活、教育等诸多的困难，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必须履行业已生效的一次性赔付的法律判决。对已经残疾的周成汉来说，48万余元赔偿费，是其生存、康复和接受教育惟一的保障。

现在，被执行医院仍在正常经营，有固定资产、财政拨款、营业收入，医院具有实际履行能力。法院单方决定每月向申请人支付3000元，实质是对医院的保护，这对申请人不公平，也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若按此执行，周成汉能拿到全部赔偿款的时间要要超过20年。这使申请人的权益是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

2007年3月14日，白涛将白山市中级法院对周成汉执行案不公的申诉材料递交到了吉林省委书记秘书的手中，以请求作为人大代表的省委书记王珉对此案给予关注。

母子心中最深的期盼

2007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祝妈妈漂亮！健康！快乐！妈妈要活到500岁！”周成汉举起装着白水的杯子认真地对妈妈说。白涛眼含泪花，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妈妈要活到500岁”，这是大汉一直的心愿，他希望永远和妈妈在一起。

3月11日凌晨2点，周成汉突发急性胃肠炎，又拉又吐。刚开始，他没有叫

醒妈妈，一个人跑到洗手间，出来，再进去。白涛醒来时，孩子已经折腾的有些虚脱了。那天大汉表现的很坚强，拒绝上医院，他告诉妈妈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完就好了。

直到凌晨5点，他才在疲惫中睡去。

周成汉虽然长得快和妈妈一样高了，但是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他的身体很虚弱，免疫力也很差。2001年8月，周成汉因患病毒性感冒，病毒侵入神经系统引起神经根炎，瘫痪了两年，直到现在他的腿还总是疼，用不上力，半夜常常抽筋，现在还需要肢体康复。

“我的世界里只有儿子！只要他能够健康，我就很满足。”白涛对记者说。

大汉很懂事，每次白涛带他去买东西，他都会不时的提醒妈妈：你买东西不要后悔啊，你要想好了再买，我们用不上的就不要买了。

寒假期间，白涛由于工作太忙，无法照顾孩子，为大汉找到了一个课外辅导班，每年要交纳1。5万元的学费，后来老师在了解情况后，同意只收取1万元。大汉进辅导班后不久知道了学费的事情，他就拒绝再去了，他说：“妈妈上班太辛苦，我不去辅导班，只要我努力多学一点一定会进步的。”白涛拗不过儿子，只得把辅导班退了。

现在周成汉急需治疗，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康复和教育，医生告诉白涛，对于一个耳聋的孩子来说，治疗、康复和教育是一生的事情，但没有钱，这一切都无法实现。白涛和周成汉唯一能够指望上的就是这笔医疗事故赔偿款。而这一笔救命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执行到位。白涛一提起案件的执行，就异常悲愤。孩子已经从14个月大的幼儿长成为一个11岁的少年，在他身上发生的医疗悲剧，却又转化成了法律执行的悲剧，继续折磨着他那幼小的心灵和母亲的心。

“我希望吉林省高级法院和白山市中级法院能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执行错误，尽快还给残疾儿童周成汉这个迟到了10年的公正！”白涛说。

本文来源：现代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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