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心理护士对精神中途站30年的期待
2007-03-01

2007-03-01 来源: 荆楚网(武汉)

  医生:回归社会是最好的治疗

  “我一直在想,我们何时能像香港一样,为精神病患者提供‘中途宿舍’,让病人能够经过模拟社会,增强回归社会的自信心。”2月7日,在武汉市心理医院,心理咨询师汪智慧说。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组织病人外出活动,教他们如何使用社会资源,带他们外出郊游,教病人如何乘汽车,如何应付公共的社交场合。而最终,就是让他们能重新回归社会。”

  今年56岁的汪智慧,是武汉市心理医院的员工,在精神科护理领域已经工作了30多年。30多年的工作,让她从一名普通的精神科护士,成长为了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心理咨询师。而这期间,耳闻目睹了成千上万的精神病案例,她用自己的笔和思想,记录下了这些案例,并一直在她心中存有一个愿望——寻求一条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的路。

  “然而事实上,目前仅有三分之一的患者,能在出院后继续自己的社会角色,更多的患者还不能很好的回归社会,而另外三分之一的患者,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地丧失了社会功能!”

  在汪智慧的记录中,最早让她萌生这个想法的是一个长期住院的病人。“他在医院起码住了20多年!”这是武汉精神病医院的一个男病人,当时到医院也就20多岁,从汪智慧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住院。

  一般的病人住满3个月就会出院,但这个病人却是个例外。后来,汪智慧才慢慢了解到,他曾经是一个企业的技术能手,曾经被评为厂里的技术创新标兵。正当自己的事业有些建树的时候,他却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不久就被单位送进了医院。

  “其实,他的病情被控制得很好,如果回单位还是能继续工作的。”然而,三个月的治疗结束,病人并没有被接回厂里,而是继续留在了医院,厂里只是每个月按时交纳住院费,这一住就是20多年。

  “他的社会功能并不差,如果回去肯定能适应社会!”提起这个病人,汪智慧总是觉得惋惜,如果他能够重新返回社会,应该还是能够为社会作出一定贡献的。无奈之下,为了保持这个病人的社会功能,医院也进行了一些人性化的操作,让他参与医院各种活动,让他保持一个正常人的责任意识和能力。

  而更多的精神病患者,在出院后,虽然病情稳定下来了,但仍然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接纳,只能放弃回归社会,甚至是逃避社会。“一旦病人不能被社会重新接纳,失掉自尊和自信之后,病人的病情往往会陷入恶性循环!”汪智慧说,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回归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才是最好的康复治疗,而现实情况往往相反,于是众多的患病者家庭陷入了痛苦。

  一再误会,小伙封闭人生

  跟踪15年,见证家庭悲剧 
 
 

  在多数情况下,家里出现精神病人,一家人的生活轨迹会大大改变。让汪智慧产生这样想法的,是在她从业30年来一个个挥之不去的案例。

  “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在汪智慧的档案中,曾经记录过对一个病人15年跟踪的历程。1992年,还在病房工作的汪智慧接待了一个远城区的病人小张。小张是一个高中生,不幸的是在高考前40天时,家人发现他有些异常,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

  住院之后,小张的病情开始得到稳定。于是,望子成龙的父母,在高考前两天,让小张出院参加了高考。但是,考场上小张大脑一片空白,高考失败。小张被再次送到武汉市精神病医院,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自此转向。病情稳定后的小张,被带回了郊区的老家,按照医嘱他带回去了两个月的药物,并需要每半个月到医院接受一次复查。一个月过去了,两次复查显示,小张恢复得很好,这让汪智慧感到很欣慰。

  然而,接下来的一个月,让汪智慧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张未来复查,而药物也被家长停用了。原来,小张的父母一直认为精神病是不治之症,加上又担心药物会让小张“变傻”,会受到邻居们的另眼看待,于是在病情稳定后,就擅自停了药转而相信当地的一些偏方。不到一个月时间,小张病情再次复发。

  “作为一个家长,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但这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是相当不利的!”汪智慧解释,精神药物的某些副作用的确会带给病人一些不适感,但病情频繁的复发,病人痊愈的机会就会更小,而回归社会的可能性也就更低。

  事实上,小张后来的经历,证实了汪智慧的担心。这次复发严重挫伤了小张的自尊心,从此之后他开始逃避社会,开始敏感的关注邻居们对自己的看法,而这却恰恰是治疗过程中最担心的事情。从此,小张闭门不出,不工作也不交朋友。汪智慧开始频繁回访这名患者,积极推动进行家庭治疗,几年下来,小张几乎再没有发病。

  而接下来的一次失败的婚姻,又更进一步的让小张退缩回了家庭。结婚时,女方对小张的病情也有所了解,然而在共同的生活中,她还是不能接受丈夫是精神病患者这个事实,最终只得离婚。而这次失败婚姻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小张再次发病。这一次,汪智慧甚至利用了5天时间,在小张家对他进行即时干预。

  “我感觉就是被社会抛弃了,残疾人都有一个残疾人委员会,可我们精神病人算什么?根本就是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在15年的跟踪治疗中,小张不只一次的这样告诉汪智慧,而这也恰恰是汪智慧一直担心的。

  “如果病人不能最终回归社会,而只能进行医院——家庭这种单一康复模式,病人往往反复发作,而对家庭来说,则是噩梦连连。精神病人更多地是表现为自闭和退缩,他们更害怕被他人歧视和社会的偏见。而许多病人及其家属就是因为顾虑重重,而不敢及时就医,使得病情加重并难以康复。而对于在家庭和社会的病人来说,家人与社会给其关怀,他们就会往好的一头走;家人与社会给其歧视,他们就会往发病一头走。”

  而汪智慧知道,不幸的是,这是目前大多数精神病患者的状况。惋惜之余,汪智慧就开始思考,如何让这些病人重新返回社会?

  中间地带,让病人回归

  女病人成功个案令人鼓舞 
 
 

  1980年世卫组织一次培训上,一位美国专家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讲如何教病人学喝水。精神病人喝水,可能一杯灌到嘴里,弄得满身是水。如果这样的康复者在工厂里工作了,在老板面前这样喝水,老板肯定不要他了。一个简单的生活动作,就会影响精神病人回归社会。

  汪智慧解释,这正是病人无法回归社会的根本,病人缺少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是想把整个康复结成一个链条,病人从医院出来,先让精神病人养成工作的习惯,对工作产生热爱,培养他们的成就感。这也就是汪智慧一直期望建立起类似她在香港所看到的“中途宿舍”的治疗康复模式。

  于是,汪智慧也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尝试,这个时候,一个叫晓雨的女病人引起了她的注意。晓雨的家庭条件很好,丈夫经营着一个家族企业,生病前夫妻感情也很好,晓雨也是一个要强的人,特别能干。晓雨的病发现得及时,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稳定了下来。

  “汪老师,我不想就这样一辈子呆在家里!”出院的时候,晓雨找到了汪智慧。

  “那你看看自己有些什么样的优势?”汪智慧拿出纸笔,让晓雨一条一条的分析自己走回社会的条件。“首先家里的经济状况还可以,其次自己还有很多朋友帮助自己!”通过这样一个对比分析,晓雨对自己回归社会奠定了信心。

  但是,究竟怎样让晓雨找到从前的感觉,汪智慧想到了“中途岛”,也就是为她提供一个中间地带。但是,武汉并没有条件提供类似香港的“中途宿舍”,如何能找到这样一个替代环境呢?汪智慧想到了晓雨丈夫的家族公司,她希望晓雨能利用家族公司建立起自己的一份事业。

  “汪老师,我想把公司人员的伙食这一块接过来!”很快,晓雨找到汪智慧征求意见,这个想法与汪智慧不谋而合。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晓雨开始了战胜自己的历程。晓雨在每天坚持服药的同时,开始每天起早贪黑,一个人几乎包揽了买菜做饭的所有工作。“刚开始的确很累,但是坚持过来了,也就好了!”每天晚上忙完所有的事情,晓雨都会给汪智慧打个电话,讲述自己一天的经历。电话中,汪智慧不失时机地给予鼓励和支持,这使得晓雨的自信一天天在增强。

  “我就是期望她能利用这个中间平台,最终找到回归社会的路!”从2002年到现在,晓雨的病再也没有复发,她也基本上从“中途岛”完全走向了社会。

  晓雨的重新回归,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中途岛”实验的成功,而这也正是汪智慧所期待的。然而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让更多的患者真正能回归到社会,光靠这样零星的实验是不行的,汪智慧期待着能通过政府和社会力量,真正的建立起这样的中途岛,让更多的患者能通过这个中间地带,最终回归到社会。

  医院——家庭——社会

  走向社会,康复的终极目的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像汪智慧一样思考着,广东、黑龙江、辽宁、北京等省市开始出现专门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服务的康复农场,“医院——家庭”这种单一的精神康复模式正在突破,也给无数家庭带来一丝挣脱噩梦的希望。

  这是一场源自民间的新鲜实验,判断成败为时尚早,我们需要肯定的是它的方向——开放式、管理型的康复服务是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必要阶梯。而在广东肇庆,来自民间的力量正推动着“中途岛”实验。

  黄铎香,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中山大学副教授。早在1990年代中期,他就梦想建立一个康复基地,为康复期的患者提供一个“中转站”,让他们更健康更自信地走向社会。2003年,一个精心护理了10年的精神病患者跳楼自杀,让黄铎香的这个期盼显得更迫切了。于是,黄铎香的一个学生方秀清决定实现黄铎香的梦想。2004年初,在得到丈夫唐和平的支持后,他们投资100万元装修了20栋烂尾别墅,开始接受病人前来康复。

  浙江的大山就是其中的一个,因贪恋网络不能顺利毕业,导致精神分裂症。2004年夏天,大山结束3个月的住院治疗后不久,被送到了这里。大山来的那天,看着眼前这个25岁的帅气大学肄业生弓着背,目光呆滞,方秀清夫妇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她知道,这是大山服用过多镇静药呈现的状态。

  来到“后山坡”不久,大山很快分配到了一项工作岗位——担任花匠,为草坪拔杂草、浇水。大山还当农民。后山坡有不少荒地,唐和平组织他们拿起锄头开荒种地,种南瓜、玉米、油菜……康复中心的30多口人品尝自己劳动的果实,有一种成功的喜悦。经过1年多的康复,大山的服药量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一,病情“有了质的飞跃”。

  后来,大山又被方秀清“重用”,成为“心理康复俱乐部”办公室的值班人员,负责接电话并做记录。他还读完了30多本心理学专业书。他希望康复后从事心理咨询行业,“把自己‘重新做人’的经验告诉其他人”。

  大山的成功,也感染了更多的人加入这个事业,大山的父亲也辞去了国企老总的职务,投身到这个实践中来,让这场探索中国本土全新的精神病康复之路的实验进行下去。

  正是这样一个个成功的案例,让汪智慧始终相信,只要科学地指导精神病康复者,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生活,解除对别人的依赖,他们将“成为社会上具有竞争力的一群”。

  让人欣喜的是,汪智慧的愿望正在一个个被实现。2006年开始,武汉试点了一项新型监管治疗项目,由武汉市精神病院承担,在江岸区等地有三个试点。目前,已筛选出500名重度精神病人,进行随访、免费治疗。(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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