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心农村学校发展的真实样本
行走在荒凉的戈壁滩，干涸的土地上执著地生长着一簇簇的骆驼刺，漫漫风沙也掩不住那一丝新绿孕育的生机。就这样艰难地前行着
从甘肃省嘉峪关市驱车二十多公里，有一片让人惊喜的绿洲跃入眼帘，新城镇长城小学就掩映在这一抹绿色之中。这里有城市学校羡慕的宽敞校园，扑面而来的是芳草的清香，累累果实挂满枝头。
流连在这所典型农村小学生机盎然的校园里，很难想象，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寸草不生的荒滩。
原校长李永录是学校成长的见证人，从一片荒滩、四间平房教室白手起家，学校建设从无到有，办学条件逐步改善，长城小学的成长历程是西部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西部教育。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与全国相比，西部农村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偏低。截至2005年，全国尚有276个县未实现“两基”，而这些县全部都在西部地区；2007年西北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目标是普及6年义务教育，而在东部一些省市，基础教育发展的同期目标是普及12年义务教育。东西部教育发展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基础教育质量不高，效益较差，学生辍学率和留级率高，一直困扰着西部教育。
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仅存在于东西部之间，就在西部同一省域，这种发展的不均衡也非常明显。甘肃的一位教育局长向记者描述了2004年他在甘南地区考察时看到的一幕：学生们从没见过计算机，在课堂上，老师只能在黑板上画出电脑显示器、主机和键盘。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资源短缺，办学条件差，仍然是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西北师范大学李瑾瑜教授记得，在一次“义教工程”的农村校长培训中，安排校长们出去“开开眼界”，参观了北京和天津的6所学校。在校长们参观回来后的总结讨论中，一些校长牢骚般地感慨说：“原以为和人家差了30年，一看才知道，差70年都不止”。
对长城小学的老校长李永录和现任校长郭建铭来说，尽管校园绿树成荫，建起了三层的教学楼，还配上了微机教室，但烦心事一点没有减少。那20台还属于386级别的电脑，有的主机壳都翘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更新。教师一个萝卜一个坑，教学任务繁重，几乎没有进修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提高教师水平迫在眉睫。面对热热闹闹的新课改，他们更感到无从下手。
身处西部农村，让校长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太多了。秦安县陇城镇中心小学的薛校长说：“新课标设置了科学课程，但怎样上，我们一直苦无良策。教研组专题研讨，教师摸索探究，虽然有一点作用，但还是突破不了。由于信息闭塞，我们无法获得其他地方有效的经验。直到有一次我去兰州参加培训的时候在课间请教了一位教授，这个问题的解决才有所突破……我们太需要专家的指点了……”
关心西部教育，关心西部农村校长，到农村学校去，到农村校长、教师中间去，通过行动变革农村教育
其实，西部校长并非是孤独前行，总有很多热情的手伸向他们。
地处西部的百年老校西北师范大学就是其中一员。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利民教授说，为西部农村教育发展提供支持、帮助，是西北师大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学校把更好地服务西部农村教育作为根本的办学宗旨，将教师教育改革、农村校长和教师培训以及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战略和对策研究结合在一起，彻底改变了教育学科的研究方向。“以前做研究是在书本、杂志里面找课题，很容易停留在对名称、概念等纯理论的研究上，而教育科学研究只有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才能出成绩。”走进农村，走进课堂，深入了解师生的困惑和需求在西北师大已形成共识，也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行动。现在，西北师大在甘肃农村建立了18个实践研究基地，在探索农村教育发展的有效策略的同时，也通过实际的行动帮助和促进农村学校的变革。同时，西北师大的专业人员积极开展农村教育行动研究，探索西北地区农村教育、民族教育发展的政策、模式与途径。王嘉毅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在甘肃夏河、甘藏沟等地开展的贫困地区小学校本师资培训、农村小学研究性学习、民族地区小学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研究项目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的研究生70%以上的课题来自教育实践。李瑾瑜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在甘肃的秦安、通渭、会宁、静宁、天祝等贫困县与10所农村小学教师一起合作，通过行动研究，探索合作学习、教学策略、教学目标设计、学业不良学生教育等在农村学校实施的途径与方法，实际、有效地帮助了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西北师大还利用在甘肃实施的中/英和中/欧两个大型国际基础教育扶贫项目的大好机遇，积极组织力量，为农村教育提供更为实际具体的专业支持。在两个项目中，西北师大有近50名教育学科与学科教学的专业人员参与到农村教育的变革中。他们采用问卷调查、课堂观察、深度访谈、实物收集、学习成绩分析等方法，深入实地，系统地研究农村教育、民族教育发展落后的原因与对策。并以此为基础，在教材开发、培训模式与方法、与农村校长教师的合作等领域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已扩展和影响到了西部其他省区，西北师大也通过对农村教育实际变革的积极参与，锻炼出了一支活跃在西部农村教育，能够为农村校长和教师提供持续有效支持的专业队伍。
帮助农村学校不能一厢情愿，必须强调需求调查。对此，西北师大副校长王嘉毅教授有一个深刻“教训”。几年前，为了给农村学校教师做一次精彩的讲座，王嘉毅花了很多心思准备了有关介绍素质教育的材料，并制作成幻灯片，没想到一场讲座下来听者寥寥，效果也很不好。一位农村校长对王嘉毅说：“我们应试教育还没有搞好，搞不来素质教育。”一些听课的教师也反映，他们更需要对怎么教写字、怎么教应用题和作文、如果不体罚怎么管理违纪学生等这类非常具体问题的指导。这件事情促使王嘉毅反思，农村教育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作为研究人员怎样才能真正帮助农村学校发展。
中/欧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在甘肃省42个贫困县建立了686个教师学习资源中心。中心通过远程培训和校本培训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但是在学习资源中心建立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学校缺乏技术人员，设备的利用率低，部分校长存在既鼓励教师使用资源，又害怕用坏设备的矛盾心理。一些老师反映：“学校有光盘播放设备，但没有教学光盘。因为怕用坏，也没人去借，设备被闲置。”“我们渴望获取现代信息资源，但不会使用信息设备。”郭绍青教授作为中/欧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主要技术支持人员，在积极为资源中心培训“种子教师”的同时，还带着技术人员到学校排除技术上的障碍，到乡镇对老师进行面对面的辅导。
“学校房子盖得好，但是学生并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大量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入学率这种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基础教育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上的问题，很难实现农村基础教育目标。”王嘉毅认为，硬件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内涵发展。关注人的发展，通过改善学校管理，提高教师能力，优化教学过程，改进学习方法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内涵发展模式是一种效益型途径，能有效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
培训越来越被认为是促进校长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但要真正促进校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必须要实现培训的有效性。西北师大将实施有效的培训作为为农村校长和教师提供专业支持的重要途径，专门组建了教师培训学院。教师培训学院院长李瑾瑜教授认为，当前农村校长和教师培训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培训观念上的滞后性、培训组织上的强制性、培训需求上的缺乏针对性、培训方法上的单一性、培训对象上的无视主体性、培训效果上的低效性。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经过实践探索，教师培训学院积累了一套培训农村校长教师的具体方法。在每次培训任务确定以后，培训学院都要提前向即将参加培训的校长教师发放培训需求调查表，内容包括最需要解决的困惑与问题、对培训内容和方法上的期望、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供大家分享等三部分。根据调查获得的教师需求，培训学院会给每个授课教师提供一个“问题清单”，帮助他们了解参训校长和教师的现实需求，并通过集体备课研讨的方式对培训理念以及目标方法达成共识，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和观点不一致。同时，依据培训目标和实际需求，按学习模块设计培训方案，再将培训方案寄发校长和教师征求意见，最后才会形成最终的执行方案。在具体的培训过程中，改变了“讲座（讲授）唯一”的惯例，依据校长和教师作为成人学习者的特性，针对需求与问题，采用专题讲座、问题研讨、案例分析、现场学习、结队互助、经验分享、活动设计等多样化方法，真正使农村校长和教师成为培训的参与者和学习者。
卓有成效的校本培训，为农村学校的自身发展灌注了强大动力；校长和教师的积极参与，为学校的自我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西北师大教师的支持和指导下，甘肃许多地方的农村学校开展了旨在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校本培训，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在参加省级校长培训之前，总以为教研活动很神秘，不会操作，经过培训后发现它也很具体。”武山县榆盘中心小学康校长说，“通过校本培训，解决了许多很实际的问题。例如，针对我校学生‘唱读’现象非常严重的实际，我专门安排了一个教研活动，即‘怎样杜绝学生唱读现象’的研究，老师们积极性很高。并写成论文，这不仅增强了老师的研究能力，而且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并让普通话讲得好的老师一对一地帮助其他人，以便从根源上杜绝这一现象。”
永登县中堡镇童校长说：“就我们学校而言，我们主张教师写‘简案’，让教师吃透教材，如果将教案原封不动地搬到课堂上就不能成功。这是因为，在‘校本培训’之前，我们有的教师连什么时候提问、什么时候往黑板上写字都写在了教案上，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僵化的思维非常严重。在一次‘校本培训’中，有老师提出来简化教案，让教案在教学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引起了大家共鸣。于是我们就教案的问题展开了大讨论，最后改革了教案的形式与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老师满意了，教学效果也很好！如果没有‘校本培训’，我们还可能在原地踏步走。”
在嘉峪关市，校本培训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2003年秋季，李瑾瑜教授作为专业支持者，与嘉峪关市合作开展以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为目标的校本培训。这个合作项目计划用三年时间，第一年的任务主要是为教师提供理论与观念的帮助，第二年的任务主要是帮助教师反思和改进课堂教学，第三年的任务主要是协助教师们开展教学行动研究。
长城小学就是这三年校本培训的直接受益者。
校本培训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给教师的教学能力带来的变化是最大的。
2002年幼师毕业的李莉老师说自己是被课改的春风吹到学校里来的，自己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只有一个很朴实的愿望，就是“让学生喜欢上我的课。”在专家的指导下，李莉的教学水平在不断提升。“今年四月份，一天下午，有一节我的公开课。虽然精心设计了许多教学环节，但是因为下午课学生精神状态不好，课上得很勉强。在课后的教学反思中，我想，为什么不能在课堂中给学生放一点轻松的音乐让学生们活跃起来，如果下次再上这节课，我还会这样做吗？就是这样的反思帮助我一点点成长。”
在这三年的努力过程中，教师们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与此同时，李瑾瑜教授也时时感到教师普遍变得比以前更加焦虑和困惑，徘徊于变与不变的两难境地中。教师们以前习惯了被要求指令下的行为方式，在校本培训中他们学习的热情被唤醒，学校管理的观念和行为也必须有相应的变化。如果学校管理层常常只是作为校本培训的要求者和监督者，不能更多参与到与教师交流研讨、共同学习的活动中，校本培训的作用仍然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在校本培训中，不断强化和确立校长作为校本培训的参与者、组织者、引领者的“第一责任人”角色，促进校长对学校习惯的管理行为和教育现象进行反思，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学校的发展，实现学校组织和管理制度的重构，使校本培训真正成为学校发展的动力。
新城镇教委主任殷朝生说：“以前校长和教师之间总在顶牛，校长想怎样把教师整住，教师想怎样把校长难住。”现在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商量，关系融洽了很多，教师也开始理解校长的不易。
夕阳下，老校长李永录黝黑的脸庞上透着西北人特有的耿直。“我以前很‘霸道’的。”李校长有点尴尬地笑笑说，“原来学校的老师看我特别严肃，都怕我。我听着老师在办公室里聊天，有说有笑的，可我一进去大家一下子都悄悄的，低着头赶快装着学习看书批改作业。培训以后，我认识到在学校管理中应改变以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家长制’的管理方式。现在老师也开始说实话了，老师还说，‘校长现在也笑开了’。想想我以前真是管得太死太宽。其实，放开了，教师未必就不好好工作，一样还是很认真的”。
郭建铭校长说，今天的长城小学，校长与教师、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都有了明显变化，课堂也变得活跃起来。
有效的专业支持，为甘肃农村中小学的发展架起了桥梁。
关心西部教育发展，关心西部农村校长，在西北师范大学的实践中得到了真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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