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中国大学勇夺世界第一
总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发布年度教育报告《教育一瞥》(EducationataGlance),总结了30个成员国和中国、印度等非成员国的教育状况。
欧美学生适应能力逊色
这份报告指出,美国在初级和中级教育上的开销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不仅如此,美国中小学的班级规模更大,学生考试分数更低,学生辍学率更高。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培养大学生方面达到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德国则“大幅落后”。
在成员国中,东亚国家的表现逐渐超出美国和欧洲。25岁至34岁的韩国人中有97%完成了高中学业,为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最高水平。非成员国中,中国和马来西亚在1995年到2004年间大学生的人数翻了一倍多,自然科学和机械专业方面的增长尤其明显。
“这些学生只有依赖移民欧洲或美国才能取得成功的时代结束了。”该组织负责教育的主管芭芭拉·伊辛格在报告中说。
报告还提到,欧美学生在适应外在变化上已经输给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学生,后者还培养了更多能适应21世纪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富裕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孩子缺乏抱负,部分原因是学校教育没有成功向他们指出社会的不平等性。30年前,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排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首位。但现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与提供低收入、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竞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伊辛格在报告中说,“中国和印度等国开始以低廉的价格和更快的步伐传输高等技能。”
报告警告说,富裕国家必须满足对高水平技能人才快速增长的需求。“这一点急需引起注意,因为那些在离开学校时不具备较强资质者的就业市场前景正在恶化。”伊辛格在采访中说。
美国教育市场萎缩
报告称,自1995年以来,全球各国大学的外国学生数量已增长一倍,至270万人。逾半数以上的外国留学生仅在4个国家挑选大学。美国吸收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占留学生总数的22%,英国为11%,德国为10%,而法国占9%。
来自经合组织26个富裕国家的亚洲和欧洲学生,在外国留学生中占大多数:日本学生所占比例为2.8%,韩国学生4.3%,然后是来自法国和德国学生,各占2.6%。不过,不是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中国是最大的留学生出口国,占留学生总数的15.2%,印度次之,占5.7%。
美国在国际教育市场所占份额明显下降,其领先地位不仅受到欧洲国家的激烈竞争,而且还受到非英语国家的挑战。
在国际教育市场中份额增幅最大的是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和新西兰。从传统上讲,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备受青睐,因为吸引外国学生赴海外留学的因素,往往不仅是课程本身,而且还有学习英语的机会。不过,许多国家,特别是丹麦、芬兰、荷兰和瑞典,已开始提供用英语进行教学和评估的课程,以增强自己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上的吸引力。
美国公共院校对国际留学生的平均收费水平是一年1.2万美元。这个数字高于澳大利亚的1.1万美元,或加拿大的8000美元。不过,作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生市场,英国的学费最高,每年为1.8万美元。
背景 链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30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经合组织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中国不是经合组织成员。 经合组织 (东方早报郑洁)
[评论连读之一]
今年中国的大地上又有很多地方发洪水,大多数民众会说:洪水是件坏事。但是,经济学家说从洪水能刺激经济发展,有好的一面。
说这样话的经济学家有他们的一个“模”,即“破窗理论”。他们认为,小孩子打破窗户,店主维修,按照凯恩斯的“乘数效应”理论,就可以让修窗户的、制造玻璃的、提供玻璃原料的等等一系列的人增加收入。
具有异曲同工的说法还有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南京新街口国际影城作一个“关于爱情”的讲座,她称爱情应该“既强烈,又不排他”,“一切东西都应该丰富多彩。家庭一夫一妻制,显得过于单调”,“一夜情,在道德上完全没有问题”。她甚至毫无顾忌地大谈国外的“虐恋俱乐部”,“中国的‘聚众淫乱法’早就应该改了。开淫乱Party之类,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还说什么“表兄表妹只要承诺不生育,就完全可以结合”。
不要说李银河的此番高谈阔论遭到了绝大多数听众的“炮轰”,恐怕其既使到了性相对开放的西方国家,未必能“大行其道”。其观点的前卫、荒谬和无知,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其实,在教育界也存在着类似“破窗理论”的“理论”——
1、盘活教育资产改革:教育当作商品卖
“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原教育部张保庆副部长
在华东地区,“最彻底”的教育产业化恐怕要数苏北某市的“盘活教育资产改革”。该市不仅把高中、技校这样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和国有资产”让民营资本给“盘活”了,而且连小学、幼儿园也不放过,统统卖光,转由企业化管理和运作。这样的“创举”不但没有被叫停,还被一些地方效仿,争先恐后地“靓女先嫁”,把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以改制的名义卖掉。(摘自人民网《谁鼓噪了“教育产业化”》,邓建胜)
“教育产业化”的意图其实也很简单:地方政府想减轻办教育的“包袱”,资本却从中找到巨大的商机,因为目前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不仅稀缺而且垄断属性明显,获利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学生收费。据报道,从1993年至2003年这十年间,全国仅有账可查的教育乱收费就高达2000亿元。2006年7月21日据新华网报道,河南省实验中学在不到3年时间内,设立插班费、择校费、扩招费、超课时费等大大小小29种收费名目,违规收费金额达1.76亿元。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教育部竟然从未提出“教育产业化”。奇怪的是,“教育产业化”已经成为一些地方、一些学校“推进改革”的理由与方向。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择校费、赞助费花样百出,学校经营权拍卖、公立学校“转制”等陆续登场……正所谓 “围绕经济办教育,围绕收费办学校”,怪哉!
2、教育均衡化:农村孩子投错胎
今天我已经吃了两次饭了,怎么还要吃啊! ——广州一所小学邀请河北省贫困山区小学生到广州欢度国庆。一位贫困生不愿意吃晚饭,对城里人一天吃三顿饭感到不解。她说在家乡每天只吃一顿。
提起教育,有人总是说投入不足,资金短缺,但是搞起教育形象工程来,教育部门却不惜血本,挥霍无度,花钱如土,不惜牺牲除“脸面”以外的所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在城里可以动辄花一两亿打造一所示范性高中,而在农村的许多学生即便不在危房上课,也只是在一根教鞭、一支粉笔的现状下成长。试问,在城市电脑逐步普及的今天,农村又有多少孩子知电脑为何物,更不谈会使用它了。这难道不是农村教育的悲哀吗?
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在教育均衡化的大潮中逐步升温,原因似乎很简单:学生成才需要外部的良好环境,为了孩子的切身利益,家长自然会千方百计为其择良木而栖。但择校的背后反映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所造成的校际差异。尽管许多地区都在择校问题上出台相关新政,但新政策并没有让家长吃下定心丸,择校热依然高烧不退。
所谓教育均衡化,是指在区域之间、学校之间,逐步缩小办学条件、办学水平、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等方面的差距,使受教育者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实现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平衡发展,以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的目标和过程。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办好每一所学校,使每个孩子都接受到公平、良好的教育。
从学生来看,在条件差的学校,不能接受优质教育。选择条件好的学校,由于班额过大,教师无法因材施教,学生不能充分享用教育资源。不管对好校差校,学生都受到不平等教育。这显然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面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担负的责任应该主要是利用公共财政尽可能地让每一位学生得到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达到一定标准的受教育条件。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让每个学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是教育均衡发展的目的所在。让每个学生得到全面发展、潜能得到发挥、个性得到张扬,这更是教育均衡发展追求的目标。
在一所示范学校的校门抵过几所农村小学的现实面前,政府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倾斜”支持“重点学校”,倡导“锦上添花”,忽视“雪中送炭”?只顾“政绩”“形象”“窗口”。这种做法,在笔者看来,无非是为了向上级或参观者显示自己的功劳,吹嘘个人的成绩,以便得到官僚主义的上级的宠信和提拔,或者遮人耳目,掩饰自己的不足。
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能让农村孩子有一种投错娘胎的“错觉”了?
3、教育改革:说你成功,你就成功
100分把童年变成100岁。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6卷
中国的教育改革从现状看,一方面是每年几十万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大量的企事业单位要不到自己满意的人才。而所谓的专家们还在那里要学子们“理智”的对待失业状态。然而,教育怎么成了“贫穷的崇拜”?书不能不读,读了又担心致贫,读书竟然成为了一个两难命题。
教育改革目的之一是推进素质教育,但是评价体系和考试体系不改变,人们的思想跟不上,社会硬件跟不上,注定素质教育不可能成功。素质教育是个框,这个框硕大无比,没有什么装不下的。而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在中国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素质教育这句话,我们已经喊了多少年,素质教育这个词,也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讲话中无数次地使用,也成为教育行政部门每年总结成绩的重要内容。那么,素质教育到底做得如何呢?只有教师的无奈知道,只有家长的担心知道,只有学生的辛苦知道,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眼中,除了看到分数,还能看到些什么?既然唯有分数高,又怎能说是素质教育呢?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说,判定中国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这个教育改革是不是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从中受益了,如果是绝大部分人受益的话,就是成功了,如果绝大部分人没有受益的话,那就是失败了。于是,便有了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结论。
真是到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地步了!
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载了吴刚伐桂故事:西河人氏吴刚,在学仙的过程中犯了错,被罚在月宫中砍桂树。这棵桂树高500丈,才被砍开口子,就马上愈合,因此吴刚必须永远不停地砍下去。诚然,对于教育的不满是罄竹难书的,在唯分至上的现实面前,让我们从孩子的角度来分析,那么“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就看这个国家的孩子是不是真心喜欢上学(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2卷)”这句话或许已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了。
[评论连读之二]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给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教育供给不足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某些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在笔者看来,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现行教育体制之恶。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给制?为什么要发粮票、发布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为教育的专横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很穷,但邓小平想通了国家穷的原因,就是国家权力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多的管制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和活力。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强化管制,相反,正是因为穷而要求放松管制,因为管制和垄断就是穷困的根源。邓小平因此支持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权力下放的改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序幕。人民公社干部对农民的控制权被消除了,农产品很快就丰富了起来。城市计划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权被减弱了,工业产品很快大批出现在市场之上。邓小平一生的功绩,不就是基于尊重基层的创造力,不就是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权力逐步下放到社会吗?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理由,反正就这么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而是变着法子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总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205所高等学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学中,私立中学仍有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代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中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横太垄断,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
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如果让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去管理美国的教育,那么每年占美国GDP高达1.7%的私人和社会资金将会被逼退出教育领域,短缺一出现,美国学生也非得听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高考指挥棒走不可!一个活泼泼的社会就会被整死。
专横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集权过度,必然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
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但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民办教育投资人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