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19  来源: 华商网-华商晨报 杨医生曾想过离开，但是现在用他的话说“已经离不开这里了”

老残所里，两位老人在看电 视

　　康平老残所旧址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石立飞　摄

　　新闻提示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我国的罪犯服刑期满后，多在服刑的监狱附近安置。康平监狱老残安置所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最多时，它收治了来自东北三省的老残人员300多人，平均年龄75岁。其中最大的107岁，最小的也有53岁。如今，它已经是辽宁省监狱系统仅存的一所老残安置所。

　　杨卫华，作为老残所惟一的一名医生，在这里工作了27年。

　　树叶猎猎，寒风萧萧。隆冬的康平大地铺着一层白霜。

　　这里是辽宁省的北端，是辽宁、吉林、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距离一般人心中的偏远之地———北三家子康平监狱，还有足足20公里的直线距离。

　　“留场安置”

　　特殊政策下的特殊群体

　　密密的白杨林岔出一条“S”形小道，一辆红色摩托车停在了平房前。54岁的杨卫华翻身下车，一分钟后，他来到办公室并换上了一件白大褂。

　　平房的名字叫做“辽宁省康平监狱老残安置所”。杨卫华写在文件里的身份是“行政大夫”，实际身份还包括男护士、男保姆、保育员、按摩师……作为惟一的一名医生，杨卫华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7年。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我国的罪犯服刑期满后，多在服刑的监狱附近安置。这种制度通称“留场安置”。

　　“留场安置”

　　让许多来自大城市的刑满释放人员从此只能把根扎在这里。上世纪60年代末期，康平监狱老残安置所应运而生了。最多时，它收治了来自东北三省的老残人员300多人，平均年龄75岁。其中最大的107岁，最小的也有53岁。如今，它已经是辽宁省监狱系统仅存的一所老残安置所。

　　1983年5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出了《关于犯人刑满释放后落户和安置的联合通知》，规定“刑满释放人员原则上送回原籍、捕前所在地或直系亲属所在地，由社会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办法安置；个别确实无家可归而又自愿留下就业的，由原劳改单位收留安置”。留场安置制度随之迅速成为历史。一批又一批刑满释放人员纷纷返回家乡，实在找不到出路的则改由民政部门安置。从2000年左右起，康平老残安置所再也没有接纳过新的成员，每一年都有十几个人寿尽死去。至今，全所的档案上只剩72个人，真正住在所里的只有16个。

　　“习惯”了

　　27年

　　从怕尸体到做“殡葬工”

　　1979年，当时27岁的杨卫华刚从部队复员。在铁岭卫校毕业的他本来被分到康平监狱任医生，在得知自己被调到老残所任职后并没有多想什么。等去报到时，他惊呆了：一大排又老又病的男人瘫在床上，恶臭逼人！

　　杨卫华赶紧组织工作人员拆洗被褥、擦玻璃、喷消毒水……没过几天，老残所有一个病人去世。望着尸体，年轻的他不敢靠前看一眼。

　　“刚开始确实接受不了，干着干着也就习惯了。”27年后的今天，杨卫华已经彻底“练”了出来。他说，多年前的一个腊月，老残所有个叫张文星的老人跨小河沟时摔倒后被冻死了。杨卫华闻讯赶到，用铁锹、铁镐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尸体刨出来，抬回所里。

　　“我们一起给刨出来后，他（杨卫华）还负责当殡葬工。”老残所所长张太平笑望着自己25年的老搭档。他告诉记者：那天，杨卫华点了几根蜡烛，用剪刀把尸体上冻得硬邦邦的衣服一点点剪掉，又用温水擦了一遍，特别对死者面部进行了处理，最后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将其下葬。

　　“要不是有咱监狱设的这个老残所，要不是老杨这么多年熬下来，像服侍自己家老人一样，这些人大部分都活不到今天。”张太平所长评价说。

　　“我知足了”

　　27年

　　只听过一声谢

　　“我老伴总说我身上臭，我每天回家都把衣服扔到走廊里。渐渐地她就适应了，我儿子也适应了。”杨卫华笑笑说，后来在监狱工作的老伴也跟着他来了，调到老残所任护士，一直干了8年多，到去年才退休。

　　如今，和杨卫华一同在卫校学习的同学不少已经名利双收，有部队医院的大校，有县级医院的院长。而他这个二级警督至今还是初级医师，主任科员的虚职刚挂上不到一年。“说实话，原先也打过几次报告要调走……最后还是觉得吧，这个活儿年轻人干不了……”杨卫华苦笑着。

　　他说，老残人员心态颓废，容易对社会抱一种抵触情绪，27年来自己被骂被打是家常便饭。

　　2001年的一个冬夜，一名聋哑精神病人放火烧房子，杨卫华带人亲手抱出了瘫痪在床的几个老病号。一个长年沉默寡言的老人摸着杨卫华的胳膊，喃喃地说出几个字：“大夫，谢谢你，政府好，你好。”

　　“照顾了这些人20多年，这是我头一回听到类似的话，”杨卫华幽幽地说，“我知足了。”

　　一句“谢谢”的背后，是数不清的官方荣誉：13次监狱先进工作者、优秀干警，省司法厅个人二等功，省政法委的“全省法律服务标兵”，省总工会的“辽宁五一奖章”，司法部最近又授予他“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生活好了

　　老残人员享受国家财政补贴

　　“丹参冠心注射液”、环丙沙星、病毒灵……每一天，杨卫华都要为病人喂上几把药，挂两三个滴流；他身兼一个医院的几乎全部科室主任：内科、外科、神经科、呼吸科、耳鼻喉科……而27年前他刚来到老残所的那一天，全部的医疗器械就是一个听诊器和一个血压计，药基本上没有。

　　1998年左右，国家对监狱司法系统的财政制度开始进行改革，原先被强制留场就业的老残所人员成了全民所有制企业退休职工，同监狱民警一起享受国家财政补贴，2005年，更由定额补贴改为全额补贴，老残人员最多的可以开到800多元。而康平县政府提供的数字是：2005年全县30多万人口中有27万农民，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3451元，平均每人每月不到300元。

　　渐渐地，不少人搬到了大城市或是在周边的村庄租房居住。离老残所最近的一个小村子———铁家窝棚，就有十几名老残人员居住，有的还找了老伴，很多老残人员还享有公费医疗。下午一点，老残所开饭了。还能自己走动的人纷纷拿着饭盒出来，不能自理的由工作人员送到屋里。主食是蒸花卷，菜是猪肉粉条炖酸菜。

　　如今，真正住在老残所的，大部分都是出狱后无家可归者。他们被划为无职业、无劳动能力、无子女的“三无”人员，赖以生存的是每月200多元的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这里的吃，每人每月不到100元；其他全部免费。每一个老人都是一段历史，都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看到记者进屋，92岁的老刘拄着双拐站了起来表示欢迎。尽管双腿残疾，但他脸上皱纹也不多，乍一看只有七十左右。床头成一字摆着一堆整整齐齐的空药瓶，还有几本医书。“老爷子是搞医出身的，耳不聋眼不花。”杨卫华介绍着。

　　“嗯。”老刘颤颤地笑笑，在怀里掏了5分多钟，掏出一本布面的“职员身份证”给记者看。发证单位是现已不存在的“和平区第一联合医院”。“强奸。八年。”老刘吐出几个简短的字，随即他把证件叠上，像50多年来的每一天一样，郑重地收藏好。

　　据了解，去年全所剩下的16个人搬到了现在的新址。窗明几净，病房里也没有那“标志性”的气味了，没有一个是长年卧床不起的重病号。

　　杨卫华估计：等不到他退休，老残所就将彻底消亡。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冯翔　采写

　　老残所是在尽社会责任

　　“刑满释放人员特别是年龄大了的人出来后没人养、又没来钱的活计，往往容易再干！”沈阳市刑警支队反扒大队探长夏卫说。

　　“也许，这就是国家一直没有裁撤老残所这个单位的原因吧。”康平监狱宣传部部长王兆杰说。沈阳市委党校政法教研室教授于天英认为：当年“留场安置”制度初衷是为刑满释放人员找一条就业出路，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的老残所完全就是“监狱对社会尽的一份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起到了一种救济和稳定的作用。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老残所的出现、兴盛和衰落、消失，都是必然的。”于天英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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