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影 张立洁

 
下午
 

大头王小斌
 

照张合影,王小斌却死活不肯配合。塘沽的出租司机组成的爱心车队免费拉着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兴奋得前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大早3点多就起来了。

天津市塘沽区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两栋居民楼之间，一排像车棚一样的平房里，生活着二十几个残疾孩子，每天来这里上课的还有一些家庭贫困的健全孩子。包吃包住三、四百块与其他幼儿园比起来低很多，“条件好的就多收点儿，困难的就少收点”，院长王百军身材高大魁梧，操着一口天津话热情地招呼客人。他就是这家特殊的保育院的负责人，他的儿子王泽也是个智残孩子，就生活在这里。
“生下来就是个‘国际脸儿’，父母又离了婚”，爷爷王成斌放不下可怜的孙子，担起了照看孩子和寻医问药的重担。全国各地四处奔波了一大圈，得到的全是坏消息。“脑瘫的孩子根本无法治疗，只能靠康复训练提高生存质量”。
而现实的情况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天津，甚至全中国都没有一家针对智力残疾孩子的全日制寄宿学校或幼儿园，即便可以勉强接受也不能寄宿，且收费很高。看着活蹦乱跳的大孙子只会傻吃傻玩，做爷爷的心想，自己要是走了谁来管他呢？
在四处求医的过程中，王成斌还遇到了很多和他一样的智残孩子家长，他们的家庭不是离婚，就是又要了二胎，经济条件都很差，把孩子锁在家里，用绳子绑着的情况并不稀奇。
“一个残疾的孩子如果想生活得像个人样，必定有一个大人活得没有人样。”起初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到后来就是为了别人的孩子，王成斌咬咬牙自己办起了一家智残儿童全日制寄宿的康复保育院。
直至2003年底，老人突发心脏病去世后，儿子王百军把保育院维持到了今天，眼看着就要过10周年了，可孩子们还不得不生活在终年不见阳光的平房里，王百军多少有些惭愧。天气热了，要买空调了，但是保育院没有钱，只能先买个小的，1匹的，那么大的房间带不起来。等钱攒够了，3460块钱才又买了一台单制冷的柜式机。怕孩子们弄坏，用铁丝网围起来，上面还盖着布，这是屋里最新的一件家当。
“24小时连轴转只此一家，这帮孩子回家都当串门儿，你看这小娇娇，腊月二十九了他爸才接走，不到初八又送回来了”，从保育院成立之初就在这的梁姨说，“在家呆不住，爹妈管不了，早早的就把孩子送回来了。我们从来就没初八上过班。”尽管辛苦，但是阿姨们都很喜欢他们，“正常孩子偷懒、耍滑、打小报告，傻孩子反到实诚，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你蹲着给他们洗衣服吧，他们知道往你屁股底下塞板凳，正常孩子反而没人动。”
智力残疾的孩子有的是染色体有问题，像王泽、小包子刚一生下来就是国际脸，眼睛间距大，鼻子扁，哭的时候不拐弯，就一个音一个调；有的是有癫痫病，小的时候没症状，但是随着年龄长大，只会越来越重，像彭飞和曹宇；还有的是脑瘫，生产钳给夹的，或是难产缺氧，造成运动神经障碍，肢体萎缩、畸形。
“这些孩子都有些特殊的习惯，时间长了你才能摸着他们的习性，”保育院的阿姨们上24小时歇24小时，对孩子们的了解远远超过亲生的父母。“大马，又聋又哑，可是他眼神儿倍儿好！赶上冬天来了，你这羽绒服上哪个扣啊，拉锁啊没拉好的，他都得给你拉上，屁股后边追着，有一个扣没扣上能把他急死！”“你看这王小斌，脑积水，就咱平时说的脑袋进水了，这是真有水！”阿姨们讲得再怎么直接，却是真正的爱着他们。
很多孩子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几年时光，但是过了18岁，就算成年人了，以后的生活谁来管？国家的低保政策规定除非智残孩子的父母都是吃低保的，子女才能同样享受低保待遇。继续留在保育院是父母们最希望的，王百军想尽了各种办法，办酒厂、开小卖部。最近，王百军忙活了半年多的“福星配送中心”有了些起色，打进了塘沽开发区最大的一个住宅小区，每天早晨进货卖菜，“便宜啊，大爷大妈倍儿捧场！先打开局面再说！”
王百军琢磨着，年龄大的孩子，有自理能力的，能到这个陪送中心干点活儿，跑跑腿儿，搬搬东西什么的，够个饭钱也行啊。“总之，保育院一定不能黄，40、50了，也得养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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