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过去了，教师正在走下圣坛。除了拜物主义的大潮冲击，我们自己也很难说还保有多少对职业的神圣感。我们正在被物质欲望所裹挟，变得追名逐利起来。因为“教师也是人”，也要过“小康”的日子。虽然(我相信)在边远的乡村一定还有不少教师在清贫中默默坚守着“师道”，但大都市里的教师群体正在成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

　　教师追求小康生活当然没有错。我们甚至可以说，教师的普遍清贫是一个国家的耻辱。现代社会没有理由要求任何人成为道德上的圣人。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警惕与抵制那种不择手段来追逐物欲的道德沦陷。许多触目惊心的现象发生在教育界。在利益杠杆的驱动下，有多少人曾强迫“差生”弃考和转学来提高“升学率”，有多少人将“解题秘笈”在课堂上秘而不宣以便吸引同学参加自己收费的课外补习班……从对中小学的“减负”要求，到禁止公布成绩与设立“重点班”，教育部的各种强制政策都遭到了(而且将继续遭遇到)各种有效“对策”的抵御。将学生分为“重点班”与“差班”可以被美其名曰“因材施教”，但我们还从未听说有哪一所学校将最优秀的教师派去拯救“差班”。因为在升学率的压力背后，不仅有家长对学校的压力，还有利益的杠杆，还有争夺“择校费”的战争。

　　如果教师失去了职业伦理的基本底线，那么危及的还不只是个人的道德操守而且是社会的公正。一个公正的社会，在收入财富上的不平等不应当延伸到社会的所有领域。而基础教育正是一个可能保持“机会平等”的重要领域。公正的教育资源分配意味着，无论人们的财富有多大差别，他们的子女应当享有大体相当的基础教育服务。而近年来，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向基础教育领域延伸，在中小学生当中形成了强势与弱势的族群。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有许多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但一些教师为物质利益而不顾职业伦理的作为也是其重要的环节。

　　也许，对今天的教师节来说，更为适合的纪念不是一味地讴歌赞美，而是一份沉思与自省。我们大多数是平凡的“俗人”，但作为教师，我们仍然需要记得:这份职业是面对生命、面对灵魂的，可能影响一个孩子的未来人生。因此，我们在追逐利益的同时，是不是也需要以良知来自问:自己有没有在道德上沦陷得太深，有没有太过背离自己的职业伦理？如果师道不再，尊严何存？

　　(原载今日《新京报》，作者刘擎，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