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稚
和高雄辉理事长谈话，他不讲大道理，单就给我讲了许多故事。那些故事，纯朴得很，赤裸裸地没有修饰过，反而更能感动我。
之所以对晋中市榆次区的采访，一直让我迟迟不能动笔，原因是在这众多先进事迹和业绩的故事中，我无法做出取舍，哪方面也不肯放下。2004年，榆次区残联被评为“全国信访工作先进集体”;2005年，又被确定为“第二批全国社区残疾人工作示范区”。而这两项荣誉，不都是一个个故事垒起来的嘛！故事越多，荣誉才越鲜亮，没了故事，我的文章还会有什么呢？这算是一个说辞，更直接的原因是我哪个故事都想说。于是，在交稿的最后期限，我决定单讲一讲“信访”的故事。就用这工作中的点滴一页，来反应榆次的残疾人事业吧。
榆次的信访工作，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不同，不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残联的事。榆次人把它叫做“大信访”，也就是“全员信访”。高雄辉理事长亲自负责，中层以上干部轮流排班负责信访接待，各科室之间协调配合解决问题，而每一件事的处理，当时接待的中层领导都是要监督负责到底的。高理事长认为，不管残联的哪项工作、哪个部门，最终目的都是为残疾人做事情。信访，是为残疾人服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言外之意，干事儿是真的，为残疾人解决问题就是真道理。近几年来，榆次残联为残疾人协调解决了大量急待解决的就学、就医、就业等困难和问题;协调工商、税务、城管、卫生减免各种费用累计80余万元;接待来访人员3000余人次，解决问题上千件。残疾人就业率达到85%以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1840人，达到了应保尽保；残疾儿童入学率96.7%。据初步统计，全区社会各界每年为残疾人救助、捐赠的费用在100万元以上。这些数字，也是由一个个故事垒起来的。而我要说的，就是那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在赵福忠家，我哭了
赵福忠坐在院子里，背对着房门默默地流泪。老婆在屋里已经哭了三天了，哭得已经没了声音。她再也撑不住了。
赵福忠寡言，写得一手好字。当初带着老婆离开农村，来晋华小学做代课老师，教书法。后来有了女儿。女儿五个月时，他出了车祸，成了残疾，同时失去了工作。从此，他到处打零工，后来以给别人刻碑文为生。这期间老婆生病住院，后来侄子去世又让老赵急成了脑血栓，住了14天医院。婆婆对儿媳说：“算了，带上孩子走吧！”儿媳很坚强，她挺下来了。现在，老赵又能刻碑文了，女儿也长大了，直到有一天，女儿赵彦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赵福忠知道，老婆是哭不出学费的，但除了哭，她还能做些什么呢？夜很深了，老赵终于做了个决定，明一早去残联！
第二天正是宣传科长陈云鹏在信访当班。陈云鹏回忆说:“老赵不善讲话，当时几句话就走了，走到楼道里我看见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唉，我心里那个难受啊！可我心里当时也没底，怎么办啊？”陈云鹏找到《晋中日报》的记者王文安，第二天，《晋中日报》头版就出现了这样的标题《8000元学费哪里来？》，然后各报社纷纷转载。
这时，介休市的温秋贵躺在沙发上，随便抽出了一张报纸……然后就做出决定：供赵彦上学，直到毕业！
赵家老婆又哭了三天。会有这样的好事？老天爷啊！这是真实的吗？怎么会是真的呢？老天爷啊，老天爷啊……
陈云鹏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同事辛燕，连天的阴雨，辛燕在后座上打着伞。学费的钱要落实了才踏实，再把老赵一家的户口办到城里来……就这样，一跑就是几十趟，仿佛成了自家的事。
现在，赵彦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她用优异的成绩回报了这些亲人。她入了党，做了学生会主席，在学校里教书法开始自己打工。事情过去三年了，赵家老婆拉着我仍然泪流满面，她的情感带着我一同流泪，让我控制不住。她总结性的一句话是：“虽然我很痛苦，但我很幸运。”她越说越快，越说越多，她迫切地想把所有讲给我听，让我时时辨别不出她的晋中话。最后，她拉着我的手，感恩地望着我：“你一定要好好写啊！好好写这些好人！”
吕富林快乐，所以我快乐
吕富林让我快乐，因为他快乐。吕富林是个盲人按摩师，他高高的个子，穿着得体，也很帅。陈云鹏玩笑地伸出一只脚对我说:“看，老吕的皮鞋比我的亮。”吕富林有张笑脸，他告诉我：“现在工作也有了，女儿治病的基本治疗费也能保障了，户口也进城了，在农村时每年摊派的费用差几千就还清了，买了商品房已经支付了70%的钱了，10月份就能拿到钥匙，胜利在望了，该有的都要有了！”
吕富林是从农村“逃”出来的。他种不了田，还要交各种摊派的费用。我问他一年费用多少？他说不知道。陈云鹏接话说:“他也交不起，还问多少？跑还来不急呢。”于是老吕在城里混，他肯定算过命，因为玩笑间给我看了手相，他化过缘，参加过盲人宣传队……直到女儿得了红白狼疮，他要保住女儿的命！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到了残联。
不久，《盲父求助》、《谁能救助我女儿？》的文章出现在各大报纸，社会捐款共一万左右，女儿治病的每日维持费用得到了保障。之后的幸福一件跟着一件，吕富林拿到了低保，上了残联举办的盲人按摩培训班，又有了工作，之后，残联给他全家办了农转非户口，老吕再也不用交那些摊派的费用了。再后来，残联帮他以最低价格谈下了一套商品房，还给了他一定的资助。老吕的好日子来了！
“老陈啊，房钱就差一点了，我打算去‘化缘’了。”
“好，去吧。”
陈云鹏告诉我，老吕“化缘”时西服革履，精神着呢！说实在的，我喜欢吕富林现在的精神面貌。
后来，吕富林经常去残联坐坐，不是为别的，就是去看看，串串门，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高理事长骂过的残疾人
高理事长骂过人，而且骂的是残疾人。高理事长骂人有艺术，骂一个就好起来一个。
段保庆车祸后失去了一条腿，开始在家酗酒，从早晨就开始喝，一直喝到晚上。段保庆没别的想法，就是想自杀。母亲找到高理事长：帮我说说他吧。高理事长去了，去了就“开骂”:你不像个男人，丢人！两条腿都没有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呢，你一条腿没有了就不想活了？我要是你最好20年前就死了！成饭桶了？没出息！我跟你说，假肢我可以给你装上，工作我可以给你想办法，别的事别找我，我不认识你！段保庆愣住了。
后来，段保庆安上了假腿，挺合适的，连拐杖都不用了，自杀的事也没有再提起过。
韩咏明也是被高理事长骂上了正道。当时非典正闹得凶，韩咏明来上访，说父母遗弃了他，没钱上学。高理事长说：“如果是真的，学费我出！”电话打到乡残联，找到了韩咏明的父亲。由于闹非典，高理事长和同事好说歹说算进了村子，见了村干部和韩咏明的父亲。原来，韩咏明已离家五六年了，他3岁丧母，又有了继母。6岁得了儿麻，学没上完，不想上了，然后去放羊，放羊第一天就把羊卖了换钱。后来去钉鞋，又把工具箱卖了。从此在公交车上偷钱，之后被劳教一年。回家后不工作，把家里的农用车轮胎都拿去卖了。20岁就领回歌厅小姐来要钱。去年回来给了父亲100元，过两天就要5000元。父亲说:“他在家我就不敢去放羊，怕家里东西都没了。”高理事长心情很沉重，他找来韩咏明说:“你的事情我都清楚，你不要给父母添麻烦了。父母是合格的父母，你是不合格的儿子！这样下去，社会就会遗弃你！你要上学，我就帮你。你好好想想！”过了几天，韩咏明来找高理事长，他说:“我试试！”之后，他再也没来上访过。
高雄辉理事长曾经“名言”:“要说信访工作，给残疾人介绍个老婆也算！信访工作和残联日常工作不是截然分开的。”高理事长的一句话点透了信访工作，也点透了残联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其根本就是帮助残疾人过得更好。
文章就要写完了，我忽然又想起一个采访到的小故事，就用它来做结尾吧：
说是高理事长曾在一个熟悉的小饭馆里吃饭，老板过来搭讪：“老高啊，认识那边那个人吗？”“不认识啊。是个什么人？”“噢！他吹牛啊，他说他残联有人，残联给他装的假腿，不要钱！”
牛是吹了，但吹的是真事儿。在受益的残疾人眼里，残联就是他们的亲戚。谁不想攀上一门好亲戚呢？■
晋中市榆次区基本情况：
榆次地处“三晋之腹”，古称“魏榆”。仅2004年上半年，就完成生产总值24.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09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248元。
榆次区面积1328平方公里，人口54万，其中各类残疾人1.6万人。2003年，全区10个乡镇，9个办事处都配备了专职残联理事长。5个残疾人较集中的企业建立了残疾人协会。 2004年，榆次区残联被评为“全国信访工作先进集体”;2005年，被确定为“第二批全国社区残疾人工作示范区”，北关街道羊毫街社区被中国残联评为“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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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晋大地选择三个县（区）开始我们对国务院表彰的第三批“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县（市、区）”的巡礼，这应该是一个巧合，也应该是一种机缘。山西的这三个县（区）颇具代表性，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几个发展阶段：用经济学的观点来作比喻，垣曲县就好像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期，那是付出沉重代价后的第一桶金；阳泉市郊区则像处于利润增长期，那第一桶金做了许多的事情；而晋中榆次区更像是进入了增值服务期，利润之后或之上是更深入完善的服务。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九五”、“十五”一步步走过的清晰足迹，更可以品尝今日已经收获的累累硕果。
三三见九，天长地久。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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