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中国残疾人》
“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惕和关怀。”
——中国首届华语文学传媒杰出成就奖颁奖仪式上给予史铁生的授奖辞1972年，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史铁生脊髓出了问题，成为下肢瘫痪的残疾人，当时，他不到21岁。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开始了一周三次、每次四个半小时的透析生活。
即使如此，史铁生2000年至2005年的5年间，还是出版了三部新作：长篇随笔集《病隙碎笔》（陕西师大出版社）；长篇散文集《记忆与印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5年间，史铁生的《病隙碎笔5》获老舍散文奖；《病隙碎笔》获首届《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长篇随笔集《病隙碎笔》是史铁生初患尿毒症后写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是透析8年之后完成的。可以说，两部书都是重病给予他的思想果实。
也许，喜爱史铁生作品的读者关心，他的一部部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史铁生这样描述他的透析和写作生活：“我得的两个病都是终身制的（瘫痪和尿毒症--编者注）。到现在我透析已经是第九年了。透析完了会非常疲劳，因为在透走毒素的同时，它把你的营养也透走了。透析本身对身体和精神并没有太大痛苦，透析的痛苦在透析之外，透析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有并发症，骨头疼等等问题……我的日常状态就是一个星期三天透析，只有四天可以工作，而且在这四天里也只有四个上午是可以工作的。或者读书，或者写作。总之工作时间比我肾坏之前缩了一半。因为你去掉三天，这四天还要被打折，所以我其他的事情全都不做了。所以我现在不参加活动，不接受媒体访问，有人说我吝啬，其实是因为我的有效时间太少了。写《我的丁一之旅》是我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利用了所有的上午，什么都不做，实际上说是写了三年。三年先要去掉一半透析的时间，再要去掉一半--三年的下午。所以三年的一半的上午就是用来工作。其他的事情我就都不管。”
“轮椅剥夺了我的走路，但是我能走的话它就不是问题。肾剥夺了我的精力，我经常感觉精力不够。”但史铁生认为：“ 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我说过，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比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我看他最不寻常的品质是诚实，和善问，问人生的一切善恶原由与疑难。我觉得这才是写作者应该有的立场。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死是一个禁忌。但史铁生却在文章中诙谐地给自己设计过墓志铭，也在各种文章中不停地思辨关于生死的问题。史铁生说：“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不能谈的。但我觉得人没有对死的想法的时候，对生的想法也会差得很多。古人说：不知生，安知死。但还有一种看法，是不知死，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时候，死一直在温柔地看着你，或者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不说的人，也分明意识到它在那里，而且他深怀恐惧。”
刚开始透析时，史铁生写的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有着这样的文字：“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确实，那时你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到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去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史铁生还说过：“我其实未必适合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说到自己的疾患命运时，史铁生露出一个孩童式的笑容：“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我想走不能走，那么健全的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大概是四十多岁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感恩的心情，心里自然而然地冒出了一句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话：感谢命运，感谢它让我明白了很多事。幸福是什么？幸福不见得是某个具体的满足。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对人而言，幸福总是有限的，而人的疑难是无限的。”
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你会发现，这个50多岁的男人平静从容若此。他的笑容、他的谈吐，有孩童般的天真赤诚，有智者的深邃博大。读者朋友们有理由相信：轮椅作家史铁生，还将有更精彩的作品问世。让我们等待。■
（本文选用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史铁生时的一些内容，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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