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于台球协会能够大方地谈论利益,不再乱挥道德杀威棒,这应当是一种进步。但是,对于这位台协人士意味深长的话,我还是觉得有话要说。
因为,这位台协人士的话如果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最有钱的机构就一定会是国家考试院。因为,它可以对着小升初、中考、高考、研考、博考的所有通过者,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实际上缺乏一个培养人才的机制,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扼杀人才的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机会的价值就更难估算。”所以,它既然给大家提供了考试的机会,也就进行了“机会成本”的投资。那么,潘石屹、龙永图、韩寒、这位台协人士、你、我,这些初中以上学历者,口袋里面的人民币,我(国家考试院)都有权分红。这岂不荒诞绝伦?
谁都不会否认,机会对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有很多人至今还在感谢1978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感谢邓小平。“机会成本”一说也有着它的道理。但是,大家要明白,“机会成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在经济学上是入不了账的。在经济学上,有以资金、不动产、智力,乃至以权力投资入股分红的,就是没有以“机会”入股一说。我每天早上在路口胡四哥的小摊上买两个葱油粑粑,这也可以解读为我给了他一个挣钱的机会,但我可以据此要求在他的获利中分红吗?如果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那整个经济学大厦就要崩溃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无论是国家考试院还是中国台球协会,它们都只是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国家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是谁?那就是包括丁俊晖在内的像你我这样的全体中国国民,我们才是老板。获得公平的考试机会、公平的竞赛机会,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而向国民提供公平的考试机会,向运动员提供公平的竞赛机会,也是公共资源管理者的职责。两者之间责权十分明确,没有利益再分配的存在空间。
那位台协人士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实际上缺乏一个培养人才的机制,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扼杀人才的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机会的价值就更难估算。”我承认,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一个现实,但这种人才体制上的弊端,应该是公共部门引以为羞并致力改进的——不能改变大环境,起码能在本职的小环境尽可能为人才提供开放的机会,这是公共部门的本职所在,岂能对这种弊端进行“趁火打劫”?可我们看到,台球协会的管理者们正是试图利用这种体制上的弊端,来要挟自己治下的运动员。
把“体制弊病”当做冠冕堂皇的要挟理由,公共部门的道德底线岂能退守到如此委琐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