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中获胜的学生，许多人开始拒绝名校。有的是财政原因。比如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虽然少为人知，却能靠奖学金把被斯坦福录取的学生抢到手。但是另有一些学生，则完全是出于教育质量的考虑。因为学校的规模常常和名气成正比，但却未必和教育质量成正比。甚至不少名气小的学校，因为规模小而在教育质量上超过大牌学校。
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很出色的耶鲁本科生，上了一个明星教授的课。他申请医学院要写推荐信，找的是一位给这位教授当助教的二年级研究生写。我听了大惑不解：“一个研究生的推荐信有用吗？
为什么不找教授本人？他非常平易近人呀。”对方回答：“课上四百多学生，教授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要找教授写，教授会把差事交给主持我讨论班的研究生助教，等助教写完了，在信上签个字，证明信确实是自己的助教写的。这有什么不同呢？”小学校则不同。一个小学校来的学生告诉我，他上学时，教授知道他对日本感兴趣，一旦有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校园，教授会亲自告诉他，督促他听人家的讲座。这次《时代周刊》报道了一位学生，在南方一个叫Davidson College的小学校读书，主攻神经科学。他的毕业论文，是教授指导下三年共同研究的一部分。教授预计这篇论文会在顶尖专业杂志上发表，而且这位学生将成为共同作者之一。这个学生感慨地说，他要是去个规模庞大的名校，大概也只能给见不着的教授刷刷瓶子。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小学校的学生常常有出色的表现。这样的学校，教授专心教学，班级小，师生关系如同家庭一样。况且，如今大学普及，许多学生并不以学士学位为终极教育目标，要接着读研究生。相对而言，大学的名气就有些贬值了。那些真正能帮助学生成长的小学校，就会在竞争中胜出。比如Pomona College给哈佛法学院输送的学生比例，比布朗、杜克这类名校还高。一项2002年发表的研究表明，那些20年前被名校录取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去就读的学生，如今的平均收入和从那些名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区别。也怪不得在《财富》杂志500强企业中最顶尖的50位总裁，只有7位是常青藤本科出身。
美国大学的成就，不仅仅是哈佛耶鲁，而是一种群体的成就。特别是那些小大学的表现，更值得我们深思。美国十九世纪末学习德国建研究性大学，到了195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在危机感中大学更加研究化。但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多元化的大学体制。那种只有两三千学生的小本科生学院，在战后屡次被判死刑，被认为难以和庞大的研究性大学竞争。
但是，如今相当一批这样的小学校，可以和常青藤分庭抗礼，并且矫正和弥补了研究性大学在教育上的缺失。像Williams College，AmherstCollege，WellesleyCollege等小本科学院，和哈佛耶鲁一样有骄人的传统。你很少听说这样的学校被研究性大学合并。
高等教育要发达，就必须保证大学中的“物种多元”。这样各种大学、各种体制才可以相互竞争、激励、取长补短。而我们这二十年大学的发展中，大家都争先恐后搞研究性大学，靠扩张打造名牌，两三千人规模的大学很难有生存的空间。这样，就会形成千篇一律的大规模研究性大学，并忽视本科生教育。这样的发展，和半个世纪前的院系调整一样，都可能伤害中国高等教育的元气。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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