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顺义后王各庄村民质疑村头“化工厂”
厂方称废水排放已通过环保检测
关注焦点
7年来，顺义区木林镇后王各庄村25人患癌，19人死亡。
这组数据来自村民孔凡国的“癌症病因调查表”。他坦言，调查并不完全。
在癌症阴影下，村民们谈癌色变。他们怕生病，怕一查出来就是癌症。他们还怕患癌后随之而来的高额医药费，更怕为了治病把整个家都毁了。
对于癌症频发的原因，村民们认为，村里的空气和饮用水受到了污染，而“元凶”是村子南头的一家“化工厂”。
经过调查，村民们“收获”的是村里生活饮用水并未受污染，以及“化工厂”废水和炉窑达标的检测报告。
目前，北京市有关部门已责成顺义区疾控中心对后王各庄村的癌症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2007年12月25日，患癌去世村民的家人将死者遗像摆放在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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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凡国指着排污管道说，“化工厂”的污水就是经此被排放到河沟。 |
王宝来，男，55岁，死于肺癌
刘亚杰，女，57岁，死于肺癌
石葵兰，女，45岁，死于血癌
孔祥臣，男，23岁，死于血癌……
2007年12月25日，顺义区木林镇后王各庄村。村民孔凡国手中的“癌症病因调查表”上，死亡村民的名单越来越长，年龄越来越年轻。
“六七年间，25人患癌，死了19个。”这个35岁的庄稼人说，他从2006年开始的调查并不完全，但这个数字对于常住人口只有1029人的村子来说，“已经很不正常”。
多名村民称，村里这些年“癌症一个接一个得，又一个挨一个死”。现在，他们有病不敢去医院，“怕一查又是癌症。”
村民死亡多因癌症
近几年，孔凡国参加的葬礼越来越多，“很多都是得癌症死的。”
在后王各庄村，孔是大姓，三亲六故家里死了人，孔凡国都会参加。近几年，他参加的葬礼越来越多，“很多都是得癌症死的。”他说。
2006年，57岁的刘亚杰被查出肺癌，治疗不到3个月就去世了。这令孔凡国很惊讶。在他印象中，刘亚杰是个身体棒、特能干活的妇女。
刘亚杰的女儿刘海燕说，母亲身体一向很好，从不吸烟喝酒，平时打针吃药也很少。2006年，一直打理小卖部的母亲突然咳嗽不止，后来浑身都没劲儿，到医院一查，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孔祥臣因血癌去世时才23岁。2005年春节前，刚参加工作的他回家准备过年，“连感冒都很少”的他感觉腿没劲，随后牙出血不止，“把一盆水都染红了。”家人带他到顺义区医院检查说是白血病，到通州医院复查结果还是一样。当年3月31日，他在家中的新房死亡。
45岁的石葵兰，患病前养着180多头猪，村里都说她是个“能干的好媳妇”。2003年冬天，她出现拉血尿血等症状，到医院确诊为血癌，2004年治疗无效去世。
7年来25村民患癌
孔凡国说，他不愿厄运降临在自家人头上，也不想早上推开大门，又听说谁家又有人得癌症死了。
村民相继死于癌症令孔凡国感到奇怪，在2000年以前，很少听说谁患癌症，“1987年至1997年间，大约是4个。”
2006年，孔凡国开始对村里癌症频发的情况进行调查。他想知道村子究竟怎么了？
至于调查动机，孔凡国说得很简单，全家老少10口生活在村里，他不愿厄运降临在自家人头上，他也不想早上推开大门，又听说谁家又有人得癌症死了。
孔凡国家的一个衣柜内，放着他这一两年来的调查材料，堆起来有七八公斤重。其中有一份不断加长的《后王各庄村癌症病因调查表》，那是他挨家挨户调查登记得出的。
调查表显示，2001年至2007年，患癌症的村民共有25人，其中肺癌8人，食道癌4人，血癌3人，此外还有膀胱癌、淋巴癌、胰腺癌、肝癌、胃癌、咽癌等。
孔凡国注意到，患癌的村民中，老人占很小比例，五六十岁占的比例最大，并有年轻化的趋势。具体来看，70岁以上的为5人，20岁至40岁有3人。此外，19个死亡村民中，从确诊到死亡大多都是一两年间的事，最短的才1个多月。
孔凡国坦言，这个调查并不完全，因为村里不少人并不配合，“登记有什么用，大伙都知道癌症多，你非要搞个准数，到时候村里男的找不到媳妇，女的嫁不出去，那就麻烦了。”
事实上，后王各庄村癌症多，附近村庄都知道。其他村甚至直呼后王各庄村为“癌症村”。
臭气和污水维持数年
收回的一二百份“后王各庄村癌症社情民意调查表”中，村民们认为“臭气、污水和饮用水”是致癌的“祸首”。
为调查村里癌症频发的原因，孔凡国向村民发放了“后王各庄村癌症社情民意调查表”。收回的一二百份调查表中，村民们认为“臭气、污水和饮用水”是致癌的“祸首”。
2007年12月20日下午5时许，孔凡国站在自家院中，一股酸糊糊的味道飘来，时间一长他就得做一个深呼吸，才能保障呼吸顺畅。
孔凡国说，村里“空气发臭，水质变糟”的情况已维持数年。
据村民们回忆，从2002年开始，村里整天被一股臭味包围，“酸臭酸臭的”，“塑料泡沫烧焦的味”、“闻着喘不过气来”……
从村南到村北，数百米的距离，每户村民都能证实臭气的存在。他们夏天不敢开窗，臭味能把人熏醒。而这种气味在下雨、下雪前，以及阴天时最为明显。
“关着窗户，有时都有味。”村民付怀武说，他家的窗户都用胶带粘上了，不为挡风避寒，“就是嫌有味。”
70岁的老付是村里的老党员，被村民认为是最“讲党性，说实话”的人，今年其被确诊为膀胱癌。
后王各庄村东侧，一道河沟，将前王各庄村和后王各庄村分开。
两村村民表示，2002年以前，这个河沟里的水是清的，夏天都是小鱼。如今，两米多宽的河沟内，只剩下一层黑乎乎的黏稠胶状物，一根直径30厘米的管子向沟内缓缓流着一股带有酸味的水。
前王各庄村张青山等多名村民说，2006年收秋，他们用打火机试着点了一下河沟里像“粉坨一样的黏东西”，一下子就着了。
后王各庄村村民孟庆峰称，前年夏天，有村民将河沟里的水引到自家废弃的鱼塘里，没过几天，鱼塘的水面上漂起一层死鱼苗，“连蛤蟆都死了。”去年夏天，河沟边多棵大树也枯死了。
村里现在没人再去河沟边放羊。有村民说，去年开春，他在水沟边放羊，几只母羊喝了河沟的水，结果生下的小羊羔“不是死了，就是没毛”。
前王各庄村和后王各庄村都贴着这条河沟，前王各庄村去年患癌两人，前年患癌两人，数字要比后王各庄村少得多，后王各庄村村民因此怀疑该村的饮用水出了问题。
后王各庄村村民现在喝的水，是从村南一口机井抽上来的。村委会表示，此前，村北头有一口近80米深的井，因部分村民吃水困难，于是在1998年打了现在这口118米深的机井。
村民们均说，之前村北的那口井水甜，好喝。而现在的井水常有村民喝了后发生腹泻。
村民还证实，用“热得快”烧水，两三次管壁内肯定长一层水垢。有时井水还会有一股“说不上来的臭味”、“烧开了还有一层油”。
村里的水不好喝，加上得癌症的人增多，条件好一点的村民都在家中买了饮水机，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都不敢让孩子喝井水。
70岁的孔凡哲家中的饮水机是全村最好的，去年2月，老两口为此花了2680元。孔凡哲的老伴说，他们曾将村里的井水放入纯水机中，过滤1壶好水，要分离出3壶次水。两者相比，次水可看到明显的杂质，口感也发涩、发硬。
买饮水机只是暂时的解决办法，村民们说，纯净水5元钱一桶，“舍不得做饭用”，再说子孙后代也不能靠饮水机过活。
孔凡国等村民曾多次要求村委会和镇政府调查臭气和饮用水。
一份2007年7月的《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报告》称，后王各庄村生活饮用水26项检测结果都合格，并未受到污染。“花了村委会1955.5元检测的。”该村村委会一负责人说。
对于村里臭气与污水的检测，一直没有相关部门的检测。村委会人员称“的确有味，但咱不能确定有毒。”
“化工厂”被指排污
曾在希涛公司工作的村民认为，村里的臭气与河沟水被污染，与该公司生产过程中污水、粉尘和废气的排放有关。
孔凡国说，村里出现“空气发臭，水质变糟”的情况绝不会事出无因。
他和很多村民记得，村子在2002年前曾是风景如画，空气清新，河沟里的水也很清澈。直到北京希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涛公司）的开工。村民们还自发到希涛公司门口声讨，一度将该公司大门堵住讨说法，并惊动警方到现场维持秩序。
大多村民认为，村里的臭味是从希涛公司出来的，向河沟排水的管子也是该公司的，“前两年排的多，都是黑水。”住在河沟附近多名前王各庄村村民说。
希涛公司位于后王各庄村南，距最近的村民家不足50米。该公司1997年成立，是木林镇招商引资项目，2002年开工投产。用该公司一位负责人的话说“也是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
据顺义区工商局提供的信息显示，希涛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括技术转让；销售水处理、选矿、造纸等设备；制造丙烯酰胺、聚丙烯酰胺、催化剂、水处理剂、偶氮化合物等。
2007年12月25日，希涛公司一郝姓负责人称，该公司主要生产聚丙烯酰胺，这是一种絮凝剂，是用于污水处理的环保产品，整个生产过程没有污染和毒害。
王振宇和刘春玉都是后王各庄村的村民，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两人都在希涛公司工作。在他们看来，这个厂子并非所说的“环保无毒”。
王、刘二人证实，当初进厂时，“人家招人不要没结婚、没生育的”。生产过程中需要戴胶皮手套、口罩甚至是防毒面具。作为粗切工的王振宇，因没戴手套，作业时手背多次被烧得脱皮。
二人的工资表显示，工人每个月都有防毒费。
村民王宝良2005年被确诊为癌症后，常去该公司附近溜达，他说亲眼看到画着“骷髅头”的塑料桶被卡车运到厂里。他不知道桶里装着什么，“但有剧毒的才用标着骷髅头。”
王振宇和刘春玉也看到过画着“骷髅头”的袋装粉末和桶装液体，他们只听技术人员说这是单体，并不知道准确的名字，“厂里试验室的人说过这东西致癌，让我们平时多吃水果蔬菜，补充维生素。”
希涛公司郝姓负责人称，所谓单体就是丙烯酰胺，但并不像工人所说的那样可怕，“是不挥发，不污染的”。让工人戴防毒面具是怕工人操作不规范，药液溅到脸上、眼睛里造成不必要的危险，防毒费则是每个化工企业都必须有的，“并不代表有毒害。”
在王振宇和刘春玉看来，村里的臭气与河沟水被污染，与希涛公司生产过程中污水、粉尘和废气的排放有关。
刘春玉一度干到代班组长，对各个工序很熟。他曾多次看到，试验室不成功的调试液，不能聚合的配液及每天冲洗整个流水线和容器的废水，都通过下水道排入厂外的河沟内。
此外在生产的烘干环节，水蒸气的排放管道就露天冲着厂外，一些“比玉米粒还小的颗粒”会随蒸汽一起飞出厂外，“酸味这时最大”。工人们也常将一些聚合不太成功的胶体扔到锅炉燃烧，而大烟囱正冲着后王各庄村。
希涛公司郝姓负责人说，2004年初公司新建了一个污水沉淀池，上层的清水通过水循环系统重复使用，下层的杂质会定期由环卫部门清理，“现在基本上没有污水排放”，烘干用的锅炉烟囱也经过专门的改进。
该负责人提供的一份2007年6月的检测报告显示，顺义区环境保护局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的废水和炉窑进行检测，结果各项指标都达标。
村委会称“管不了”
村委会一工作人员透露，希涛公司是镇里招商引资的企业，村里根本管不了。对方说有味不一定有毒，“咱也不是搞专业的，只能管到这一步。”
对于希涛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孔凡国和村民们并不认可。他们认为，检测报告是希涛公司自行委托环保局做的，而且只是常规检测。更重要的是，这只是2007年的检测，“之前的呢？癌症不是一两天就能得上的。”
对于村民反映的希涛公司污染的问题，村委会一负责人称，2000年左右曾发现该公司往村边地头倒垃圾，当时就找过他们。如今，村民们因为臭气整天闹，村委会也多次找过该公司，但对方说各种手续齐全，有味不一定有毒，“咱也不是搞专业的，只能管到这一步。”
村委会一工作人员透露，希涛公司是镇里招商引资的企业，村里根本管不了。村委会老主任也坦言，当初选场地时也不知道要建什么厂，等到生产才知道是化工厂。
孔凡国等村民称，希涛公司虽然打着技术开发的旗号，实质上是一家生产化工产品的化工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化工厂与居民区的安全距离是1000米以外，该公司并不符合要求。
希涛公司郝姓负责人解释说，公司是对化工原料进行深加工，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化工厂是有区别的，没有必要距离居民区1000米。
“1997年那时，环保并不像现在这样受重视。”顺义区环保局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关于化工厂的相关规定是在希涛公司建厂之后出台的，当时环评并非像如今这样严格，“只要盖个章就行。”
“这关系到群众的生命安全，镇政府高度重视。”去年12月25日下午，木林镇党委一名相关负责人称，对于后王各庄村村民反映的癌症问题，镇里已让村委会和希涛公司进行相关检测，但从结果看并不能与癌症产生直接的关系，目前相关部们仍在协调此事。
调查阻力越来越大
“村里管不了。他救不如自救。”孔凡国说，他除了继续调查，向各级政府反映问题外，还组织村民抗癌防癌。
一面是“空气发臭，水质变糟”，一面是各种检测合格报告。
“村里管不了。他救不如自救。”孔凡国说，他除了继续调查，向各级政府反映问题外，还组织村民抗癌防癌。去年7月份，他和几名村民每人捐出200元，用于复印倡议书及购买100本抗癌防癌的书籍，免费向村民发放。
随着调查的继续，孔凡国发现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
孔凡国说，发倡议书时，相关部门不让提“癌症频发，死亡增长”，只让说如何防癌抗癌；他想准确算出村里的癌症发病率，于是到顺义区疾控中心咨询，对方只说有点高，但没告诉他怎么算；村民们不认可村委会的水质检测报告，但相关部门不接受个人委托检测；就连顺义区殡仪馆也不愿提供这几年后王各庄村的死亡人数，先是要村委会开介绍信，后来又称“有规定不能提供”。
“一个死人的数据有什么机密的。”去年12月25日下午，在顺义区殡仪馆门口，孔凡国捏着村委会的介绍信，嘟囔着“干点事儿怎么这么难”。
最近几个月，孔凡国每天早上8时出门，拿着《社情民意调查表》挨家挨户做调查，到晚上10时才回家。
孔凡国的妻子在外工作，上初中的女儿只能每天吃方便面或剩饭。但最让他失望的是，做调查时有些村民不配合，还说他收了希涛公司2万块钱，“有时我在想，做这件事值不值得？”
有热心的村民鼓励孔凡国，要他一定要坚持，要为全村和子孙后代讨个明白，“究竟是什么导致癌症集中发作？”
对此，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林景星教授表示，“癌症村”的调查取证有相当大的难度。
林景星曾到全国多个“癌症村”调研，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生态环境地质病”这一概念———由于人为活动影响，如工厂排污、矿山开采等，破坏了地壳元素的平衡状态，使这些有毒元素通过水分、土壤、农作物，转移到人的身上，在人体内积聚下来，一旦摄入总量超过临界点，就会发生病变，甚至导致死亡。
而对于类似受污染的村庄村民要想拿到证据，林景星曾坦言很困难，“要有质量认证，要有国家两个实验室的章，打官司才能行。”
林景星花了3年的时间，耗资10万元经费，才对陕西龙岭一个村庄的癌症问题做出结论。
市里责成区疾控中心调查
在癌症阴影笼罩着的村里，村民们谈癌色变。每个人都在担心，“下一个得癌症的会不会是我？”
将村里癌症频发的原因调查清楚需要几年，孔凡国和后王各庄村的村民心里都没底。
不过他们知道，这个谜底一天不解开，村民只会继续活在癌症的阴影下。如今村民已是谈癌色变，每个人都在担心，“下一个得癌症的会不会是我？”
据村委会统计显示，该村常住人口从2006年前的1100人，下降到2006年的1051人，2007年则降到了1029人。
“包括死亡和迁出的。”村委会一负责人解释说。村民则称，自从癌症频发后，一些有点钱的村民都举家迁往他处。
村民们恐惧癌症，除了死亡，还有治疗所需的大笔费用。
去年12月25日，后王各庄村村委会会议室，桌子上散落着数本“合作医疗手册”。“这两年癌症报销的特别多。”一名村委会工作人员说。
“宁可不检查，装不知道，也不能把家败了。”后王各庄村多名五六十岁的村民说，虽然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普通的农村家庭仍承受不起治疗癌症所支付的巨额资金。
60岁的孙淑玉曾住在村中心，在村边建的养猪场存栏五六十头，老伴在村委会工作，儿子工作也不错。一家人也算丰衣足食。
孙淑玉说，2005年10月她确诊患上白血病后，花钱如流水，房子卖了，儿子的汽车卖了，五六十头猪卖了，全家只能搬到猪场住。
“花了30多万，算是败了家。”孙淑玉说，家里只有老伴和儿子挣钱，都花在给她治病上了，她觉得自己拖垮了这个家。
2003年，23岁的孔令齐被癌症夺去生命，留给年过半百的父母则是治病所欠下的四五万元债务。
“干脆不治，别花那冤枉钱。”56岁的孟庆荣今年确诊为胃癌，医生说要手术，这个钱家里可以凑凑，但一听每月还要化疗，他立马从病床上起来回家了，现在靠吃药维持。
孟庆荣坦言，自己的确不想给晚辈找麻烦，更何况还有一个老父在世需要花钱。
因治疗费用太高，一些得了癌症的村民开始求助于江湖郎中，没有听说谁被治好，只是村里来卖药、卖保健品的增多了。
也有一些村民开始寻求精神寄托，祈求“神明”庇佑，患癌的求康复，没病的求远离癌症。
去年12月21日，顺义区疾控中心称，北京市有关部门已责成他们对后王各庄村的癌症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有结果一定会尽快通知村民。
另一个消息是，为配合新农村建设，后王各庄村村委会将会在村北打一口新机井，村委会称水质检测已经通过，不久就会建成使用。
如今，孔凡国的调查还在继续，调查表上的死亡名单也在逐渐加长。就在他们“收获”各种检测合格报告的同时，去年岁末，后王各庄村又新确诊3人患癌：一个胃癌，一个膀胱癌，一个肝癌。
采写/本报记者 耿小勇
摄影/本报记者 王贵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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