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老队长是３０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刚从一名知青被征招为森林警察，成了老队长手下的一个兵。可是我和老队长只有短短半年的缘分，就离开了他。后来工作几经调动，再也没有和他相见。岁月磨砺，世事沧桑，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老队长在我心中的份量一丝也没有减弱。特别是每当忆起大兴安岭那茂密的森林，忆起那群山环抱中的木屋，就愈发想念老队长。
老队长姓孙，是这个林区小镇上森林警察中队的队长。人们称他老队长是当之无愧的。他是森林警察中队的创建人，在队长的岗位上已经干了２０年，我到他属下的时候，他已经５３岁了。那个时候的森林警察不是现役军人，而是隶属于林业局的职业警察，多老的警察都有，６０岁才退休。虽说是森林警察，但他实行军事管理，穿着上绿下蓝的警服，佩带庄严的国徽和鲜红的领章，干警们还配有短枪长枪。小镇上没有解放军驻扎，我们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成了军人的化身，走起路来趾高气扬的，那些待在闺中的姑娘见到我们这些年轻的森林警察就脸生红云，羡慕得很。小镇的政府是科级，老队长也是科级。在这个仅有三万多人口的小镇上，老队长就俨然是个大官了。但老队长的官架子并不大，他个子不高，也就是一米七的样子，人也不胖，瘦长脸、梳平头，头发丝一根一根地直立着。眼睛不大，可是挺亮的，和你说话时，会盯住了你，让你不敢分心走神。他的耳朵有点背，据说是剿匪时放火炮震的。他总好叼着烟斗，言语不多，但一说话声音就挺洪亮的。走起路来腰板直、脚步快，我这个２０岁的小伙子跟在他后面要小跑才行。
在大队部等待分配时，我就听说老队长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据说他很小的时候在辽宁老家当过胡子，后来参加了县大队，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后来我有好几次和他一块泡澡塘子，给他搓澡，我仔细看过，并没见他身上有疤痕。很多人说，凭他的能力，他的职务应该更高些，可是解放后，有人举报他当胡子的事，文革时还被关起来审查过。可能是因为这一点，就把他的政治前途给影响了。但我从来没听老队长发过牢骚，他从不提职务高职务低的事，也没听他显摆过和日本鬼子拼刺刀的事。他每天说的就是中队里人吃马喂和怎么管好林子的事。不过，我倒是觉得老队长不会有太大的官运，因为他识字太少。他基本上不怎么看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全靠听广播。因此，我当文书之外，每天早起和晚上要负责“放喇叭”（这是老队长的话），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每当这时，老队长都会倒背着双手在中队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了这个环节，老队长的脑子并不落伍，中央的精神，国内外大事，他张口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我拟写的上报材料，多数是我念给他听。他边听边让我改，一遍成稿。待我誊写好，他每次都是从我手里把公章拿过去，轻轻地戳了印泥，又眯着眼睛仔细看了五角星的位置，然后放在嘴边呵口气，才重重地盖到材料的落款上。那神情和举动显得那么庄严和神圣。我常常觉得人们的传说不大可靠，老队长在我眼里实实在在是个普普通通的老森林警察，所谓传奇的影子一点也没看出来。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不得不对老队长刮目相看了。
我们刚分来没多久，春节就要到了。老队长张罗中队部的干部带着勤杂人员到各个外站去节日值班，把那些外站的同志换下来回家过春节。队部决定我跟着老队长去吉兴沟外站。外站距离中队部１００多公里，在尚未开发的北部原始林里。由于没有公路，我跟着老队长一大早就骑上马出发了。老队长怕我冻着，让我穿了蒙古皮大哈、毡疙瘩，头上戴了草原风雪帽。我的骑术不熟练，老队长就在前头慢慢地将就着我，勒着马僵绳，用碎步跑着。我虽说是出生在林区，可一直生活在那个不大不小的城镇里，并没有见过真正的森林，这次可算开眼了。
冬日的大兴安岭，银装素裹。高大粗壮的树木漫山遍野，一棵棵笔直笔直地直插蓝天。每棵树的枝桠都吊满了白绒绒的雪挂。好一片冰雪的童话世界。马蹄踏在松软的雪地上，发出悦耳的“滋嚓滋嚓”的声响，像是踩着欢快的乐曲在翩翩起舞。老队长那只心爱的大狼狗更是撒起欢来，前窜后跳地穿梭着。我情不自禁地敞开嗓子“哟—嗨—哟—嗨”地大声喊起来，群山旷野里立刻有清脆的回音。老队长仿佛也来了兴致，高声大嗓地对我说：“小伙子，还是当森林警察好吧，这林子里的一草一木都归你管呢，你摸摸头上的国徽，你可是代表着国家在管护这片森林呐。”听老队长这么一说，一种庄严感、责任感还真就弥漫上了我的心头。天空碧蓝碧蓝的，雪野愈发明亮耀眼，几只飞龙鸟从前面树冠上扑楞楞飞起来，一行行野兽的足迹清晰地印刻在林地间。
突然，大狼狗“汪汪”地叫起来，马耳朵也警觉地耸起来。“有情况！”老队长说着拔出腰间的二十响驳壳枪，没等我看仔细，“叭”地一声枪响了。顺着大狼狗跑去的方向，我看见前边林子里５０多米远的大树下有一只狼已经中弹倒地。那个时候，狼不仅不是禁猎动物，政府还鼓励人们灭狼害，拿着狼皮可以领到奖金。我正惊讶着老队长的枪法，突然想起人们传说的，倘若老队长正在屋内拆卸手枪，而这时院子里有异常情况，他能一边将枪的零部件捧在手里，一边走一边组合，不出十步，枪就能打响。我相信了这个传说。这次虽然没拆卸手枪，可他的眼力之快、出枪之快、枪法之准，真是不由你不佩服。
送走了外站的同志，我和老队长就算住下来了。吉兴沟外站，座落在一个漫坡的山腰上。三面环山，都是密林；一面临水，是一条封冻了的森林河，河的那一边是块平坦的草甸子。这里，视线开阔，向阳避风。外站的站点是两座俄式的“木刻楞”，墙体是一棵棵原木叠刻排列而成的，刷着黄粉，屋顶的板子上压的是白桦树皮，两边的房檐包了涂了红漆的铁皮。木屋的两侧是一座高高的了望塔，一面鲜艳的国旗迎风招展，这景致无论是以茫茫白雪为衬托，还是以绿树掩映为背景，都是一幅绝妙的山水油画。我暗暗感谢老队长能带我到这里来。可是年轻的我万没想到，令我难堪的事情紧跟着就来了。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了，我不会做，只能看着老队长亲自围着锅灶转。第二天要去拉冰化水，我却连马车也不会套，只能跟在老队长后面当下手。冬天的夜晚，炉子里的火不能灭，灭了就会冻得受不了，晚上需要填几次柈子才行。可我却是一挨枕头再睁开眼天就亮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老队长亲自干，我成了他带来的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我内心的不安到了极点，急得嘴上起了泡。老队长安慰我说：“别着急，跟着学，慢慢就啥都会了。不怕不会，就怕不学”。我也是笨，最终也只学会了烧炉子熬粥。大年三十的晚上，老队长包好饺子炒了菜，告诉我说：“没有鞭炮，你去放几枪，咱俩就过年”。我端着半自动步枪，对着漆黑的夜空，“叭、叭、叭”地扣动扳机，清脆的枪声响彻山谷。我不仅是在遥祝我的亲人新年幸福，也是在衷心感谢我的老队长，祝福我的老队长。
半个月的外站生活，使我对老队长产生了深深的依赖。他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呵护着我，照顾着我。可没想到，在临下山的头一天，为一件事情，他却对我发了脾气。那个怒劲，我在父亲的身上都没见到过。要下山了，我想应该给回来的同志留下点什么。留什么呢？屋里屋外的卫生我已打扫好几遍了，连老队长都说不用再搞了。我突然想起，房后有罚没的原木，不如锯成柈子，留给他们当烧柴。说干就干。我趁老队长骑马转山的空儿，一口气锯了五棵原木，又劈成一块一块的，整整齐齐的码放好。汗流浃背的我本来指望老队长看了能表扬我，没想到，老长队还没从马背上下来就发了火：“谁让你干的，嗯？谁让你干的？”我一时不知所措地看着老队长。老队长把马鞭往地下一摔，狠狠地说：“你是森林警察？嗯？我看你是败家子！”我茫然地看着老队长，还是不知错在了哪里。老队长的气还在一个劲往上涌：“嗯，你说，我们这些天烧的是啥？那是倒木，是枯树！是森林警察就不允许烧活鲜木，你懂不懂？嗯？你是怎么受的教育？”我搓着两手，嗫嚅着说：“这些鲜木不是已经被伐下来了吗？”“什么！？”老队长大声吼道：“伐下来不假，可那是盗伐分子干的，盗伐分子要受罚，这些罚没的木材也要上交，你懂不懂？嗯？你不上交，反倒成了你自己的柈子劈材，你和盗伐分子有什么两样，是同流合污！同流合污！”这时，我才如梦方醒。老队长那一晚上也没和我说一句话。第二天一早，老队长开口了：“昨天的事，你下山后要写检查，我也要检查，是我没把你带好。”
下山后，我心里一直觉得别扭。到浴池洗了个澡，回来就感冒发烧。晚上，我早早地躺下了。老队长听说后就来了，进门就问：“卫生员来过吗？吃药了吗？”边说边搓着两手，又握成筒状，用嘴呵了热气，才轻轻地摸我的头。那一刻，我的泪水控制不住地溢了出来。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次老队长和盗伐木材分子短兵相接的交锋。
那是正月里的一个星期天，老队长正领着我们几个人整理库房物品。突然接到堵卡站的报告，说是有一辆盗运木材的汽车被截住了，盗伐分子不仅不让扣押，还要闹事。老队长带着我们几个人急匆匆赶到堵卡检查站，那里已经哄哄嚷嚷地围了许多人，多数是盗伐分子纠集来的帮手。看他们的架势，是要吓唬住我们，把木材强行运走。在三十年前，还没有《森林法》，只有地方的森林管理条例，人们保护森林的意识并不强，法规意识也很淡。滥砍盗伐木材的事情屡见不鲜，很多地方领导也把采伐几根甚至几十、上百根活鲜木当做正常的事。可是在这片原始林区，盗伐分子还轻易不敢涉足，一来因为这里尚未开发，交通不便；二来也因为森林警察看护得严，特别是一提起老队长，很多人都要掂量掂量。这时，老队长翻身下马，稳稳地站在盗运木材的汽车前。我听人群里有人说“这就是森警的老队长，这个人不好惹”。老队长耳朵背，可能没听见，大着嗓门说：“木材扣下，人交到林业局处理，有想法去中队找我”。刚才还闹哄哄的人群，立马没声了。只见一个穿着吊面皮大衣的大个子说：“今天认倒霉，卸！余下的事回去再说。”
我怎么也没想到，刚才气氛那么紧张，老队长一句话就解决了。返回的路上，我对老队长说：“老队长，你真是马到成功，一句话就完事了”。老队长说：“小伙子，你太简单了，戏还没开始呢”。果不其然，回到中队没多会儿，电话就来了，是镇上的一个副镇长，也是老队长的熟人，说是要请老队长喝酒。老队长说：“事办不了，酒就别喝了”。副镇长说：“酒也要喝，事也要办”。老队长说：“要是鸿门宴我就不去了。”副镇长说：“原以为你老队长是条好汉，闹半天是上不了台面的尸从包”。
一向刚烈的老队长哪能受得了这样的激将，敲打着桌子说：“你也别激我，老子还真就去赴一次鸿门宴，看你能怎么样？”放下电话，老队长喊我说：“去给我拿两个馒头来”。我知道这是老队长准备今晚要大喝一场了。老队长的酒量是有一些，可架不住人家人多势众啊，我真替他捏着一把汗。这个林区小镇特别盛行喝酒，好多事情，像调换工作啊，安排子女啊，换个房子啊等等，都是酒桌上办的。有人说，在这个镇子上，酒场就是会场，酒风就是民风，再难办的事，只要到了酒场，就都能摆平。所以镇上大人小孩都会说这样几句顺口溜：酒碗一满，哥们不分早晚。酒碗一端，啥事好办。酒碗一碰，感情没缝。酒碗一干，你的事我全管。那时在这个镇子上喝酒，不兴用小酒杯，一色用碗，颇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嗓说话的山里人豪气。我和司务长怕老队长有意外，坚持要跟着去赴宴。老队长说：“去也行，到那你们不要喝酒，听我的就行了。”
小镇子根本没有像样的饭店，一个挂着“国营食堂”招牌的饭馆是镇上最好的吃喝去处了。因为那里有两个雅间，可供有头有脸的人来吃饭。光秃秃的圆桌面，三条腿的木板凳，不同的是用纤维板隔成了一个单间，房顶上吊了一盏莲花形的吊灯，门上挂了绣了花的布帘。我们到时，人们都已坐好了。挨着副镇长有个留给老队长的位子，座位上有几个是白天在堵卡站见过的熟面孔，还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看架式，个个都是能喝的主。说着话，服务员就把一盆炖鸡、一盆炖狍子腿、一盘鱼热气腾腾地端上来了，“大老散”也依次倒进了每个人的碗里。老队长熄灭了烟斗，又朝凳子上磕了磕说：“今天这酒怎么喝法？”副镇长说：“老队长，你把木材的事答应了再喝酒，文喝武喝都依你。”老队长哈哈一笑：“不是喝酒办事吗？不喝酒怎么办事？”“那好”，副镇长说：“你说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老队长说：“这样，你镇长大人请我是抬举我，我先干一碗，然后，再从我开始接着往下轮。倒满了，谁不喝谁就是尸从包蛋！”老队长说着，一抬手就把那碗酒倒进了嘴里。我估计，那一碗怎么着也有三两。紧接着，老队长又干了一碗。很快，老队长已是四碗酒下肚，那些人也个个喝了三大碗，有的人开始往桌子底下出溜了。而老队长脑门上、鼻子上、脖子上都沁满了汗珠子，神情是纹丝没变。我暗暗赞叹老队长的海量。那位副镇长也有两下子，虽然从脸到脖根子都紫红紫红的，但也还挺得住。他端起酒碗和老队长碰了一下说：“怎么样？就这感情，那车木头就放了吧。”老队长一扬手又干了一碗，冲着我喊：“文书！文书！你把森林管理条例给他们念一遍！”副镇长端着酒碗说：“得、得、得，不用念，干了这碗再说。”老队长和副镇长又干了一碗。副镇长这时已是醉眼惺松，口齿不清了。他斜睨着眼睛说：“老——老队长，你——你让他——他念——念什么条例，不念——不念，我还不知道是咋写的吗？你——你不知道我是分管啥的吗？你这是——这是让——让我犯——犯错误吧？明知故犯，罪加一等，那个事我不——不办了！错——错误我——我也不犯！”副镇长的小舅子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听了副镇长的话一下子跳了起来：“喝酒不办事，这叫——叫什么事？！”老队长的酒也明显多了，扯着嗓子喊：“还是镇——镇长有水平，咋——咋能让镇长犯错误啊，那车木头上——上交了，交到——交到林政科去！文书！文书！你现在就去通知！”副镇长说：“那——那你的酒也不能——不能白喝，早听说你会气功，你给我表——表演一个看看。”老队长连忙说：“行！行！去拿八号线来（一种铅笔粗细的铁丝）。”待饭馆的人拿来铁丝，老队长已经把上衣脱了只剩下个背心了。“来，往我肚子上缠，往紧了缠！”司务长真就给老队长肚子上缠了三圈铁丝。副镇长摇摇晃晃地过来检查一番。“好！”老队长两腿跨立，双臂抬起，做了几个深呼吸，慢慢地抬起又放下，放下又抬起，突然大吼一声，只听“嘎巴”一响，三道铁丝齐腰断了。副镇长和那几个还清醒点的人一齐鼓掌叫好。那天晚上，老队长是被我们几个抬上炕的，我守了他半宿。
转眼间，春季防火期就到了。春防，是我们森林警察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巡护、瞭望、检查火源漏洞，一旦有火情就要马上投入灭火战斗。大兴安岭林区春季特别的长，草木绿得晚，风大物燥，一丝火星就能引发火灾。我们管护的这片林区又是珍贵的原始林，防火灭火的责任更是重中之重。所以，老队长就格外地忙，他要四处去巡查，惟恐有一点点火险隐患。人为的隐患是消除了，可是对老天爷却管不住。树叶眼看就长出来了，春防期也快要结束了，就在这时，原始林的上空响起了春雷。待到瞭望员发现火情时，雷击火已经在林子里蔓延开了。先是地表上烧，后来又窜到腐殖层下面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树冠火也就形成了。形势非常危急，林业局、镇子里组织了大批人员上山扑火，森林警察中队冲到了最艰险的地段。在火场上，老队长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哪里危急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大家都劝他撤到指挥所里去指挥，他却说：“当年和日本鬼子拼刺刀，我都不怕，这点火还能把我吓退啰？”每扑打一个火头，几乎都是老队长领着上。他说：“我有经验，你们跟着我就不会有危险”。经过奋力扑救，几个大火头终于被控制了。这天下午，老队长带着我们去支援地方群众负责的一个火场。老队长的马跑得快，翻过两座山岭，在一个山岗上，他突然发现，一队没有经验的扑火群众正在一个山凹里休息。而他们的西侧山坡正有一条火线在顺着风势向东燃烧，因为有一个漫山弯隔着，扑火群众一点也没有察觉。老队长大喊一声“不好！”他快马加鞭，眨眼功夫，来到地方扑火队面前：“快点往火烧迹地里撤！”说时迟，那时快，大火借着风势已经烧过来了。往火烧迹地里撤已经来不及，老队长跳下马来，大喊：“都趴下，把脸和手伏到土里去”！老队长一边喊着，一边抓住一个慌了神的小伙子，把他扑在自己的身下。大火很快烧过去了，大家除了衣服被燎了一些外，基本没有伤到皮肉。只有老队长，头发烧焦了，手背和脸颊被烧得血糊糊的，散发出一种难闻的焦糊味。我们慌得赶紧找卫生员。老队长疼得直咬牙，说：“群众没伤着就好，我这老皮老脸的烧就烧吧。”老队长很快被送下了山，因为烧伤严重又连着转了两家外地的医院。
我和老队长就这样分别了。在他出事的两个月后，一纸调令，让我离开了那个小镇，离开了森林警察中队。听说，老队长经过半年多的治疗才出院，脸上留了大片的疤痕，两只手也变了形。因为种种的原因，看望老队长的愿望一直也没有实现。我曾多次给老队长写信，可他一封也没回。听说，老队长因为伤残，很早就退休了。
逝者如斯，转眼三十年过去了。老队长早已离开了人世，而我差不多也到了老队长当年的年龄。这么些年来，接触过许多领导，也从中受过很多的教益，可是在我人生起步之时，老队长所给予我的熏陶和影响，就像培育树苗时的第一锹土、第一桶水，虽然不为外人所闻所见，却早已化做植身于大地的根须、化做茁壮成长的树干、化做生机勃发的枝叶。老队长啊，我可尊可敬的老队长！
（来源：国家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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