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的大沼泽,成群的麋鹿徜徉于水草之中。这种“蹄似牛非牛,头似马非马,尾似驴非驴,角似鹿非鹿”的美丽动物,俗称“四不像”,是原产于我国的珍稀动物。听得见它们欢快的叫声,看得见它们嬉戏溅起的洁白水花。幼鹿依偎在母亲身旁吮吸着母乳,公鹿警惕地守护着家园。更多的麋鹿或站或卧,悠闲地沐浴着阳光……
这是《诗经》给我们留下的曾经真实的记录。《诗经》记述:3000多年前麋鹿在我国曾经广泛分布,当时许多地区有广阔的“町疃鹿场”,到处有“呦呦鹿鸣”;《诗经·国风·召南》还说“野有死鹿,白茅包之”,意即行人时常在林野发现死鹿,可见麋鹿数量之多。
化石资料也显示了当时麋鹿广泛分布的盛况,从东部湿润的平原,到西部山西等省份,从北部的辽宁,到南面的海南都有麋鹿分布。麋鹿取食沼泽上极为丰茂的水草及鲜嫩树叶,繁衍迅速。
草丛中闪烁着几束绿光,那是饥饿的狼,它们从山上来到水泽,垂涎于肥美的麋鹿。它们忍不住饥饿贸然发起进攻。领头的麋鹿早就注意了狼的行踪,发出信号,麋群开始奔跑,广阔的沼泽地上腾起冲天的水雾。鹿群越跑越快,它们在熟悉的湿地上游刃有余,而狼则经常被困在水中。不一会儿,鹿群已跑得无影无踪。麋鹿们扬起高傲的头,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处饥肠辘辘大口喘着粗气的狼。
麋鹿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快速的奔跑能力,在沼泽地里罕有天敌,这是它们迅速繁衍种群数量庞大的原因。千万年来,它们在广阔的沼泽地里骄傲地挺起分叉状的尖角,长时间不紧不慢地踱着稳健的方步。
然而“梆”一声弓弦的响声彻底打乱了它们的方步,丛林中杀出无数铁骑——这是数量日益膨胀并用工具武装起来的人类。鹿群四散逃生,然而四条腿又如何比得过飞蝗般的箭,一只鹿倒下了,又一只倒下了,欢快的人们满载而归,侥幸逃生的鹿躲在草丛中瑟瑟发抖。
“楚人无罪,怀璧其罪”,因珍贵的质地而惨遭灭绝的动植物数不胜数,麋鹿正是其中一个牺牲品。鹿肉肥美,有补中益气之功效;鹿茸温中助阳,是王公贵族们驾驭成群妻妾的宝物;鹿血大补元阳,可以医治帝王们纵欲过度而颓败的身体,君不见电影《火烧圆明园》中咸丰皇帝临死前床头还放着一碗鹿血。因此各个朝代大规模的猎杀,从来没有停止过。
《三国演义》上魏主曹丕在山坞间打猎,赶出子母二鹿,一箭射倒母鹿,回头看见小鹿逃跑经过曹睿马前。曹丕大叫:“吾儿何不射之?”曹睿哭着说:“陛下已杀其母,臣安忍复杀其子也。”曹丕才掷弓于地。曹睿的仁德救了一只小鹿。然而仁德的君主毕竟太少,更多的麋鹿在一次次的围捕中“灭门绝户”了。
“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是古代明君制定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可惜在物欲横流下,在人口增长与大自然资源有限的矛盾下,这一政策研究不能保护日益凋零的珍贵的麋鹿。
唐宋时期应该还有一定数量的野生麋鹿,这从高适的诗句“麋鹿奔行舟”可以看出。到了元朝,善骑的蒙古皇族把野生麋鹿从黄海滩涂捕运到大都,供皇族子孙们骑马射杀。这是野生麋鹿消失最快的时期。
屠杀一直到晚清,野生麋鹿早已在中华大地绝迹。光绪年间,仅存二三百头麋鹿驯养在北京皇家猎苑“南海子”。1865年,有法国传教士将麋鹿标本送到巴黎鉴定,确认麋鹿为鹿科中的一个新种。弥足珍贵的麋鹿成了各国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向清廷索要的礼品,于是有少量的麋鹿进入了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和柏林的动物园。
1900年,一伙强盗攻入北京,在古都烧杀抢掠,熊熊火光中他们发现了关在围墙内的麋鹿。强盗们不知道麋鹿的珍贵,但知道麋鹿的美味,在砰砰的枪声中,麋鹿一只只倒下,强盗们争先恐后地用刺刀将烤得冒油的鹿肉伸送血盆大口,却不知道,它们的大口,终于令一个珍稀物种在中国本土灭绝。
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在异国他乡流浪,它们幸运地被一位英国野生生物学家认养,并得到休生养息的机会,这些鹿,就是目前世界上所有驯养麋鹿的先辈。
作为麋鹿的故乡,我国政府多次表达了希望麋鹿重返家园的愿望。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帮助下,英国政府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向北京原“南海子”皇家猎苑和江苏大丰提供22头和39头麋鹿。现在,我国已在北京、江苏大丰、湖北石首等地成立了多个保护区,全国已有麋鹿2000多头。麋鹿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受到法律的保护,自人类繁盛以来第一次真正无忧无虑地在水草丰茂的湿地生存繁衍。
现在,大多数麋鹿依然生活在高墙和铁线网围起的鹿苑里,高墙除了防止麋鹿外逃,更为了防止墙外觊觎的猎枪——比弓箭更致命的武器。由于人类生活圈子的无限扩张,再让麋鹿像3000年前那样在辽阔的湿地上徜徉已不可能了。然而,我依然期待着有一天,人类不再把麋鹿当作盘中美餐,而是和谐相处的朋友。那时,偶有迷路的麋鹿进入人类居住的社区,跑到居民的房屋里,迎接它的不是猎枪,而是鲜嫩的青草和树叶,那样,麋鹿还是可以真正地进入大自然。
我期待着那样的日子。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