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长江边，共饮一湖水。发生在江苏无锡的太湖蓝藻水危机事件，也牵动着无数上海市民的心。一座杨柳婆娑、风景如画的江南名城，一夕之间变得恶臭流淌、用水困难———这些似乎只有在《后天》式的好莱坞大片中才会出现的情节，真真切切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
事实上，多少年来太湖治理从未断过，然而和滇池、巢湖治理一样，太湖总也走不出“越治越污”的命运。是技术条件限制，还是人为因素使然？太湖水危机，留给人们的是长长的一声叹息。
环保，别搭“花架子”
支玲琳：太湖蓝藻肆虐，我们在震惊之余是感慨，是对中国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一种“无可奈何”。因为最近几年，类似的事情已经太多太多。其实针对蓝藻的危害，环境专家早有警告，为什么还是会让事态严重到这种地步呢？
陆健健：讲到太湖，我确实是有点发言权的。早在1986年，我就做过太湖流域富营养化的防治研究工作，当时国家环保局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按照当时的氮磷污染情况，我们预测，三十年以后，太湖将会发生不可收拾的局面。现在只不过二十年，时间表是大大提前了。
太湖不是一个城市的太湖，把板子打在某个城市的头上，显然是不客观的。但不可否认，局面之所以会严重至此，与我们多年来政绩观转变不到位，环保“华而不实”有很大关系。毕竟在很多人眼里，还是GDP最实际，环保的投入产出谁又看得见呢？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太湖看上去可能“更美”，因为太湖边上原先自然的岸线、湖滩都被水泥“规划”了，从景观的角度的确“很漂亮”，但是岸上与水体之间的自然交换却被切断了。这种名义上的“生态投入”实际上却损害了生态的自净功能。针对太湖治理，我们要拿出实质性的举措来。环保，不是做形象，而是要落实具体技术措施。
支玲琳：就太湖水危机现阶段的应急处理而言，作为专家，你有怎样的建议呢？而且有一个疑问是，同在太湖边，为何无锡以外的流域没有受到影响呢？
陆健健：这次蓝藻危机发生在无锡，而不是苏州等其他地方，其实并不是无锡这块做得特别不好，而是因为整个太湖的地势是往西北方向倾斜的，于是在无锡的梅梁湖这边形成了一个死角。目前当地主要是采取“引江济太”的办法，以尽快促进太湖水体流动，改善太湖水质，此举救急尚可。但由于是“死角”，所以水引得太多可能会导致藻体向南太湖、东太湖扩散。要是一扩散，整个太湖流域都得遭殃。因此接下来，得从治本入手，不能饮鸩止渴。我希望政府层面能够多听听各方专家的意见，不能光从水利角度考虑问题，因为环境学毕竟是一门涵盖水文学、地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综合性学科。兼听则明，即便有争议也不要怕，因为问题只会越辩越明。
现在很多人有悲观情绪，说太湖已经积重难返，二十年三十年都好不了，这个观点不对。从技术层面来看，对无锡蓝藻进行治理，并不存在很大障碍。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一两天就能完全治好，有些措施可能要坚持一两年才能奏效，可能要花上三五年的时间才能根本好转。因此我的观点是，太湖是可以治的，但是要花功夫实实在在地去做。只要不搭“花架子”，按照科学发展观，太湖治理完全是可以做好的。
支玲琳：的确，太湖不是一个城市的太湖。此次太湖蓝藻危机的处理，再一次把区域性协调的重要性摆上了议事日程。舆论普遍对“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治理体制表示质疑，而期待有一个综合协调部门的诞生。您的看法呢？
陆健健：水是流动的，如果你治理了，可别人还在继续污染，那就没办法了。我们同在太湖流域，共饮一江水，其实太湖水的利用率已经高达200%，换言之，太湖的水会用两次以上。这一则说明过度利用，二也意味着，既然有这么高的利用率，如果在上游被污染了，那么下游就得用脏水了。因此，下游当然不希望上游来的水太脏。当然，上游可能会觉得，我花了力气花了钱，便宜却被别人讨去了。这其实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国际上已经达成了一种惯例，下游要为上游在水体保护方面的努力作出补偿。这对打破我国水利管理的僵局很有借鉴意义，可以推动各方齐心合力对水环境进行治理。区域协调，不应仅仅停留在面上的号召，而是需要一些很刚性、很公平的措施。
发展与环保，走出“博弈疲劳”
支玲琳：太湖蓝藻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不过我们担心的是，这场危机究竟能不能对地方环保治理思路有所触动。因为类似事件的后续往往是，风暴式地关停企业，尔后又再度陷入“发展与环保”间的“博弈疲劳”。
陆健健：很多人认为就是因为在太湖边允许乡镇企业发展二产三产才导致了今天的环境污染，的确，有这个因素。但我要提醒的是，现在有一种倾向，一说到污染治理大家就条件反射地想到“关停”。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一个，泛泛而谈“关停”也不对。因为作为研究者，我们从来都认为“没有污染的行业，只有污染的企业”。像现在大家最“痛恨”的化工企业，其实可以做到零排放，而不仅仅是达标排放（达标排放其实还是有污染）。但是一些乡镇化工企业，还是用那些落后的生产工艺，效率不高，也很无序，这就是问题。我做过调查，在宜兴这样一个县级市，就有1600家化工厂。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按照国家“集中”的政策要求，把企业集中起来用比较高的环境标准，这样经济照样发展，产值照样上去，环境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糟。所以，为什么总是做“事后诸葛”呢？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只是想到“关停”，让自己陷入“猫捉老鼠”的疲劳游戏呢？总是以风暴的形式进行环保治理，导致下面的抵触情绪也很大，毕竟下面还是要发展经济的，还是要吃饭的，对不对？老是刮风暴，片面强调“关停”，地方不开心，企业主不开心，这样把搞环保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没有好处。所以这两年来，我一直呼吁要“双赢”，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要走双赢的道路。当然，双赢的道路要有些技术上面的保障，政府方面也要有投入，要搞出一定的模式出来。
支玲琳：环保问题不能让民众失去信心。这么多年，口号呼吁不算少，指标考核不曾缺，但就是难落实，很多人觉得从制度上似乎已经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而我们似乎已经陷入一种惯性，除非出现大的事故，否则没人会把环保真正当回事。
陆健健：不管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这几年对于环保的投入一点也不少。据我所知道的，都是几十个亿、几百个亿地投。但是地方的主政者们往往没有把钱用到最需要改善的污染问题上，而是在城市建设上大做文章，还美其名曰“生态建设”。最后环保变成了搞城市景观，说起来“还可以与发展旅游业相结合”。但是如果水都不干净，城市都发臭了，谁还敢来呢？在环保的问题上，谁也不能有侥幸心理。
我一再呼吁，中央政府要痛下决心，要有一些刚性的措施，只有与政绩挂钩，情况才能有所改变，也就是地方问责制，在环保问题上也要实行“一票否决”制。值得欣喜的是，国家环保总局有关领导日前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专家认证走过场，这也是当前污染治理的一个大问题。这样做程序上是“完满”了，但事实上却暗藏“猫腻”。有些地方甚至把环保项目作为与“上方”疏通的一种方式，因此宁可把项目给上级环保部门的挂靠单位，因为到时候即便出现问题，上面也不好发话，考核时面子上也会好看。试问这样做环保能做得好吗？作为我国投资最大的湖泊治理工程，滇池污染治理为什么扔了40个亿，水质却普降一级呢？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啊。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没有事后追究这个环节，那些所谓的专家们不用为自己的签名负责。环保上的浪费或者失误，已经成了我国的一个大问题。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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