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通报重点查处的55家环境违法企业之一、福建省榕屏化工有限公司，于2002年11月7日被以张长建为首的1643名村民告上法庭。此案也被列为2003年全国十大环保案、2005年全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
一个来自互联网的“求援”
2002年的一天，我浏览绿网时突然被一封求助信和照片深深的吸引了。照片上是一辆蓝色四轮农用拖拉机，顶棚上赫然的竖立着一块红纸黑字标语的大牌子，在屏南街道巡回宣传着一个令当地村民充满希望的口号：“榕屏化工厂被国家环保总局定为违法企业。”侧面写着：“坚决拥护国家环保总局的决定。”这是溪坪村村民公开反污染宣传及筹款活动中一幕。正是这次活动，把1721名村民推向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漫漫长路。
在网上传播这消息的是村里的一名村医——张长建。我当即和他拨通了电话。接到电话时，张长建显得格外惊喜——因为这个事件在网上发布之后，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我因此卷入这个漫长而焦虑的公益诉讼事件中。
屏南溪坪的污染之旅
2003年5月28日，非典时期。二十多个小时汽车颠簸之后，我终于见到了张长建。他个子不高，敦实的身体，脸上总是一副慈善阳光的笑模样。乍一看，很难把他和“抗争”联系起来。
张长建在溪坪村口经营一个家庭诊所。每天，诊所门口都会坐着好多乡亲，讨论着官司的进展和对策，使这里成了村里环境维权的据点。
福建省屏南县位于闽东北的边远山区，是一个享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等众多称号的小山城。
1992年，福建省福州市以“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旗号，把铬盐生产企业转移到山水秀美的城南溪坪村，建成福建榕屏联营化工厂。该厂号称是亚洲最大的氯酸钾生产基地，经济效益十分可观。自1994年投产以来，直接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溪水中鱼虾及水生生物绝迹；周边的农田、菜地、水果欠收、绝收和抛荒，松树、杉树、毛竹陆续枯萎、枯死；污染面积已达二千多亩，还在不断蔓延。
出于职业敏感，村医张长建从记录发现：1990年至1994年的4年间，溪坪村只有1人患癌症死亡；1995年至1998年的3年间，有4人死于癌症；而1999年至2001年仅仅2年里，竟有17人死于癌症。对从医的张长建来说，这数字上升得太快了， “按如此速度计算，再过10~20年后，情形不堪设想。”张长建如是说。“现在大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居民，整天都会出现头晕、脑胀、腹痛、恶心、呕吐、肩背腰痛、胸闷、心烦、干咳、皮肤骚痒、眼酸流泪、记忆力衰退、头发脱落的症状。特别是很多学生，经常发生头晕、腹痛、呕吐，不能正常上学。同时，疑难杂症及癌病大爆发，来找我问病求医者络绎不绝。”
自该厂投产的次年起至今连续十多年，适龄青年征兵体检无一人合格（在此之前每年都有1-2人应征入伍），而村民患癌率逐年上升。
朱总理回信了
村民们多次要求榕屏厂和有关部门解决。厂和当地政府都承认有污染，但由于榕屏厂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村民要求被置之不理，甚至该厂还被环保部门连年评为环保先进企业。
接着张长建带头用种各方法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可以想见的是，村民的不断投诉就如卵石投海，杳无音讯。
告到中央，终于在2001年12月6日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的回复：“我们将你们的投诉信转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和法规司，同时，也请你们直接再写一封正式投诉分别给环保总局和福建省环保局办公室和污染控制处。”这使广大村民大受鼓舞，于是，马上请人到实地录像，同时写好投诉材料，群众自发签名盖指印。
有了一点反应和效果之后，张长建继续通过互联网不停的给所有他所能够想到的相关部门发邮件、发照片反映情况。
2002年1月12日，国家前总理朱鎔基给张长建回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邮件更使村民们信心倍增。
完全没有社会活动经验的张长建，开始尝试着通过互联网联系媒体。2002年1月，《方圆》杂志记者第一次揭开榕屏化工厂的污染事件。这篇文章被张长建四处宣扬，并鼓励村民拿起法律武器。在张长建的多次努力尝试下，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伸出了援助之手。此后，村民们自发的组织了1643名原告，于2002 年11月7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
张长建对此评价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艰苦的长期性的抗污染较量；这也是一场‘民’与‘官’的较量、‘法’与‘权’的抗战。”
为啥这样难
为了筹集打环境污染官司的大量经费，村民们自发地到屏南县城关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但这一行动遭到了当地城管队和警察的干预，不仅没收了历时3天半时间筹集到的款项及其它财产，还打伤了多名村民。为此，溪坪村民又以书面形式，向屏南县公、检、法和县委领导投诉、请愿，强烈要求严惩执法人员抢夺人民财产，殴打民众的不法行为，要求退赔，至今无果。
张长建与宁德市环境检测中心取得联系，工作人员雷女士说：“要化验水样，必须当天取到当天检测才行。” 于是，张长建带着村民从凌晨开始，24 小时日夜轮流监视该厂的三个排污口，并采到 5 种污水水样，于当天早上 8 点多送到宁德市环境检测中心。然而，当问明水样来自榕屏联营化工厂后，他们就以所送水样量不够为由，坚决拒绝检测。
无奈，约9点30分，村民们带着水样赶往福州省城，几经辗转，下午3点30分找到福州市环境检测中心。当该站工作人员问明水样来源后，又为难地说：“你们不在我们的管辖内，你们应到宁德市检测中心检测，他们不帮你们检测，我们怎敢帮助你们检测呢？”并建议去省环保局检测中心检测。一直到16点50分，又赶到省检测中心，通过简单介绍后，他们接受了检测，办理了委托手续，交了700元检测费，并表示本周内会检测出数据结果。
然而，并没有张长建想的那么简单，在打电话去要报告单的时候，又被拒绝了。解释说：检测结果超过环保规定，领导批评了他们工作人员随便接受群众送来的水样检测。超标不能出具报告单，只能告诉你检测数字。张长健回去查了国家标准才发现，原来六价铬全部超标，其中有的样本超国家标准限值近54倍。
更荒唐的是，2003年4月12日村民奔走相告，今晚中央电视台第一套《新闻调查》栏目以《溪坪村旁的化工厂》为题要曝光该厂污染情况。
守在电视前老百姓打开电视却是黑屏！屏南县政府和榕屏厂，为了封锁新闻信息，不让群众知情，约17：50把全县的电停了，到23：25才供电。当张长建再次打电话向屏南县电力公司询问时，值班小姐在睡梦中迷迷糊糊的说：“屏南的电是由榕屏化工厂控制，他高兴送就送，他高兴停就停”。
搜查，讯问，被打，停业吓不倒他
2002年一年内，有关部门对张长建的诊所及家庭进行了搜家、检查药品等就多达十几次。屏南县公安局也曾对张长建进行审查：控告环境违法企业榕屏厂，此事是谁挑起？为首组织的又是谁？筹资以及开支的详细情况等等。
2003年7月，溪坪村社区首届主任选举之际，张长建被代表们提名为候选人。屏城乡政府领导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处理未满五年”为由，取消了他的候选人资格。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张长建最小的女儿都14岁了，而且他95年5月就实行了男扎绝育手术。
2003年8月，榕屏厂又借建造缓冲池为名，制造事端，唆使一些地痞流氓殴打了一些村民，包括张长建及其妻子。
2004 年6月22日，屏南县卫生局送来《关于责令停止执业活动的通知》。
张长建从1983 年起已经有21年医龄，从没间断过乡村基层行医工作。1998年又通过宁德地区个体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可是，1999年屏南县卫生局要求换证，收去旧的《宁德地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至今新证未发（但每年的管理费照收）。为此，张长建又要面临诊所停业及5000元的处罚。
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资助下，2005年2月，张长建向屏南县人民法院和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屏南县卫生局提起诉讼，结果一审、二审均遭败诉，并将遭到法院的强制执行。这对45岁的他更是雪上加霜。
张长建断了生路。
很多村民们都跑来关心他，为他出谋划策，心里替他着急。面对这些压力，个性强硬的他想着各种方法安慰前来关心他的群众。他坚定告诉村民，法律会越来越完善，体制会越来越进步，面对这些官司，他会坚持到底。张长建清楚的知道，他已经是1721名村民的精神支柱，如果他都妥协了，那村民们就将陷入完全的绝望。子孙后代还要在这里生活，留下一个清洁美好的生存家园，是长辈的职责呵。没有退路了。
就这样，外界的一丝信息和媒体的关注，总是能够让疲惫而有些绝望的张长建再次振作，坚持着……
寻求一切支援
张长建自学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书籍。孤寂的山村开始一次次与外界接触。
2004年3月，张长建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排除有关方面制造的各种障碍，赴日本参加了《第二届中日环境纠纷处理国际研讨会》，打开了眼界。
2004年8月，张长建邀请由厦门大学绿野协会组织、全国七所大学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厦门大学生绿色营，到屏南进行了为期20天的环境考察。当大学生们请求溪坪村、后龙村以及城关的学校让他们暂住数日时，校长们异口同声：“你们来这里住可以，但你们不要做什么环境调查。”这样的回答让大学生们很尴尬，后来只好住到农家小院，但还是遭到屏城乡派出所两次出动警察进行搔扰，房东与村民们挺身而出保卫孩子们。
考察结束后，队员们最后一份50多页的专题调查和访谈报告，递交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并得到了相关领导的重视；与此同时，学生们却受到了福建省环保局的压力。
2004年底，在厦门大学绿野协会的帮助下，张长建开始向全球绿色基金会（ＧＧＦ）申请项目经费，开始走上更加系统和常规化的维权道路，并于１２月７日，发起成立了当地的民间环境组织——屏南绿色协会。此后，他们不仅仅关注化工厂污染的事情，环境保护活动还扩大到了“鸳鸯猕猴自然保护区”破坏的维权行动以及普通公众的环境教育。同时，还通过互联网向外界发布信息，寻求更大范围的公共呼声。
赢了官司又怎样？
2003年12月，污染事件的受害者，推选村医张长建等为诉讼代表人，并自发升级组成了1721人的诉讼团，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下，经过长达八个多月的证据收集提起了民事诉讼。
2005年1月24日上午8点30分，这起旷日持久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案件受理2年零70天），终于在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开庭。
当天凌晨2点多集中，3点整出发，三部满载污染受害者的客车，直驶宁德市。
2005年4月15日，宁德市中级法院终于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被告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要求其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侵害，赔偿原告山场林木、果树、毛竹和农田等损失人民币24万多元，其它诉求则驳回。由于一审法院在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上暗箱操作，程序不当，原、被告均表示不服，又于2005年5月同时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8月18日，这起不寻常的旷日持久的环保案件进入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最后，福建高院基本维持原判，最终金额赔偿金额增至68万元。
前些天，我接到张长建的电话，显得很焦灼，也很无奈。虽然，福建1721人诉化工厂环境污染侵权案被评为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虽然，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也下来了；可是，榕屏厂并没有因此而做出改变，生产的有毒废水照旧排入溪流，危险废渣照旧露天堆积山坡，现今山上的树木照旧枯死，农作物照旧枯萎……这是张长建万万不愿面对的：为什么这样一个违法企业，至今还能安然无恙的照旧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污染？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发生着作用？究竟谁应该对当地民众的生命和家园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长建告诉我说：“榕屏厂在被国家环保总局查处后，投入环保设施也花了几百万元人民币。如果要使这些设施正常运转，每天的费用要在8000元至10000元之间。也就是说，该厂要做到达标排放，每年的环保费用要在300万元以上。而环保设施不运行（环保检查时除外），任由处罚，生产了12年，听说也只被宁德市环保局罚了30万元；庄稼、林木、毛竹枯萎、枯死，有当地政府撑着，根本不算成本。即使村民向法院提起污染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拖了5个年头，最终法院只不过判个68万元的赔偿，只有他两个多月的环保设施运行费用。”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企业有什么动力去清污治污，民众又有什么手段去迫使企业履行他的环境义务呢？
经历过这些艰难的维权道路之后，张长建现在不仅仅是一个村医，更是一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环境运动领袖。严酷的事实，把他关注的眼光引到更深的层面。他和他的乡亲们知道，哪怕只是希望还给他们苍翠的青山，让松竹不枯；还给他们清澈的溪水，让鱼虾能存，他们还要继续经历艰难的探寻和抗争。
来源：《民间》博客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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