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第一份整体“体检”报告——《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显示：目前长江总体基本健康，局部不健康，近年来一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
报告在标题中将“保护”放在“发展”之前，强调对长江的保护，以扭转过去若干年整个社会在长江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关系上的旧有观念。
据透露，报告原本有一个专门介绍长江流域保护管理的章节，内容涉及专家们对长江整体环境的评价、长江管理的设想及由此提出的措施等。但这个已经成文的章节最终没有写进报告。
“国际上公认的水资源开发比例是40%，超过40%就会给江河带来严重的生态灾难。尽管长江的水资源丰富，是黄河的15倍多，但是开发程度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开发60%，留下40%，保留原来的生态状况和生物多样性。”
卸任水利部部长前，汪恕诚在4月15—17日召开的第二届长江论坛上说的这句话，既像是一句警语，又像是对他的继任者提的一个要求。他透露，目前黄河水资源利用已超过60%，海河超过98%，生态状态非常糟糕。
一年前，汪恕诚在首届长江论坛上疾呼“不能再100%开发长江了，要给生态留出余地”言犹在耳，一年后的今天他给出了开发60%的比例。一位学者评价说，这与其说是一个答案，还不如说是一个开发利用的底线。
第二届长江论坛召开的前一天，即4月14日，被称为“长江第一份整体‘体检’报告”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下简称《报告》)在长沙首发。报告显示：目前长江总体基本健康，局部不健康，近年来一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
这份报告对长江目前所处的状况、生态环境、流域经济及管理体制等作出了详尽的描述。并提出，长江正面临着水资源、水灾难、水环境、水生态四大问题的困扰和其他新情况的挑战。
《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判断——“长江保护与发展正进入由开发优先向开发与保护并重转变的重大变革时期。”
从“优先开发”到“优先保护”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专家们在《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的标题制作中，将长江“保护”放在了“发展”的前面。
这份40多万字的《报告》，由中国科学院、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20多个机构联袂编纂而成，30多名专家学者直接参与报告内容的编写，从确定提纲到最后成书出版，一共历时近1年。
“以前保护不够，现在我们要强调保护。”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
而《报告》署名作者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项目办公室主任李利锋则解释说，专家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标题中将“保护”放在“发展”之前)来强调对长江的保护，以扭转过去若干年整个社会在长江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关系上的旧有观念。
据介绍，专家们曾专门开过会，就《报告》的标题如何定位进行讨论。
《报告》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专家们埋藏在心中的想法：长江正处于从优先开发利用向优先治理保护转变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
就像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一样，中国社会对长江的保护观念，伴随着长江污染、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的暴露而逐渐转变。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中国对长江的关注点，主要是水电开发和防洪。那时候，长江污染和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因此，对长江的保护没有充分进入人们思考的范围。
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长江流域水利资源开发步骤的加快，以及依靠长江流域地理、环境、资源优势进行的流域工业和城市化建设的深化，长江旧有的和新增的问题开始显山露水、逐步暴露，对长江加以保护的呼声开始出现。
随着环境压力的持续增大，呼吁对长江进行保护、在保护中进行有限合理开发的声音越来越多。但这些呼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抑制各种利益团体对长江流域整体资源的破坏和恣意攫取。去年有关机构组织的调研考察结果表明，唯利是图地开发利用行为，并未在长江流域绝迹。
“开发的力量是强大的，相比之下，保护的力量要微弱得多，而且现在能够将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协调起来，真正实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做法还很少。”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项目办公室主任李利锋说。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了解到，在李利锋参与编写的《报告》中，原本有一个专门介绍长江流域保护管理的章节，但这个已经成文的章节最终没有写进《报告》。
据介绍，该章节的内容涉及专家们对长江整体环境的评价、长江管理的设想及由此提出的措施等。
“提出一个东西必须有可行性，不能仅仅只是一个目标。”参与编写《报告》的一位专家对本报记者说。这个章节提前“流产”，未被纳入《报告》中向社会发表，据说是因为专家们集体讨论后认为发表的“时机还不成熟”，里面提及的管理措施、设想等在现阶段还不具有可行性。
李利锋说，要真正实现从优先开发利用到优先治理保护的转变，可能还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在2004年由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活动中，专家组从四川宜宾出发到达重庆时，呼吁：如果再不对长江加以保护，长江将成为第二条黄河！
来自各界的呼声一直未断。在“保护长江万里行”之后两年，两个出于不同目的的专家组在2006年对长江进行考察后，形成了一个呼吁改善长江水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小高潮。
由中国、美国、日本、英国等6国科学家组成的长江豚类考察团，去年年底对长江进行历时38天的考察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丁博士撰文警告：长江豚类种群数量迅速濒危，印证着长江生命系统逐渐衰退的过程，预示着被称为“母亲河”的长江，将渐渐失去生命的气息。
被称为中国生物多样性基因库的长江，水生生物种类和种群正在急骤减少，白鳍豚、中华鲟、鲥鱼等珍稀物种极度濒危。
同年7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下称民进)与长江流域8省、市联合开展长江安全状况考察与调研。调研成果最终被民进中央以提案的方式，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委。
这份题为《加快长江沿岸重化工产业布局调整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保障长江流域水环境安全》的提案指出，长江面临五大问题：流域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居高不下；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低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跟不上水环境污染的速度；产业布局不合理，水污染事故频发；水体污染严重，水质日趋恶化；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监测监控和预警应急非常薄弱，缺乏应急预案和应急技术。
相隔一个月之后，在第二届“长江论坛”上，第一份长江“体检”《报告》再次以详实的内容警示：长江形势日趋严峻。
《报告》指出，长江不仅正面临着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水生态四大水问题和流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困扰，还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
《报告》中列出的数据显示，沿江重工业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47%提高到2005年的63%。
在重工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长江流域的经济增长仍然表现为地均产出率低、劳动生产率低和资本投入高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发展模式。
而流域“三废”排放量却在大幅度攀升。《报告》说，2000-2005年五年间，流域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分别增长了136%、85%和49%；2005年流域“三废”排放量占全国比重已分别达到42%、30%和27%，环境负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环境质量严重恶化；2004年长江水系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已达18.3%和9.6%，全流域均成为酸雨频发区，南方二氧化硫(SO2)浓度最高的城市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集中在长江沿江地区。
另据《报告》，长江干流存在岸边污染带累计长达600多公里，90%以上的湖泊呈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快速集聚，长江流域资源环境瓶颈制约还将进一步凸显。”根据上述数据，《报告》预测道。
由于长江流域一些省市在“十一五规划”中仍然将新建或扩建的重化工项目安排在流域两岸，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院副院长陈振楼曾疾呼，如果这些项目全部实施，“一江春水恐怕要成一江毒水！”
有关专家学者指出，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和提高政绩，纸上谈兵、空谈长江保护，暗地里却在助长高污染重化工企业在长江流域密集。
一个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受流域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刺激，中西部地区试图在长江沿岸大做文章发展流域工业经济的热情正在高涨。缺乏长远生态观念和合理统一规划的工业布局，对已经处于危险境地的长江而言，将是雪上加霜。
莱茵河样本
据媒体报道，德国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
1976年的夏天，德国警察发现莱茵河里有一个男子，于是将其救起。结果这个男子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要把我拉上岸？我在游泳！”
警察以为该男子要在莱茵河里自杀。
这个黑色幽默式的故事调侃莱茵河遭受的严重污染。它的幽默之处在于——就像我们偶尔也能听到的那样——“跳河自杀，不是被淹死，而是被脏死！”
莱茵河全长1390公里，流经奥地利、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9个国家。在许多欧洲文学家的作品中，她是一条盛产浪漫故事的河流。
但是，随着流域内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深化，莱茵河的面貌被迅速地改变。
分布在莱茵河畔的化工基地闻名遐迩，如瑞士的巴塞尔，是世界著名的化工、药品生产基地；德国的科隆、鲁尔，是有名的煤炭和钢铁产区；荷兰的鹿特丹被称为欧洲第一大港口，“壳”牌石油基地等众多炼油厂在这里汇聚。
欧洲人的环保意识尚未觉醒的时候，众多大型化工企业肆无忌惮地向莱茵河排放工业污水，最终让这条被德国人称为“父亲河”的河流，逐渐变脏，变黑。
尽管被称为“父亲河”，但德国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并未善待“父亲”。
超过全长五分之三的莱茵河河段在德国境内。二战结束后的上世纪50年代，德国在莱茵河畔启动大规模工业重建项目，这一举动造成的后果，被认为是导致莱茵河水质急剧恶化的重要因素。大批能源、化工、冶炼等重化工企业被建立在莱茵河两岸，这些企业一边向莱茵河索取工业用水，一边向流域排放工业污水。
莱茵河变成了“欧洲公共厕所”、“欧洲第一下水道”、“黑河”。
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在莱茵河下游国家荷兰的倡议下于1950年成立，负责总体指挥和协调莱茵河的治理工作。60年代，莱茵河流域各国与欧洲共同体代表成功签署合作公约，在二战后的莱茵河污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德国也加入了进来。
这份公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你污染我，我污染他”的畸形现象继续恶化，并为共同治理莱茵河奠定法律基础。公约规定，排放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的企业可被课以重罚，不符合排放标准的企业将被关闭。
公约的出台对流域排污企业产生了强大的威慑作用。为避免遭到重罚和谋求生路，一些企业开始自觉研发环保型技术产品。德国的拜耳公司甚至专门开发污水处理技术，作为产品向各国兜售。
在经历了13年的生态系统整体恢复计划后，莱茵河的污染治理终于在2000年取得了显著成效，“欧洲公共厕所”重新变得干净起来。
据新华社报道，从1980年到2005年，流域国家为莱茵河污染治理一共投入了200亿~300亿欧元。
而污染莱茵河造成的危害，则没有一个详尽的数据来描述。以被称为“水工业的切尔诺贝利事件”的1986年瑞士巴塞尔桑多兹化工厂仓库爆炸案为例，流域国家在这次事件中就遭受了6000万美元的损失。这以后的许多年，莱茵河流域生态、渔业、旅游业、居民生活遭受了严重影响。
“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发达国家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是很让人难过的事情。今天也许我们应该有机会避免重蹈覆辙。”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柯林·坎贝尔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道。
这个奉劝中国人在饮食问题上不能重蹈美国覆辙的声音，借用在中国长江的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上，不乏异曲同工之妙。
莱茵河的治理保护模式为国人推崇。只有区区12名工作人员的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却能将一条流经9个国家的河流管好，更让人眼红。
“在中国，水利、环保及地方政府都有庞大的系统，但这些部门在管理江河时缺乏充分的协调和配合。”有专家对本报记者说。
这一说法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江水利委员会等机构联合编纂的《报告》中得到印证。《报告》说，长江流域水行政管理涉及供水、防洪、环保、农业、水电、航运、水土保持、矿产等方面，对长江拥有直接管辖权的中央部委一共有10多个、地方省市自治区政府19个。由于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长江水利委员会职能单一，无法承担起流域综合管理的职责，流域管理机构与中央部委及各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各行其是，多头管理，导致长江流域管理体制不顺。
管理体制不顺造成的一个不利后果体现在长江开发利用上，就是缺乏统筹协调与统一规划，难以抑制不合理开发造成的严重资源破坏和对环境、生态等的负面影响，致使长江治理保护工作面临严峻形势。
除此之外，《报告》还提到了旧有模式下长江流域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流域管理法律不完善。法规协调性不够，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具有明显的部门痕迹，长江流域综合管理缺乏一套统筹考虑的法规体系。
《报告》认为，虽然新修订的《水法》明确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和管理职责，但许多水管理事务都由流域管理机构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承担，对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没有明确的责权划分。
而另一个缺憾是，流域管理手段与监督机制不健全。《报告》说，这导致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流域管理缺少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不能通过流域决策、综合规划等手段进行分类指导；二是流域管理机构缺乏必要的行政和法律监督管理手段，流域综合管理措施难以落到实处。
针对长江流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专家们经过研究讨论后建议，建立新的机制和体制对长江流域进行综合管理。
在这一设想中，改革后的流域管理机构颇类似于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建立二个能够统一协调和决策流域范围内各项管理事务的长江流域管理委员会，吸纳中央有关部委、流域内各地方政府代表、相关企业代表及专家代表为委员。流域范围内的一切重大事项和政策都由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表决的办法来决定，统筹协调流域管理、区域管理和行业管理的矛盾和冲突。
这个设想还包括，在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决策权的流域管理委员会的同时，加强流域立法，制定完备的流域法律法规体系，以增强流域管理的权威性。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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