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安徽宏村一角。几位村民在水边洗衣，不远处有二三游客驻足流连，一派自然和谐景象。鸢尾花　摄

　　用北京大学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的话来说，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山乡发生巨变之初，以民居形制为代表的中国乡土建筑的保护细则就应该着手制定，保护的整体规划就应该了然于心。然而，时至今日，有关乡土建筑的保护几乎还是一笔“糊涂账”――２０年来，虽有零星呼吁和局部调研，但学术的整体参与、研究和有建设性的建议不成气候；２０年后的今天，甚至连一张有关全国乡土建筑分布的详细可信的地图还无处可寻！这不能不令人震惊。

　　近２０年来，推土机的声音日日隆隆作响，遗存在“秀丽山水”中的中国乡土建筑，早已被辞旧迎新的巨轮“碾”落成泥。即便有幸没有“成泥”者，或者在风雨中飘摇不已，或者便由于“周庄”般的过度和不合理的开发，人不在，物亦非，村落成为大集市，民居不复为民居，徒余似是而非的外壳，造成乡土建筑信息另一种形式的丧失。有专家呼吁，中国乡土建筑保护的“当务之急是摸清家底”，孰不知，现在都快无底可摸了。

　　板子通常要打在建设的粗暴武断之上，这是家底被败落的始作俑者。没错，建设与发展是历史的客观进步，它让老百姓得到了生活品质提高的实惠。但是，在历史信息的永久丧失、文化遗产价值的不可估量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抉择中，一些地方长官显然答错了题。无论是把两者关系截然对立，还是把两者过度结合，都是同样性质的短见行为，是“政绩考评”的数字在作祟。

　　板子还必须打在学者和专家的身上。学术调查研究的严重缺席，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乡土建筑大规模消亡的命运。

　　这些年来，关于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投入不可谓不多，专业队伍不可谓不大，但是具体到中国乡土建筑保护这么大的一个课题，却没有基本的把握，更谈不上具体保护的细节，甚至于对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古民居的定位都还模棱两可，学术调研的缺失可想而知。可能存在经费短缺问题，也可能存在建议不被地方政府重视的问题，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学术调查研究的整体缺席，不仅意味着话语权的自动放弃，也呈现了学术眼光的急功近利。

　　学术的调查研究应该是常态的，是自觉的，是坚持的。知识传播和文化普及，只有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才有价值和说服力。乡土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有说服力的解释，不间断地传播，才会对决策产生影响力，普通民众才会在“有知”中产生保护的冲动，而学者也才能真正成为传承文化的“推手”。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在农业文明悠久、农民占人口主体的我国，不仅要叫停“第一祖龙”之类的伪文物，更应该关注那些阅历社会变革、经受风雨考验的历史遗存的命运，它们是我们文明的载体。

　　从这个意义上，尽管“乡土建筑”论坛是一个迟到的会议，但在令人痛心的背后，也有一点点欣慰。我们不曾未雨绸缪，我们至少应该亡羊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