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是否是《史记》的唯一作者问题，本来并不是个问题，因为，自《史记》问世以后的历朝历代的许多史家和学人，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非常清楚《史记》是集成了多人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果，当然，历朝历代的学人和史家也都从不否认司马迁是《史记》的主要编著者，甚至至今也没有人怀疑过《史记》的体制，也就是历史巨著《史记》中最重要的史学架构的“本纪；列传；表；世家；序言；八书（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也都是最早由司马迁所创造。
清朝乾隆年间编篡的《四库全书》，不仅仅是一部大型类书集成，还蕴涵着当时官方试图统一和发布天下标准书籍的政治文化含义在其中，当时，《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谈到《史记》的时候就说道：“《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楮少孙补。……焦竤《笔乘》据《张汤传·赞》如淳注，以为续之者有冯商、孟柳。又据《后汉书·杨终传》，以为尝删迁书为十余万言。指今《史记》非本书。则非其实也。……又《学海类编》中载伪洪遵《史记真本凡例》一卷，于原书韦臆为刊削，称即迁藏在名山之旧稿，其事与梁平阳王《汉本真书》相类，盖荒诞不足为据矣。”（《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卷四五）.
纪昀不是历史学家，他对《史记》著作和版本研究的相关知识当然也不会太多，但是， 他按照学术研究中对那些尚还不清楚的历史遗留问题大多都采取“存而不议”的惯例，在《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中如实纪录了历史以来的关于《史记》版本和其真伪争论的情况，目的是要把当时关于《史记》的一些有关学案情况公布于世。根据纪昀以上的这段话，我们今人可以知道，自《史记》问世以来，历史学界和社会上对《史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就已经知道关于《史记》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上的一些相关资料已经显示出了司马迁不是后来流传于世的《史记》的唯一作者；二是当时社会社会上还流传与三家注的《史记》有别的另外版本的《史记》。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学术交流的增多，中国史学界又知道了目前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中至今还存在着与三家注本有出入的另外版本的《史记》，这些古本《史记》，都是早于《四库全书》编撰的清朝乾隆年间而流传于外国的。
现今流行于中国大陆市面的《史记》，主要是两种版本，一个是1959年由中华书局根据大清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的张文虎和钱泰吉的考订本所出版的《史记》，这个《史记》版本，应该是根据大清乾隆年间发布的《四库全书》中所收集的三家注本为蓝本所编撰的。《四库全书》所收入的这部《史记》是来自于什么版本呢？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注其书者，今惟裴駰、司马贞、张守节三家尚存。其初各为部帙，北宋始合为一编，明代国子监刊版，颇有刊除点窜。南监本至以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冠《五帝本纪》之上，殊失旧观，然汇合群书，检寻较易。故今录合并之本，以便观览，仍别录三家之书，以存其完本焉。”根据这段话，我们今人可以知道，三家注《史记》是北宋时期才汇编成本的。而《四库全书·史部》中所收录的《史记》三家注本，是明朝国子监本，而明朝国子监的这部三家注的《史记》是“颇有刊除点窜”，由此可见，明朝时期的国子监在刊印当时权威本的《史记》之前，依然对北宋流传下来的三家注《史记》本有过重新编撰考订。至于清朝乾隆年间编篡《四库全书》的时候，清朝当局是否组织学者对《史记》进行过编撰，目前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还看不出来。
另外一个流行于当今市面的《史记》版本，就是1980年代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删除了三家注的白文本的《史记》，即只有《史记》本文的版本。这部《史记》的蓝本是南宋黄善夫刊印本。这就是说，目前中国流传于世的是两个《史记》本。一个是清朝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本刊印本，一个是南宋黄善夫刊印本。
关于司马迁不是《史记》的唯一作者的问题，笔者根据相关历史资料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质疑点1，《史记》的文体文风问题。根据中国语言学历史的发展变迁情况看，现今中国的普通话语言大致产生在元朝时期，但是，在唐朝之前，中国的官方汉语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人们已经不清楚了，不过，根据西汉后期的语言学家扬雄在他的巨著《方言》中所所屡屡提到的“通语；通词”的体例来看，西汉时期，可能已经产生出了区别于中国繁多地方方言的通用官方语言和词汇了，这些被扬雄所屡屡提到的“通语；通词”应该是后来汉语通行语言的最主要的语言渊源。但是，扬雄当时在自己的《方言》中屡屡提及的“通语”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呢？现在的人们却不清楚了，当然，有点可以肯定，即，西汉时期的“通语”肯定不是现今流行中国的北方语系的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语言学家都考证出，现在流行中国的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是元朝时期才开始形成的。
文风和文体，很容易反映出一个历史时代的语文特点，如果我们将现今人们所看到的司马迁（约西元前145或135——？）的《史记》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司马相如（西元前179——前117）的文章风格作比较，可以看到两者巨大的区别。目前人们看到的司马迁的《史记》的文笔文风，非常白话，与现代人们的语言习惯已经比较接近，只要稍有一点中国文言文常识，当事人基本上都能够通读《史记》的本文。但是，今人如果要阅读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司马相如的那些文学作品，则非常的艰难。这里，人们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的文章，究竟谁才是西汉时期的文体文风呢？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相如的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语言风格，究竟谁才是西汉时期的流行“通语”呢？
应该说，现今人们所看到的司马相如的哪些文学文章，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都应该是他著作于西汉时期的文章，因为，司马相如本是西汉时期名声显赫的文学辞赋大家，当时，他的名气远远超过那时还不甚有名的司马迁，在加之司马相如的辞赋文章都不算太长，当时纪录文字的主要载体是竹简，因此，无论是官方与民间，收藏司马相如辞赋的文本的难度就都不大。所以，司马相如的文章流传甚广，因此，后来能够躲避过历朝历代的“书厄”而保存住其原文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了。
相比之下，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己的说法：“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当时司马迁所著作的《史记》有52万多字，肯定是东汉的《汉书》问世之前的天下最长篇的一部著作了，这在以竹简作为写作文字载体的西汉汉武帝时代来讲，这部《史记》的竹简那不知道有多少，这样体积庞大的书籍连搬运都困难，书籍的流传当然也就有很大的难度了。而且，根据司马迁自己的说法，这部《史记》当时只有两个抄本，正本，他保留在自己龙门山的家乡，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的韩城，当时他家乡的龙门山又称之为“名山”。而《史记》的副本则保留在京师的长安，也就是他的《史记》的副本是保留在当时西汉首都长安的国家图书室中的。但是，现在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西汉末期的王莽新朝战乱，已经把当时长安的国家馆藏图书全部焚毁了，那么，新莽战乱之后，人们所能够看到的《史记》，就只可能是司马迁保存在自己家乡的那部《史记》了。问题是，流传于司马迁家乡的这部《史记》会不会是全本呢？
距离西汉还不太久远的晋朝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曾经说道：“杨终、字子山，成都人也。……明帝时，与班固、贾逵并为教书郎，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华阳国志·杨终》）。而《后汉书·杨终传》也说道：“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贳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东汉明帝刘庄（西元27——75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儿子，于西元57年登基皇帝，在位18年，庙号显宗。他在位的时候，曾经组织了一批学者重新收集和整编国家馆藏书籍，由于新莽战乱已经毁坏了西汉国家图书馆所保存的所有书籍，所以，当时他们这些学者只能够从民间收集整理那些流传与散失在民间各类抄本，或者从其他渠道收集和重新编辑那些在战乱中已经残破的典籍。根据以上两本东汉初期的史书所记载，当时，成都人杨终就专职负责整编《太史公书》，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史记》，当时，杨终整编的《史记》只有十万文字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东汉官方学者后来又有可能从民间收集到了更多散失在民间的《史记》文本，这样，就使得我们今人看到了更多的《史记》文字了。但是，自杨终之后，好像至今还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说后来的官方学者又收集到了更多文字的《史记》本了。当然，许多人都知道，隋朝开国初期和唐朝开国初期，分别有两次官方组织的大型的重新收集和整编国家图书馆的行动，但是，现在也没有资料证明说隋唐这两次大型整编古代典籍的工作中曾经发掘出和收集到了散失在民间的《史记》文本了。
根据岳麓书社1988年所依据的宋朝黄善夫刊本《史记》情况看，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部白文本，也就是删除了三家注和年表的这部只有据说是《史记》本文的文字数，就有78万字，如果忽略掉该《史记》本中的标点符号8万字节，那么，现在人们看到的《史记》也应该有约70万字。这就是说，宋朝时期所刊印的《史记》本，就已经不是司马迁自己所说的52万字了，已经膨胀到了70万字，这近20万字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至今，也没有任何资料去加以说明，这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史记》版本的悬案。
以上所说的情况都表明，自《史记》问世之后，《史记》这部书籍已经经历过了许多人的编撰，很可能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原本了。
通过以上简单介绍，可以看出，今人所看到的司马迁的《史记》，至少从语言角度看，就已经不再是司马迁西汉时期的原本了，而很可能是隋唐编辑本，当然，今人所看到的黄善夫的刊印本，那，就已经可以确信是宋朝的《史记》版本了。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论出，今人所能够阅读到的那些司马相如著作的真实度，也就应该比司马迁的《史记》的真实度要大，再加之从魏晋时代起，司马相如的文集就已经流传于市，司马相如的文集一共也就只有29首辞赋，按照纸张尚未通行和当时人们习惯使用竹简文书的情况看，基本上一卷竹简文书，就可以收集完司马相如的所有文章，因此，司马相如的文章被传抄于民间的可能性也就很大，因此，我们也就更有理由相信我们今人所看到的司马相如的文章中的语言习惯和文体更加接近西汉时期的语言文体风格，自然而然，我们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反证出今人所看到的《史记》很可能已经不是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原文本了。
西汉时期流行于当时长安地区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样的？笔者这里提出一个假说，即，西汉时期流行于首都长安地区的语言情况，很可能与现今流行于闽赣及其两广地区的客家语言很相似！因为，从现今《汉书·司马迁传》中纪录的“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看，司马迁当时的家乡，即现今陕西韩城，就地处河洛一带，而现今生活在闽、赣和两广地区中的客家人就长期坚持说他们客家人就是当年居住在河洛一带的原住民，他们是因为西汉之后的历朝历代的战乱才逐渐迁徙到现今这些南方地区的，他们甚至自称自己是“河洛人”。客家人的这种说法，现在已经被许多民族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所证明。既然如此，那么，目前中国客家人至今依然在自己族内流行和使用的汉语言，很可能就是西汉时期流行于首都长安地区的汉语。或者说，现今依然流行于闽、赣、桂、粤甚至台湾地区的客家语言，可能与西汉时期扬雄所说的“通语”的通行汉语更加接近。
其实，从文风角度审视《史记》是否是司马迁作品，还有一个质疑点，这就是汉书中的司马迁传中所收集的据说是司马迁本人的《报任安书》的文风与今人所看到的《史记》的文风的差异问题。收录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安书》，是目前纪录司马迁个人经历的最完整和最权威的篇章，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报任安书》的文风与目前人们所看到的《史记》中的文风存在着很大差异，今人当然无法去证明《报任安书》与《史记》究竟谁才是司马迁真正的手笔，但是，我们今人至少可以以此知道，自东汉时期起，司马迁的作品就已经被其他学者所多次编篡过了。
1975年，湖北云梦地区出土了一批达几万字的秦朝古简。根据考古学家考证，这些竹简文书是秦朝的南郡郡守“喜”所保存的上至秦昭王元年（西元前306年）下到秦始皇三十年（西元前217）的官方文书，这些文书中，就有五十三枚《大事记》。根据考古人员考证，这些云梦秦简的《大事记》，与后来遗留于汉朝的秦朝史书相同点甚多，当然，从这些秦简的《大事记》看，有些篇章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同，有的则不一样，毫无疑问，这部云梦秦简的《大事记》无疑应该是修正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史记》的标准模本。只是，考古专家们也说到，“对云梦秦简的研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文字艰深，还有许多名词，术语难以理解，有个别文字还根本不认识。”（《云梦秦简初探》P10 河南人民出版社）。而且，学者高敏还谈到：“《大事记》所载，可以印证《史记》者甚多。”（《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河南人民出版社）。通过以上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距离司马迁时代很近的秦朝末年的汉文字语言，对今人来说，阅读起来还非常艰涩。由此可见，我们今人所看到的已经比较白话的《史记》很可能经历过历朝历代史学家们的白话修改工作。同时，以上情况也证明，司马迁当时所著作的《史记》，的确是整编了国家图书馆藏中保存的秦朝文书，所以，司马迁应该是《史记》的编著者。
来源：北青网论坛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