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何以卷土重来

    1月23日深夜，中国水利报一位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说：“‘零点行动’中通过达标验
收的企业有的又超标排污了。我们在工厂排污口采访，被前来投诉的群众团团围住。最后，
环保局对该厂下达停产治理通知，事态才平息。”
    这位记者也是“老太湖”。这一次，他是在太湖流域工业污染源宣布基本实现达标排放
后回访太湖，当天就碰上违规超标排污的事。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1998年1月1日零时的淮河排污达标，“零点行动”才过几天，
一些水污染事件就搅得大家不得安宁，先是安徽涡阳化工厂的·“偷偷排污”；然后是几家
在达标声中“关闭”，的“十五小”企业，突然大肆排污，造成徐州市40万居民断水数日。
后来，河南某造纸厂因为“达标”后超标排污，厂长成为我国因为污染环境被判刑的第一
人。
    反思“零点”，过后又出现超标排污，我一直以为这首先与治污体制有关。还以淮河为
例。1997年12月31日，为了检验1562家污染大户排污是否“基本达标”，淮河将以怎样的水
质流人1998年，中央，地方各媒介记者在大型水质测量船“淮清”，号上迎接新年到来。然
而，大家却看到这样一幕：水利部，国家环保局的有关人员以及当地政府领导，对如何取水
样、如何监测，意见居然针锋相对。水利部门认为环保机构不能独自搞这次水质监测，也不
能单独宣布监测结果；环保部门则认为水利部门的任务只是监测省界河段水质，而不应当介
入淮河干流的监测。就这样，“淮清”号只象征性地在午夜走了－遭，未在船上宣布淮河零
点时刻的水质状况。尽管不能说此后的徐州断水与“零点行动”的争执有什么必然联系，但
这样的公开争吵总让人觉得，计划好了的事却没能办好，关键是缺乏“人和”。
    由于缺少有效监督机制，被授予治污职能的各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形不成环保合力。企
业向地方纳了税，对地方财政有贡献，地方政府也就对企业的治污进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企业向环保部门交了排污费，就拿到了排污许可证，可以心安理得地排污，其他部门没法干
预。因而，一些污染企业在一阵风似的检查中蒙混过关也就不奇怪了。要是环保部门不给超
标企业排污许可证，要是电力部门不给超标排污企业供电，要是银行不给污染企业贷款，要
是水利城建部门不给超标排污企业供水……只需相关的职能部门有一家“坚持原则”，很多
问题就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这可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次太湖治污“零点行动”没有出现淮河当初的尴
尬，治理过程中有关方面基本上能各司其职，零点到来时也能“济济一堂”，“恭听”两省
一市在1998年最后一刻传来的喜讯。但偷排现象毕竟没有根绝，太湖也依然存在着与淮河那
边相似的问题。
    排污死灰复燃与治污体制有关，根子还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无怪乎很多水利环保专家在
谈论久治不愈的环境污染问题时，一边咬牙切齿，一边频频摇头叹惜道：“环境问题其实就
是经济问题，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是喊破了嗓子，还是有人为了一丁点眼前利益挺而走
险。”太湖治污的总体结果好于淮河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太湖流域是我国人口最集中、经
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治污工程的资金投入远比当年淮河“零点达标”时多。因此，到元旦
零点，太湖治污工程的完工运行率至少高出当年淮河“零点达标”28个百分点。群众举报情
况也比淮河流域踊跃。
    冷静分析，限期达标这样形式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形式本身不能取代解决问题的
根本。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等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经济。这或许可从一个方面体会“
发展是硬道理”的深意。

                       《人民日报》1999年1月25日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