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针对外国媒体“北京是污染之都”的报道，一位环保科学家表示，历史上北京从来不是“污染之都”，现在也不是，将来更不会是。

    我们也不认同“污染之都”这样的结论，即使是不作“世界上不少国家的首都，环境质量状况远不及北京”这样的横向对比，看看每日公布的大气质量，看看北京市近年来蓝天数量的持续增加，看看北京市政府对治理大气污染的巨额投入，把“污染之都”的结论强加给北京显然是“夸大其词”。

    但是，我们不认同“污染之都”的说法，并不是说北京市没有污染或者污染很轻。前几天连续3天的重度污染天气，再次让北京人领教了污染的滋味，连环保部门都提醒人们“尽量减少外出”。胡涛也承认：“目前北京的空气质量距国家标准和绿色奥运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环境容量小，复合型污染特征仍然突出。”

    对于北京目前的污染状况，这位科学家表示，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和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他说：“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贫困—不发达—发达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这个国家也要经历山清水秀—有一定程度的污染—较严重的污染—环境质量得到不断改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上面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一个“规律”，就是“先污染、后治理”。北京市目前的污染情况，在这样的“规律”之下，似乎也是必然的；推而广之，全国都处在发展时期，那么污染也是必然的。

    历史地看，英美等发达国家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长，环境污染程度也在不断降低。但是，他们“先污染、后治理”的历程留给我们的到底是“经验”还是教训？我们也必然要走那些发达国家的老路吗？我们能否超越这样的阶段？

    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副主任、知名环境专家贾峰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对中国来说，由于资源供给能力、污染物排放总量、环境自净能力以及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基本国情，中国根本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

    “先污染后治理”的一个逻辑基础是：我们污染虽然严重，但偌大一个中国，怎么说也还能支撑个几十年吧，环境危机肯定不会落在咱们这代人头上。对这样的逻辑，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这是一个缺乏道德的问题，更是一个缺乏常识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抓紧治理污染，环境危机可能在5年10年后就会出现。

    退一步讲，即便是认同“先污染后治理”，污染到什么程度就要治理，不可能有一个明晰的界线。最新统计表明，全国七大水系409个监测断面，劣五类水质占30%，基本丧失使用价值，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上世纪90年代每年沙化掉一个大县的面积———面临这样的形势，难道我们还不到“后治理”的时候？

    曾经，在片面追求GDP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津津乐道“先污染后治理”，其实质是想延长污染的时间，拖延治理的时机，甚至当成“我污染，你（继任者）治理”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如今，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逐步树立之后，这种逻辑已经变得不合时宜。我们没有必要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必须超越那样的阶段。

    我们坚决反对把北京称为“污染之都”，但也不赞成把所谓的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为城市污染解脱的理由。城市污染有一些属于发展的必然代价，但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理念的偏差所致。根治污染，正确的理念应先行。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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