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来，刘国烈（左）已将100多位外国狩猎者介绍到中国
建立于1984年的我国首个国际狩猎场———黑龙江桃山猎场
■他是国际狩猎界的知名猎人
■他筹建了中国首个国际狩猎场
■他将第一批国外猎人带进中国
■他亲历了22年中国狩猎发展
在“中国狩猎权拍卖”争议持续一个多月后，国家林业局这一中国狩猎权拍卖的最高决策部门再次做出了回应。
9月28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局长杜永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既是依法办事，也是依照国际惯例”。这离8月下旬林业局暂停“2006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过去了一个多月。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林业局的这一表态，使中国狩猎权拍卖的结果趋于清晰，但却可能将问题更加复杂化。
“中国狩猎权拍卖”之争始于两个月前的8月13日。按计划，成都将于当日举行“2006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但没想到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公众强烈的质疑。“如何能保证狩猎在野生动物资源得到科学监测的前提下展开”、“狩猎收益是否能真正用于地方野生动物保护”是公众追问最多的问题。有人认为，公众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狩猎权的拍卖对国人多年形成的动物保护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虽然国家林业局解释，“该试点性拍卖是由以往‘一事一批’的行政审批调整为公平、公开的阳光审批，希望能让已在中国低调进行了20多年的国际狩猎活动更好地接受公众监督。”但质疑之声仍未能因此停止。终于在8月下旬，林业局暂时叫停了此次拍卖。但是，争议却并未随之平息。
其实，在这次争议之前，国际狩猎已在中国开展了整整22年。早在1984年，中国就在黑龙江桃山建立了第一个国际狩猎场。而在当年9月，就有首批17位美国猎人来到了桃山，并在此打响了中国国际狩猎的第一枪。22年来，枪声未断，只是少有人知。
在狩猎权拍卖之争出现并愈演愈烈之时，记者找到了当年帮中国筹建首个国际狩猎场、并将首批美国猎人引入中国的美籍华人刘国烈。22年来，他已将超过100个外国猎人带入了中国，并参与筹建了中国90%以上的国际猎场。
通过专访，记者希望了解这位中国国际狩猎的引入者、亲历者眼中的“中国狩猎权拍卖”及由此引发的争议。
关于狩猎权
■“拍卖狩猎权”会将问题复杂化
北青调查：国家林业局在今年8月宣布要对2006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进行试点性拍卖，后来因公众质疑而暂时叫停，您对拍卖狩猎权的做法有何评价？
刘国烈：我觉得国家林业局打算将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进行拍卖，会将问题复杂化。从1984年中国第一次允许外国猎人到中国打猎一直到去年，各猎场所在的地方林业部门都参与制定了每年的野生动物狩猎价格，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动物的价值。然后每年12月份左右，国家林业局再统一印制一本关于第二年的野生动物狩猎价格的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会在每年1月份的国际猎人俱乐部年会上散发，这样参会的猎人就可以从中选择想狩猎的动物进行申请。
而现在，国家林业局将野生动物额度进行拍卖，只会人为造成狩猎价格攀升。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有将国际狩猎权进行拍卖的，像南非虽然也拍卖野生动物，但却是面向牧场主进行拍卖，牧场主买了若干头动物后就有权对其进行处置，他可以对任何在其牧场里狩猎的人收取相应费用。
关于狩猎
■22年前将首批外国猎人引入中国
北青调查：能回忆一下22年前，您帮助中国筹建第一个国际狩猎场的经过吗？
刘国烈：那是1984年，中国政府打算在黑龙江桃山筹建一个国际狩猎场。当时中国驻美国旧金山的领事（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到我家拜访我，希望我能为前期的考察准备工作提供帮助，因为我从41岁退休后就一直到世界各地打猎，在国际狩猎界还是小有名气的。
我在1984年3月份左右到桃山进行了考察，当时看到的动物不多，只是在白天看到了很多动物脚印。当地人刚开始还不太乐意让外国人去打猎，他们以为美国猎人去了以后只知道开枪射击动物，甚至当地人都不知道如何进行导猎。
后来回美国后，我就给我的好朋友、也是世界著名猎人伯特·克莱恩伯格打电话，他当时是美国世界狩猎旅行社总裁。当时国际狩猎界有很多人想到中国打猎，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但一直尚未对国际狩猎界开放。他知道中国打算开放狩猎的消息后很兴奋，我们就挑了17个富有经验的猎人组团向中国政府进行申请。获得狩猎许可后，17人的团队于1984年9月份到达中国，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接待的第一批外国猎人。
■第一批外国猎人共打了5只动物
北青调查：第一批到中国狩猎的外国猎人如何评价中国之行？他们获得了哪些猎物，狩猎的费用是多少？
刘国烈：第一批到中国来合法狩猎的这17名猎人对这次狩猎非常满意。我记得他们在桃山一共打了5只动物，包括马鹿、狍子、野猪、山鸡等。狩猎的费用包括每人3000美元的狩猎费和各人为自己打到的猎物所支付的费用，比如说当时一只马鹿是2800美元，狍子和野猪都是500美元。如果没有开枪，就不用支付猎物费，但只要是打伤了动物或者见血了，就必须付全费。
■中国导猎员陪同外国猎人狩猎
北青调查：如何保证这些猎人不误杀或多杀动物？一般都会有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的管理人员陪同吗？
刘国烈：其实很多人对国际猎人都有误解，这些猎人都是富有狩猎经验并且非常负责任的，绝不会轻易开枪。对他们来说，开枪或不开枪并不重要，关键是最后获得的猎物必须足够棒。比如国际狩猎界一般以角的大小来判断一个鹿的好坏，你猎取的鹿角越大，就越成功。所以猎人们一般都非常谨慎，只有当他有把握看到的角足够大时才会开枪。如果他们有收获，那当然很好，但即使没收获，他们一般也不会抱怨，因为并不是每次打猎都会有收获。对一流猎手来说，他们享受的是狩猎过程及其中的挑战，而不是打死动物。
陪同猎人的一般是当地的导猎员，刚开始时，很多当地人并不知道如何导猎，比如说他们走路特别响，喜欢大声说话，经常把动物吓跑了。有时他们还抽烟，这些都会影响狩猎的效果。所以我们经常要帮助当地林业部门训练导猎员，让他们能更加专业和规范地操作。不过，我们一般更喜欢把当地的偷猎者培训为导猎员，因为一方面他们比较了解动物的出没行踪，另一方面，通过我们的合法狩猎和对他们的经济补偿，能提高他们保护本地野生动物资源的意识。
■外国猎人以医生律师外交家为主
北青调查：22年以来，您一共介绍了多少外国猎人到中国来打猎？这些猎人一般是什么身份的人？
刘国烈：从1984年我开始介绍第一批17位外国猎人来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估计我已经带来了100多个猎人。他们大部分是高职位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医生、律师、外交家等，还包括伊朗王储、墨西哥驻美国大使。这些猎人都是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负责任的猎人，对野生动物都非常尊重，都是经中国政府批准后按照严格的程序来中国进行狩猎的。
有人会担心这些猎人会不会打雌性和幼小的动物，其实这是不太可能的。真正的猎人只挑角特别大的老年雄性动物，因为他们打完后要放在自己的家中进行展示，或是给博物馆等机构制作成标本。国际狩猎界有一本世界纪录，各国猎人都可以角逐，看谁打到的动物角最大。
关于猎场
■参与筹建了90%的中国国际猎场
北青调查：除了黑龙江桃山国际猎场，您还帮助中国筹建了哪些国际猎场？为什么愿意帮助在中国开展国际狩猎呢，您自己从中获得了多大的经济回报？
刘国烈：在桃山猎场之后，我还帮着筹建了青海都兰国际猎场以及新疆、甘肃、西藏、四川等地的猎场，在中国的十五六个国际猎场中，有80%、90%左右我都参与了其筹建工作。我完全是义务为国家林业局和地方林业部门做这些工作，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掏路费飞到这些省份进行前期的考察和了解。我不是来赚钱的，我只是希望利用我的经验来帮助中国更好地开展狩猎，并且更好地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
我认为中国有非常丰富和独特的野生动物资源，但应该更多地开展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来进行动物资源的研究和保护。
关于狩猎与动物保护
■只要狩猎不危及到动物繁殖就行
北青调查：一些专家担心引入国际狩猎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中国目前“摸家底”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您认为怎样才能保证对某些动物批准狩猎的数量不会影响到种群的发展？
刘国烈：我个人认为，只要狩猎不危及到野生动物的繁殖就行。在国际狩猎界，我们一般只打老年的雄性动物，因为它们的角最大，而且它们迟早要逝去，把这样的老年动物打死，还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其实是很好的开发利用。
另外，我的底线是，如果我知道某种动物在中国很稀少，那我绝不会同意去狩猎。比如说1985年我在黑龙江考察了一个月，当地人曾推荐我们可以打驼鹿，我就不赞同。因为驼鹿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数量很多，但在中国却比较稀少，所以不能狩猎。
■合理狩猎其实是对动物资源的利用
北青调查：从1984年以来，您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引进并开展国际狩猎，合理的狩猎到底对中国的野生动物资源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呢？
刘国烈：我认为合理的狩猎至少有三种益处：第一，猎人提供的狩猎费用能为狩猎地区的当地人带来可观的收入。
第二，外国猎人一般训练当地的偷猎者作为导猎，这样不仅能让他们获得比原来偷猎时更高的收入，最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的意识，让他们更乐意去保护当地的野生动物。我觉得政府应该雇用这些当地人成为巡猎员，充分调动他们保护动物的积极性。
第三，野生动物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合理的狩猎其实是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如果没有狩猎，动物总会老去并死去，甚至被偷猎，而这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猎人支付的费用地方应该拿大头
北青调查：国际猎人支付的狩猎费用一般是如何分配的？怎样保证狩猎地区能获得足够比例的经费来用于本地的动物保护呢？
刘国烈：一般来说，猎人支付的费用里大约15%到30%是分配给国内或国际的中介代理机构，剩下的70%有多少是分配给地方政府，有多少归中央，我就不太清楚了。地方政府应该是拿大头，但地方政府具体如何处置靠狩猎得来的收入，我也不太知道。我知道的是，青海省拿出大约10%的狩猎收入给当地牧民作为补偿，因为当地成群的岩羊经常到牧民的草场上去吃草，同家羊争夺饲料。
■动物保护经费应更多来自狩猎收入
北青调查：中国开放国际狩猎22年以来，您如何界定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在中国应如何科学地开展国际狩猎方面，您对国家林业主管部门有什么建议吗？
刘国烈：这些年来我一直尝试保持中立，利用我在国际狩猎界的知名度和信誉来向外国猎人介绍中国的狩猎资源，让他们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去考察，希望他们知道中国是狩猎的好地方。另一方面，我也一直向北京的官员提供建议，建议他们学习国外的某些经验和制度，把国际狩猎开展得更好。
我一直都持这样的观点，地方政府应该获得狩猎收入的大头，而且他们有权决定可获得多少比例的收入。我更关心的是狩猎地区的当地老百姓，他们是最应该从狩猎中获益的，而且地方的动物保护经费也应更多地依赖于狩猎所得收入。
人物介绍：刘国烈
刘国烈，1934年生，祖籍广东花都。全美排名第7位、年销售额达100亿美元的连锁公司的大股东。刘国烈支持中国的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工作，曾捐资成立北京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他于1984年开始帮助中国筹建第一个国际猎场，并陆续介绍外国猎人到中国来狩猎，是将国际狩猎引入中国的重要人物。
相关链接：
在中国调查猎场管理的美国教授哈里斯———
狩猎收入分配不科学动物保护作用被弱化
引入国际狩猎对中国野生动物有什么好处？又有哪些问题？记者联系上了正在青海都兰国际猎场进行考察的美国蒙大拿大学教授理查德·哈里斯。哈里斯曾于1997年至2000年在甘肃哈尔腾国际狩猎场对甘肃阿克塞野生动物和栖息地管理及狩猎项目进行调查。
哈里斯告诉记者，当时他调查发现，虽然外国猎人（每年批准3名）给哈尔腾国际狩猎场提供了每年6万美元的资金，但这些资金只有少部分被用于当地动物保护。
他通过调查还发现，阿克塞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官员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权力解决野生动物面临的威胁，所以狩猎项目在保护层面的作用实际上被弱化了。“猎人所缴费用最终只有16%左右支付给阿克塞县野生动物保护站，这些费用被用于野外狩猎的一般支出（人员工资和保护站费用），”哈里斯教授说，“到2001年8月，阿克塞县野生动物保护站仅收到1998年到2000年所应获得资金的50%。”
正在青海考察的哈里斯发现都兰国际猎场也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尽管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站有一定经费用于野外动物资源考察，但仍不足以开展其动物保护。
哈里斯建议，“让县级部门拥有更多的主动权，能更自由地支配狩猎收入，以用于野生动物种群调查、科学研究、栖息地的保护、对当地牧民的经济补偿等方面，从而使狩猎收入能更直接地促进地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谈到公众对国际狩猎额度拍卖的质疑，哈里斯教授认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国际上的状况。其实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没有单一的理解，在不同地域、不同条件下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有不同的方式。有的地方如保护区必须进行严格保护，不能有任何猎杀，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保护策略，狩猎只是其中一种。
链接
北美国际狩猎现状
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每年大约提供1万张野生羚羊狩猎许可。每个国家都由自己的动物主管部门来确定狩猎数量，一般情况下野生动物管理的权力被下放到各州和省的地方动物保护部门，他们多通过公开的程序来颁发适当数量的狩猎许可。
来源：雅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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