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锡林郭勒草原，长期以来，由于产业单一，日益增长的牧区人口对牛羊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因而追求“头数畜牧业”便成为牧区一贯而无奈的做法。１９４９年，锡盟牲畜总头数为１６６．９８万头（只），到１９９９年，达到１８２３．４４万头（只）。１９９９年与１９４９年相比，牧区人口增加了３倍，而牲畜头数增加了１０倍。每头（只）牲畜平均占有的草场从１７０亩左右减少到１４．６亩。正常年景，牧草基本上被“啃光剃净”，草地营养成分随着畜产品源源不断地大量输出，基本得不到陈草落地所形成的腐殖质补偿。不断加重的掠夺式经营，埋下了生态灾难的祸根。
锡林郭勒盟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大规模实施移民工程，把生态极度恶化地区的农牧民集中搬迁到具备一定生产生活条件的城镇周边，从事新的生产活动。在移民户原有草场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围封禁牧，给草原以休养生息的空间和时间。锡盟副盟长阿迪雅给这个工程算了一笔账：“锡盟地广人稀，１８万平方公里草场上分布着不到２０万牧民，每转移出一位牧民，就可以缓解１平方公里草原的生态压力。这是投资少、见效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让大面积天然草地获得喘息，自然修复，在锡盟被称之为“以地养地”模式，即种植１亩人工饲草料地，可使５０至１００亩退化草地得到恢复。在巴音胡硕治沙示范区，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生长期只有３个月、平均亩产高达４０００多公斤的英红玉米，玉米秸秆可解决牲畜的“口粮”问题。
“再也不用愁搬家了！”说起自己的生活，赵成祥美滋滋的。“家有５头奶牛，一头牛一年纯收入２０００至３０００元，退耕还林３０亩地，每亩１年国家补贴１６０元，连续补８年。”赵成祥的满足，缘于他对移民前后生活的对比。赵成祥原住多伦县黑山嘴乡王营子村，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他饱尝了“沙进家退”之苦。２００１年，赵成祥来到新仓移民村，家里的草场全部围封禁牧。如今，沙地上留下的旧房子四周已是一片绿色，当年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大树，老赵开始在昔日的家园里收割牧草。他兴奋地说：“以前是沙进人退，如今人退沙也退了。”
经过不懈努力，现在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恶化的趋势总体上得到遏制，锡盟草原植被平均覆盖度由１９９９年的３０％提高到４５％；浑善达克沙地流动和半流动沙丘面积由７１２０平方公里减少到４０５３平方公里；西部荒漠半荒漠草场植被平均覆盖度由１７％提高到４１％。牲畜头数适度压减，质量效益稳步提升。过冬牲畜始终控制在９００万头（只）左右，畜牧业产值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２．３８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４０亿元，牧民人均年纯收入由２８００元增加到３８９０元。
孟克夫妇是正蓝旗上都镇白音高勒嘎查的牧民。几年前，他们带着８００元钱家底只身进城，如今，他们已挣得百万家产，还带动了家人和１００多名牧民进城就业，家里有牧场，城里有产业。在锡林郭勒草原越来越多的牧民像孟克夫妇那样，放下牧羊鞭、套马杆，进城闯市场，经营蒙餐、奶食品、牛羊肉、旅游业、民族服饰及民族工艺品等特色产业，成为牧商兼营的老板。对于这些牧民来说，虽然他们只迈出了走向城市的一小步，而历史却跨出了一大步。
今年５月份以来，一场由２５万农牧民直接参加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在农村牧区干部群众中开展。活动开展以来，锡盟专门制定下发了活动方案。根据以往积累的经验，在推进牧区人口转移的途径和方式上努力实现“四个转变”：突破“从一产转到一产”的思维局限，引导扶持农牧民直接进入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从以往主要依靠生态项目搬迁移民，向依靠综合性政策吸引、多渠道转移进城转变；从政府包揽为主，向市场需求牵动、政府引导扶持、农牧民自主自愿进城转变；从本旗县市范围内转移为主，逐步向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吸纳安置为主转变。“四个转变”让转移人口工作突破了瓶颈。
在具体操作中，锡盟还注意把牧区产业布局、资源整合、基础建设、人口转移、职业教育与生态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对牧民迁移提出“老年人进城养老，适龄儿童进城上学，青年人进城创业，富裕户进城置业”等政策措施。盟旗两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对牧区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进行补助。通过实施“阳光工程”、“青年进城创业行动”，加大对农牧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力度。对进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习的牧民子女实行“直通车”制度，不设门槛、不划分数线，以吸引更多的青年牧民接受正规的职业教育。
绿起来，富起来。锡林郭勒发展的脚步从容而坚定。因为，他们已经站立在一片日渐丰饶的绿洲上。
来源：市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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