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刘鉴强

　　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向媒体公布了一份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份报告是由两位英国科学家完成。

11月30日，作为绿色和平的科学顾问，杜琳·斯德宾斯基教授从美国来到北京，向媒体解释这份报告。当天下午，她在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接受了本报采访。杜琳·斯德宾斯基同时担任美国缅因州大西洋大学的全球环境政治学教授，在过去的15年里，她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农业和基因工程安全方面的研究，同时在国际贸易协定、知识产权和生物安全领域进行倡导和呼吁。

　　生态学家的压力

　　记者：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一般人认为，美国支持，欧盟反对，中国处于十字路口。那么，在美国，人们是不是已经完全接受了转基因食品？

　　杜琳·斯德宾斯基：科学家基本分作两派，一派是属于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领域的，他们研究开发转基因食品。另一派主要是生态学家，他们对转基因食品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但是，在十几年前，大学等研究机构给生态学家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很难发出声音。但现在，生态学家们已经越来越敢说话，声音越来越大，而且，他们发现自己的同路人越来越多。

　　记者：大学为什么向生态学家施加压力？

　　杜琳·斯德宾斯基：因为大学从政府那里拿到的钱越来越少，于是越来越依赖大的生物公司提供研究经费，因此，大学不希望自己的科学家对生物公司有太多的批评。另外，在大学里，生物技术研究掌握的科研经费相当多，分子生物学家们在大学里的影响力，比生态学家要大得多。

　　要谈这个问题，也不能脱离科学背后的政治因素。最近这些年来，美国大的农业化工公司与搞生物技术的人拧在一起，比如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原来就是农药公司，现在转成了生物技术公司。这样大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样的利益集团关心的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如何扩大自己的赢利。

　　记者：你们一直批评“对生命的专利”这一法律规定，认为掌握专利的生物学家和生物技术公司成为“生命海盗”，把人类共享的资源变为私人和企业的产权。是不是这个法律规定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杜琳·斯德宾斯基：这是转基因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因。在1980年“戴雅蒙对查克那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