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画勇士于门以辟恶魅的做法汉代已有记录,唐代吴道子画过“钟馗捉鬼图”贴于门上避邪之说并不可信,原出宋代沈括《补笔谈》对宫中一幅藏画题词的推测,沈括于文中对此已提出质疑了。我们今日所说年画,虽有手绘者,却以木刻版印者为主。这种印版年画,只是唐宁商业发达,应市民阶层所需而出现的新品种,宋代已有彩版纸画。《东京梦华录》:“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说明木版年画可能出现于唐,普及于宋。明清以后中国城市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上承宋代刻版印术业与年画传统,到清代乾嘉盛世以后,年画逐渐出现地方流派与集销产地。著名者如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山西晋南、陕西凤翔、四川锦竹和夹江、安徽阜阳、福建泉州、广东佛山、湖南辰州及隆回滩头等,不少地方至今仍是年画产地。
年画是中国特有的用于新年张贴的一种绘画样式。传统年画大都是以木版水印而成,内容喜庆吉祥,画面线条清晰,色彩鲜明。它与木版水印年画成为基层民众喜爱的一种美术形式,在中国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以上摘自央视国际)
新中国年画
新年画发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革命美术的产物,它一直受到新政权的重视,而当一大批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作为革命美术的元老在1949年以后接管了院校和美术团体后,他们必然以革命美术的传统去改造过去的美术内容和形式。所以当时的国立艺专研究部就发动组织校内教授创作新年画,成立创作小组,印制创作内容参考。显然新年画并不是1949年新政权的产物,但是作为一个美术运动的"新年画创作运动"却肇始于1949年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颁发之后。
1949年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份在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是22日经陆定一、胡乔木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审批,27日由《人民日报》 公开发表的,它开启了新中国美术史的第一个篇章。
作为对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的积极响应,1950年的春节由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和新华书店华北总店主办的"1950年全国年画展览"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开幕。次此展出的17个地区的新年画309幅,先后有两万多观众参观了展览。
1952年全国创作新年画500余种,为了巩固新年画运动的成果,文化部于7月再次颁发新年画创作奖金,在两年来的1000余幅作品中选出得奖作品40种,当39人金榜提名时,已经昭示了新年画运动有了超于往年的很大发展,新年画创作的地区和人数均已翻番,而出版发行的数量则由700余万份增至4000万份。新年画的内容也随着形势的发展,增加了经济建设、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题材。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些其他画种的画家参加了新年画的创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侯逸民与邓澍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李可染的《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叶浅予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力群的《毛主席的代表访问太行山老根据地人民》、石鲁的《幸福婚姻》、阿老的《中朝部队前线胜利欢歌》、张隆金、方增先的《人民的西湖》。
新年画在60年代的发展,一直是展览不断,但都没有特别的表现。到1965年1月,北京举办了"全国美展华东地区作品展览"("第四届全国美展"),其中的山东年画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蔡若虹在《美术》上发表了《山东年画有三好》的文章,高度赞扬了吕学勤的《三代民兵》、庞卡的《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等一批优秀的作品。一年后,由全国美协举办的"华北区1966年年画、版画展览"在北京举行,再一次成为美术界的焦点,展出期间召开了为期16天的观摩座谈会,华君武在会上代表美协作了题为《以政治统帅创作》的报告,中共华北局宣传部长在报告中则提出了"要画革命画,先做革命人"的口号,而组织年画创作的"三结合"的方法也成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展览前后,《人民日报》两次发表展览会上的作品,为宣传新的样板作出了努力。显然年画的再度发展可能要借助新的时代东风,但是不久后的"文革"却没有为它创造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