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佛教推动慈善事业制度化

2012年8月7日    来源：凤凰佛教

　　历史上佛教僧侣积极介入社会慈善事业及公益事业，与佛教之因果报应和福田思想有密切关系，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本有之义。

　　从汉朝开始出现由由朝廷兴办、名为“常平仓”的仓储制度；隋朝己有以地方劝募为主的“义仓”；南宋出现了主要由社区管理，居民普遍加入，带有一定社会保险意义的“社仓”。中国古代还有济贫、养老和育幼等慈善事业，最早是南北朝的六疾馆和孤独园。唐宋间的悲田养病坊，采取官方财政补助下由佛教寺院和僧人负责具体管理的制度形式，或在僧人主持下，由官方委托地方名人管理。这样的管理体制，既较易取得社会各界信任，亦方便与各社会诸领域的沟通，所以得到较大发展。

　　唐代慈善事业之制度化

　　唐宋时期的慈善事业，海内外学者己取得丰硕研究成果。本文先从唐代谈起。唐朝悲田养病坊是中国平民慈善事业的正式开端。佛经《象法决疑经》云：

　　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饥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田者，悲田最胜 悲田是佛教用语，是对贫穷孤老乃至动物的布施。悲田养病坊是专门收容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的慈善机构。唐悲田养病坊的最早史料是玄宗开元五年(七一七)宋憬奏言：

　　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通逃为数，隐没成奸。若子路于卫，出私财为粥，以饲贫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罢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

　　但是学者“置使专知”一词中之“使”字的理解有出入，可能导致对悲田养病坊性质是官方事业还是民间经营的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从宋憬奏文看，所谓“置使专知”，是指国家设官加以专门管理之意，因此是国家主导的官营事业。而悲田养病坊若脱离政府控制，就事实上成为由寺院主持的民间慈善机构。

　　这个认识方法是错误的。因为由佛教寺院经营未必就是民间事业，宋代佛教纳入政府管理的机制，中央一级左右街僧录司是政府机构，敕额寺院、品级寺院（如南宋之五山十刹）亦同。唐宋时这类机构只能由佛教寺院及僧人经营，否则会被认为层次既不够，而社会信任度亦不足。以往学者多注意高僧大德的思想研究，对宋代佛寺运作机制的关注度不够，也导致对寺院经营慈善事业的重大文化意义认识不足。

　　宋璨要求取消悲田养病坊的奏文未得到玄宗批准。李德裕《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中引录宋憬奏文后云：“元（玄）宗不许。至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取利给之。”唐玄宗时悲田养病坊仍由寺院经营。开元二十二年，把京城所有乞丐收入悲田养病坊，由国家经费补贴。武宗会昌五年（八四五）发动废佛，于是悲田养病坊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李德裕《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曰：“今缘诸道僧尼尽己还俗，悲田坊无人主管。必恐病贫无告，转致困穷。臣等商量，缘悲田出释教，并望更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子录事者年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三二顷，以充粥饭。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与，置本收利，最为稳便。若可如此方圆，不在更望给田之限，各委长吏处置。讫闻奏。”可见悲田养病坊始终未废止，并由政府拨给田地以充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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