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作家）：这是文坛的堕落！

为什么文坛会集体失语？我觉得，首先媒体应该自己责问。媒体关注的重心不是谴责这种抄袭的行为，而是炒作，无形之中助长了他这样的行为。北京的一家大报，竟然整版报道，还配上郭的大幅照片，却一点都没有谴责之意。并且媒体在事后一直没有追问这件事情，导致了现在说真话的人不多的情况。

其次，这是市场经济下道德的丧失。郭敬明之所以这样，就其本身来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感到惊叹的是为什么他这样子还有那么多的出版社为他出书，难道为了挣钱什么底线都能丢掉吗？这真的是一种荒芜，一种文坛的堕落。这样的文坛注定是会垮的。

我觉得应该要有严谨的社会环境，给予青年们以宽容的态度，但是不能过分宽容。最起码的诚信一定要有，市场经济诚信也很重要，文人应该有诚信。郭敬明这样的形象一旦树立了，会影响已经置身文坛，或者关心文坛的以及将要进入文坛的好多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方方（作家）：跟他们没有对话的语境

对于郭敬明这一事件，首先我很高兴张悦然能站出来说话。我欣赏她的态度。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作家就应该有必要和责任站出来说话。我不想说，但不代表没有勇气来说，也不代表没有是非观和道德观。而是要看我的说话对象是谁，彼此之间能否进行正常的对话。

现在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对话语境。一旦有人站出来说话，就会遭遇一群蒙面人失去理性的谩骂，就像一群疯子和流氓。试想，如果你在大街上，遭遇流氓和疯子，你是不是应该抽身走人？

我觉得，整个事件，它的是非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法院已经作出明确的判决，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难道还需要我们这些前辈作家来说吗？为什么作家一定要站出来说话呢？我不认为作家有责任和义务来做这件事，他们不是八九岁的孩子了，都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应该学会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现在的问题是，是非都这样清楚了，但还是有那么多“粉丝”去盲目追捧和崇拜，我觉得这不是作家的责任，不是文学的责任，而是整个教育的责任。未来的生存环境都是他们的，连他们自己都那么不珍惜这种环境，我们有什么责任？作家没有责任去教育别人，作家不说没有任何责任。即使需要我们说，也需要一个正常的环境。

谢有顺（评论家）：法律的意见才是最终意见

这件事情发生后，张悦然给我打过电话，但我确实不想说。这件事情不需要一个非常伟大的争论。这是一个常识。它的道德是如此的清晰，作为郭敬明，他的个人选择，肯定是不对的，根本不需要再去说明。

我为什么不愿意说？我比较反感现在媒体的焦点都聚集在80后的小孩子身上。其实，在中国，比它严重的抄袭案件，有谁说过要道歉吗？那些大学教授抄袭，不照样道貌岸然地出没在校园里吗？这是整体性的一个道德自律问题，我们的人格、文格，其实都面临一个严重的挑战。

一个事件发生后，常会有人质问批评家，为什么不发表批评？我申明，批评家不会对任何事情去发表批评。在郭敬明事件中，法律的意见才是最终的意见。遵纪守法是任何一个公民的常识。不需要在法律之外，再去给出一个额外的警示。如果有人说，这对一个批评家来说，是丧失了立场、人格和良知，那么，这么伟大的道德要求实在是太沉重了。批评家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发表意见。王小波曾经在他的一篇杂文中这样说过，永远在判断是非的人，对文明的贡献是最少的。我个人很警惕成为这样的判断师。有的批评家专门判断是非，还有一种是用创造的方式，来介入社会，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方式。沈从文对时代所表现出的爱与恨，远不似老舍那般的强烈，但是他也实实在在地做着事情，编著《中国服饰史》，你不能说他没有道德是非，这也是一种创造的方式，也是知识者的一种良心。不能所有的人都做老舍，向社会表现出凛然的是非观，还要有人做沈从文，有人做钱钟书，他们一样可以贡献社会。

陈村（作家）：这事该他爸管

郭敬明做了不对的事情，理应遭到读者的唾弃。但是，这事不该由我们来管。谁该管？他爸该管，买他书的读者也该管。如果他抄袭了，读者拒绝买他的书，谁买谁耻辱，这种抵制才是真正有用的。

苏童（作家）：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因此没有任何可以发表的意见。

张欣（作家）：我不方便说

关于这件事情我确实不方便说，但我唯一能说的是要有一种“自省”的精神。□晨报记者徐颖实习生金思源

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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