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向着一切理论权威竖起中指的朋克文化而言，三十而立是句虚妄的判断。它似乎刚刚上路，又似乎已经未老先衰。我们甚至连它是什么都没搞清楚，现代工业社会底层青年的自娱自乐？一场持续了30年的文化革命？抑或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阴谋？从纽约CBGB俱乐部、伦敦国王街，再到北京的五道口，一个模糊的理想像幽灵一样游动，历代地下青年只能通过它显露的只鳞片爪来揣摩朋克的真实面目。
格里格·奥哈拉在《朋克哲学——并非仅是噪音》中争辩说，和其他工业时代由于被剥夺，疏离感发展出的亚文化一样，朋克只是在走利用反讽、夸张、颠覆的话语来嘲弄社会的老路。虽然70年代英国大萧条，18岁男青年的失业率达28.6%，女青年达29.6%，朋克在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压榨方面所做的批评非常简单肤浅，唯一的新意在于它反对的不仅是社会不公，更是一切被公众接受为“常识”的概念，工作，价值，种族，高尚，与艺术性。和马尔库塞晦涩的论述相反，约翰·莱顿在“天佑女王”中的咒骂只是一种天真的发泄。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跟其他历史上出现过的前卫一样，混同艺术创作与每日生活之间的界限，对现成工业产品的运用和鄙视专业技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次大战后发源于法国的达达主义。跟它们比起来，朋克是一种更加高度舞台化、戏剧化的行为艺术，它通过在公共空间展示自身，以亵渎传统来引起公众的激烈反应以达到自身的目的。
作为佐证，格里尔·马库斯在《浴室中的法西斯——朋克流行音乐史》中写道:“只有我们设法在70年代初英国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中聆听了‘性手枪’与其他早期朋克的作品后，才能了解它的颠覆性为青少年流行文化打开的空间。”然而问题在于，大众的误读，往往使朋克被扣上了自毁、粗鄙、奇装异服和暴力成性的帽子。而这些却使那些青春期躁动、急于自我实现的孩子仅仅匆忙接受了鸡冠头，皮夹克和狗链，而忽略了素食主义，反种族主义，性别平等，反托拉斯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一如拉萝妮·勒布兰契在《朋克之美》中论断的那样，青少年的自我身份认同首先，并往往只能落脚在服饰和发型上，很少人能迈过这一关，修成朋克正果。这个摇身一变成为女权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前朋克女孩自己就曾在小时候看了美国朋克女子乐队Runaway的MTV后，被琼·杰特的朋克范儿迷得神魂颠倒，拿着一张乐队海报进了美容院剃了个酷头，然后高中里稀奇古怪的家伙就接纳了她。每天中午，她都逃学到被称为“仓库”的廉价公寓里，改装服饰，把渔网连裤袜故意扯破缀上安全别针，在皮夹克和橡胶外套上安插刀片，用一把修理植物的大剪刀剪出莫霍克头（Mohawk），一起读帕蒂·史密斯的诗歌，听Bad brain和Rancid，谈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直至闹到被开除。
的确，毁灭一场革命的办法就是让它沦落为一个绝妙的商业策划案例。1982年，托马斯·弗兰克在《酷之征服:商业文化，反文化与嬉皮消费主义的兴起》中说，六七十年代商业文明为了迎合青年人的需要，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精明干练的外形相貌：“麦迪逊大道脱下了它的法兰绒大衣，一头扎进了牛仔裤、皮夹克、锁链、摇滚乐和青少年派对中去。”因为“所有的反叛，都和那个巨大的青少年消费市场紧密关联，要想打开他们的钱包，必须给予青少年亚文化以相当的合法地位并掌握其文化语言”。
有了披头士的“革命”被用在了耐克的同名概念广告中的先例，那么“黑旗”乐队主唱亨利·罗林斯成为Levis牛仔裤的模特也理所应当，更不要提已经成为高档时装品牌的维维安·维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了。同样，反叛者也在想方设法卖身投靠，在那本去年风行中国，被称为“朋克运动口述秘史”的《请宰了我》中，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一语道破天机:“我决定如何利用恶，让它以一种最终可以改变流行文化本身的方式来发展下去，由一群被定义为坏人的孩子们组成的乐队来启动这个概念再好不过了。”如同几十年后的“后街男孩”或者F4一样，“冲撞”与“性手枪”各司其职，分别扮演了朋克摇滚乐界的滚石和甲壳虫。一个冷眼讥刺，内敛谨慎，一个无法无天，破口大骂。然而比起那些后起的不肖小辈，他们总算在登峰造极的时候完成了一贯宣扬的自我毁灭:莱顿在1978年旧金山乐队最后一场音乐会上龇着一口坏牙对台下说：“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吗？”4年后，乔·斯特拉莫在新专辑《战斗摇滚》登上美国畅销单曲排行榜第8位时开除了乐队元老，吉他手与主唱米克·琼斯，宣布这位老战友是“一个完全的大骗局，从始至终都想做一个主流明星”。
在这种形势下，少数保存几分清醒头脑的朋克理论家除了独善其身，就只能不停地发出类似“救救孩子”的呼吁，亨利·罗林斯在他那本被朋克后辈们奉为圣经的《上车走人》中，告诫那些头上五颜六色却内心苍白的后生说∶“如果你真的恨你的父母，那某个人或者现存体制，就别靠着他们大手大脚地花钱……有本事就别跟他们在一起住，然后，多知道点东西。”自从1986年乐队解散后，这个愤怒的前哈根达斯冰激凌店经理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操练着:脱口秀，电影以及独立音乐厂牌Infinite Zero和另类出版社2.13.61;他仍然谦虚地称自己“资质平平，毫无过人之处”，并对每一个读者说，“如果我能走到这么远，那么你一定能完成它的两倍”。
相比之下，仅有不到10年历史，状态更加浮躁，心态更加幼稚的中国朋克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庆祝。“中国朋克乐队和西方一样分两种：一种是有明确商业目的、盼着制造潮流的流行朋克；另一种是从心眼里嚷嚷着要去造反的。现在看来在中国他们都没有成功。当被问及这场30年前席卷全球的愤怒浪潮在中国究竟影响几何时，曾编辑《自由音乐》与《朋克时代》的乐评人杨波轻蔑地说：“若非要说曾有过一场名为中国朋克的运动的话，它就像聋子点燃的爆竹，什么动静都没有，已经自散了。”■
五道口:北京朋克兴衰史
在北京地图上，五道口小得只能用一个黑点来标志。具体来说，这块方圆只有几公里的区域以语言学院西侧红绿灯路口为中心，北到韩国街，南至五道口市场，东至成府路麦当劳，西至铁路。虽然几经整改，它仍然是一块龙蛇混杂，充斥着外贸服装店、琴行、小吃摊、盗版音像店、饭店、咖啡馆、酒吧与书店的拥挤地带。然而在每一个经历过8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北京朋克运动的过来人心里，“五道口”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完全可以和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当年插旗聚义的伦敦国王街媲美。而那个只有短短不到两年寿命，位于今日轻轨铁路旁的“嚎叫”俱乐部的地位则如同纽约的CBGB俱乐部。按照它的创始人、嚎叫唱片公司负责人吕玻的话说，当时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创造的结果。
“嚎叫”生态圈
1998年3月的一天，那时距离“嚎叫”开业不过两个月，合作开吧的陈丹宇告诉吕玻，几个打扮怪异的青年为了寻找演出场所已经来过好几次。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吕玻就被再度上门的肖容、高阳、李鹏、沈岳给“震”了。“见面才知道，那种视觉上的冲击有多大，以前只有在电影或者摄影里才见过那样的朋克造型，以前谁见过真正的莫霍克头啊。”时隔许久，吕玻回忆起那一刻来仍然兴致十足:肖容穿着那件著名的“朋克照耀中国”的黄色夹克，黑色马丁靴和高筒带蓝色条纹的足球袜子，沈岳则顶着一个硕大的银色鸡冠头，还戴着假鼻环。对于这些标新立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此刻也没想到自己即将在北京地下文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一开始大家都和别人一样听摇滚，主要是金属音乐，但逐渐听的东西就变了，因为朋克比较直指人心，简单，能够反映年轻人心里的想法。先是英国的Hard Skin，然后就是‘性手枪’，‘冲撞’，Ramones什么的。”沈岳说。正是音乐上的共同爱好让刚刚从北航附中毕业的他和肖容、李鹏走到了一起，借助五道口遍地皆是的打口磁带以及与外国留学生的交流，这几个孩子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反叛用朋克这种前所未闻的音乐形式发泄出来。最终，吕玻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演出时间定在了周末的4月8日。“那是一场里程碑式的演出。”吕玻说，78平方米的“嚎叫”根本容纳不下多达200人的观众，“脑浊”，“A-boy”，“69”等乐队轮流上阵，凌厉的现场冲击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很快，这种热烈而混乱的景观在每个周末都成为“嚎叫”的保留节目，朋克青年和更多对朋克音乐与生活方式好奇的看客拥挤在酒吧外那条狭窄的小胡同里。“那种激情的演出状况，其程度用任何语言形容都不为过。”吕玻说，100人待在里面蹦跳，蒸桑拿，100人散落在胡同入口附近逡巡，100人呆在门口饮酒，侃大山，随时准备冲进去，音乐一响，鞋、酒瓶、汗水和衣服就开始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飞舞，虽然大家还不大会Pogo，也不知道随着乐队主唱的造势去挥舞拳头，然而每个在场的人似乎都豪情万丈。“脑浊”、“69”、“反光镜”、“A-boy”这几支人员构成互相重叠的朋克队伍逐渐以“无聊军队”的称号整体为京城“朋迷”们称道，后来这个名称通过意大利留学生蒂娜自己印发的《建设》杂志，逐渐演变成为以“嚎叫”为根据地的五道口朋克群体的统称。
以“嚎叫”和五道口为中心，这些不安定分子迅速建立了一个辐射至新街口、西单、清河的朋克生态圈，其中囊括了乐手，他们的兄弟和女朋友，郁闷清贫的高校学生，文化青年，国外留学混子，打口贩子，乃至五道口服装大棚里练摊的玩主。窄腿牛仔裤，皮衣，马丁靴，板鞋，狗链和紧身T恤成了紧俏商品。他们每天日上三竿才起，三五成群地出没在五道口各色店面，穷开心着。“我们当时服装什么都要自己做，请朋友从国外带钉、手链，然后动手往皮带、夹克上装。”当时跟着“无聊军队”死磕的赵星回忆说：“甚至自己手缝那种苏格兰风格的裙子，然后用发胶、摩丝甚至石膏水来弄莫霍克头。”“无聊军队”也有了最早一批被其大无畏DIY精神鼓舞的后继者，其中就包括王悦，1997年秋天，还在读高中的她“看了‘脑浊’的一次演出就要疯了”，感觉朋克是一种“很酷，很想成为或者得到的东西”。高考结束后，王悦就整天抱着吉他在家把玩，写歌曲，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杨帆、伊丽娜排练:“贝司接着一个15瓦音箱，吉他接音响走功放，把纸盒子放在画架子上当鼓。”1998年7月20日，这支名为“挂在盒子上”的全女子乐队第一次登上了“嚎叫”的舞台，“当时很兴奋，根本没排练就敢上场”。演出之前，王悦化了“想象中最奇怪最浓烈的妆，在两个眼睛下面用鲜红的口红画了两条血道，再用摩丝把红色的短发一撮一撮地打起来。后来就和大家过群体生活，看完演出一大堆人睡在一起，两个人睡床，一堆人睡地下，把马丁靴在柜子上摆成一排，早上大家买两盒炒饭分着吃，白天拿着罐喷做涂鸦，四处逛，对其他物质几乎没什么要求”。这波北京“全民皆朋”的音乐活动，在1998年圣诞节的“北京朋克大阅兵”演出中达到了顶峰。而当时由王迪录制，在2001年“嚎叫唱片”发行的现场Live版唱片，则成为京城朋克音乐爱好者趋之若鹜的收藏珍品。
然而，1999年1月，正在“嚎叫”如日中天的时候，吕玻却选择了离开，理由很简单：“每周只有一两天演出的时候赢利，而且场地太小，无法容纳更多的观众，所以酒吧的运作只能维持在简单的收支平衡。”尽管在陈丹宇的支持下，“嚎叫”仍然又顽强坚持了半年，充当了“蜜三刀”、“逆子”、“哎呦”等更多受“无聊军队”鼓舞启发的朋克乐队演出和宣泄的场所，但最终于年中正式关门，对于这个决定，直到今天吕玻还认为需要极大的勇气去承受:“就好比一场恋爱一样，你在最轰轰烈烈的时候选择退出，那么它是一件终生值得怀念的事情。如果它真的像CBGB那样，现在就是一个老的演出场所，那它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嚎叫’，迟早会有一个场所来充当北京朋克音乐和文化传播的中心，只是故事细节可能不大一样。而现在每个人都在怀念那一年的‘嚎叫’，那一年的每一场演出。”
“百花深处”——戛然而止的高潮
尽管“嚎叫”关闭了，然而北京的朋克运动势头却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1999年4月，在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的录音棚里，已经成为京文音像公司旗下独立厂牌“嚎叫唱片”负责人的吕玻终于将录制一张“无聊军队”唱片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半个月，40首歌，两个星期，5万块钱的制作预算，这张成本低到不可思议的作品却记录了“无聊军队”的巅峰状态，作为“嚎叫唱片”厂牌的第一张唱片，它的销售量却是惊人的:磁带5.96万盒，6000张CD，销售区域远达港台地区，以及美国和日本。虽然有这样的成绩，吕玻却坚持认为它精神的意义远胜于商业运作上的意义，全国的摇滚铁杆青年一边咒骂他们的商业妥协，一边从中获取灵感和力量。其中肖容的《My Hard-core》还为脑浊乐队赢得了拍摄Levis牛仔裤欧洲区广告片的资格。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乐队获得的2.5万美元的广告费用却成了这个北京朋克运动弄潮群体分崩离析的导火线。作为幕后知情人之一的沈岳回忆起当初的恩恩怨怨，态度已经完全平静，言语间流露的只有一丝惋惜:“‘脑浊’和‘69’原有内部矛盾，在利益驱使之下再次激化。（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了69乐队的解体，对我们A-boy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我们起来得太快了，北京就那么点儿乐队，‘无聊军队’成为焦点以后，各种内部矛盾就扩大了，而且北京乃至中国的朋克文化热潮来得太突然，根本没有时间去积累，铺垫。”
似乎是为了制造一场最后的狂欢，6月到10月，A-Boy乐队等“无聊军队”成员自发组织了一场为时4个月，横跨18座城市的自费巡演，中国朋克第一次有了诸如亨利·罗林斯《上车走人》中那种充满剧痛、热忱的死磕漫游经历。“当时脑子里就想让全国都知道北京的朋克，也看看其他城市的乐队，顺便去玩，就拿着第一站演出的费用，走一步算一步的。”沈岳说。从西安到武汉，他们走到哪里演到哪里，居无定所，睡过马路，吃了上顿没下顿，然而却在各地带出了一批追随者，从山西的“隐患”，武汉的“生命之饼”到成都的“U235”。正如朋克音乐常常只有3分钟长度，在最高潮处戛然而止一样，巡演归来的“无聊军队”出人意料地分崩离析，肖容更换了“脑浊”的成员，A-boy也在10月与日本朋克乐队“So But”于CD Café同台演出后，突然解散。“无聊军队”这一名称，也逐渐被弃置不用，而在五道口，新开张的“开心乐园”正取代“嚎叫”，成为五道口地下演出的新根据地，喜新厌旧的北京青少年逐渐厌倦了朋克的嬉闹，移情于更为狂暴生猛的说唱金属。从2001年开始，五道口接受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造，从“嚎叫”到“开心乐园”，这些被缅怀一时的地标连同它们记载的朋克青春一起被无情地抹去，留下的只是一段段百感交集的回忆。
废墟上的复兴
“也许没有一支乐队能达到‘无聊军队’的高度，但是朋克音乐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朋克在中国还有前途。”吕玻坐在他的新办公室里说。仿佛和他当初参与制造的朋克运动一样，经历了整整一年沉寂的嚎叫唱片也准备在今年卷土重来。在新的五道口，13俱乐部和D-22似乎已经接过了“嚎叫”和“开心乐园”的衣钵，成为地下青年啸聚的新根据地，Old school和New school打扮，掺杂着街头嘻哈风已经成了北京新一代的标准范儿，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随处都是，不再有警察或成年人驻足观望。而在8年前朋克热浪中各显神通的主角们，也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坚持、传播他们的理想:“朋克文化在8年前一枝独秀的原因，就是我们当时可选择的东西太少了，朋克从基本音乐形式上前期和后期没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它带来的生活方式，从服饰，意识形态，自费巡演，DIY，小样唱片，体力劳动，却在北京乃至中国青少年中普及开来。现在无论给它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在90年代末朋克运动之前，直到90年代末，中国的年轻人都没有自己的青春期文化。”颜峻对记者说，作为曾经的“愤怒乐评人”、在“嚎叫”和“开心乐园”Pogo的常客，他感觉自己现在更多地顾及具体的工作:从Sub Jam唱片的出版，水陆观音的演出，到为《通俗音乐》和《音像世界》写稿:“愤怒来自委屈，对很多东西就是一知半解，但是你知道多了之后，就不会去争一个对错。以前在需要愤怒的时候制造愤怒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更需要的是别的东西，做正面的事情上。”沈岳虽然不再演唱，但他仍然活跃在五道口。作为ZUBS的DJ，他现在沉迷于Housey音乐，每周二都有演出，并且和朋友成立了自己的独立DJ厂牌PM Price，下个月开始每周六在安贞附近新开的本佛利山打碟。“朋克对我来说只是一种音乐形式，现在除了电子，能够打动我的音乐已经很少。”当被问及如果从头再来，还会不会选择朋克这一生活方式时，“会，但是我会做得更好。”他审慎地回答，“当初太年轻，叛逆的东西太重，很多好的机会都毁了，比如1999年，Channel V和北京媒体办的X2000世纪出口新音乐发布会上，竹书文化的老板沈永革说如果获得名次，就给我们出一张专辑。然后决赛的彩排上，我们对调音师不满意，狂骂，结果没想到他就是沈永革。下来后他对我说，本来你们名次是第二，但是你们骂人，取消比赛资格，当时想想无所谓，现在就不同了。”
的确，在所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心目中，虽然1998年的五道口不过是死磕过程中的一段往事，然而它却准确无误地打中了每个人青春最脆弱的一点，仅仅这一点就值得终生铭记。“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朋克究竟是什么，但是它让我发掘了当时内心深处某一方面，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绪。”现在做着安利销售和自由撰稿人的赵星在2004年完成了她的自转体小说《过去式》，以朋克三和弦式的速度和简洁回顾了8年前的五道口时代:“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当我们问沈岳，一直以来是否有什么不变的原则时，得到的答案就是：“说你想说，做你想做的”——一句来自A-boy经典老歌“OIOI无政府主义”的歌词。■
朋克之死
1975年8月的某一天，一个叫约翰·莱登（John Lydon）的垃圾工走进一家名叫“性”的服装店闲逛，正好遇到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店主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麦克拉伦一眼就相中了一脸坏相的莱登，劈头就问:“你想当乐队主唱吗？”从此，朋克就死了。
◎袁越
朋克（Punk）这个词在英文里有前卫、反叛的意思，但还是让我们把定义缩小一点，看看朋克音乐的来龙去脉。
真正的朋克音乐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反流行、反权威、自娱自乐。这三个条件只有在摇滚乐出现之后才有可能被满足。摇滚乐出现以前，音乐是一个需要拜师的艺术，音乐家是一个需要苦练基本功的行当。摇滚乐的出现改变了一切，造就了一个庞大而权威的流行音乐市场，但其本身又是简单的，很容易被效仿者们DIY（自己做）。玩摇滚只需要两把电吉他和一个鼓就可以了。吉他插了电就可以轻易地弄出很大的响动，鼓只要使劲敲就能发出更大的响动，再加上一个会吼几声的主唱，齐活儿！
60年代中期，美国的商店里出现了一批廉价的吉他贝斯鼓，年轻人纷纷在自家车库里玩起了“披头士”那样的摇滚乐。他们其实根本不会乐器，只要把电吉他弄出声音就满足了。少数人学会了几个基本和弦，就敢在街区为伙伴们开音乐会。其中稍微富裕点的孩子甚至自己投资，找个小录音棚刻上几百张唱片，分发给学校里的同学们。这些乐队被称为“车库摇滚”（Garage）乐队。在其鼎盛时期美国大城市20岁以下的男青年中有一半都曾在某个车库乐队里玩过音乐，这些乐队完全具备了朋克音乐的所有特征，但主流音乐圈却很少有人提到过他们的存在。
1972年，一个名叫伦尼·凯（Lenny Kaye）的年轻人把他收集的很多车库乐队的唱片编纂成一套合集，取名为《珍品》（Nuggets），收录了20首车库乐队的作品。唱片内页里有这样一段文字:“立场、形象和DIY精神是定义‘朋克’唯一需要的三样东西，如果音乐碰巧还成的话，那是意外之喜。”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这20首歌曲绝对不是车库乐队的代表作，它们只是其中比较好听的几首歌而已，恰恰最不能代表这股风潮。
但是，历史是不会记住这群默默无闻的年轻人的。历史需要的是明星，以及他们带来的轰动效应。麦克拉伦深知这一点。这个曾经参加过法国学生运动的造反派不但喜欢标新立异，而且更喜欢赚钱。他发现纽约有一批车库乐队在和传统摇滚乐对着干，便立刻赶过去，当上了其中一支名为“纽约玩偶”（New York Dolls）乐队的经纪人。他强迫乐队成员在舞台上披着象征共产主义的镰刀斧头旗，以期能惹恼台下的观众，可惜乐队成员更喜欢酒精和毒品，很快便把自己搞废掉了。
眼看“玩偶”们指望不上了，麦克拉伦便放弃了这支乐队，回到伦敦，和几个常来店里闲逛的玩摇滚的小混混成了朋友。当他看见莱登的时候，立刻知道这个混球就是自己想要的人。那天莱登穿着一件“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乐队的T恤衫，却在乐队名字前别了个胸针，上面是“我恨”这两个字。要知道，当时英国乐坛正被像弗洛伊德这样以艺术高超见长的乐队所统治，要想从他们的碗里分一杯羹，只有打倒他们才有可能。麦克拉伦喜欢莱登的反叛立场，便让他当场试唱了一首名叫《十八岁》的歌曲。莱登完全不会唱歌，不但走调，而且语调总是恶狠狠的。唱完，麦克拉伦拍拍莱登的肩膀说:“你被录取了，但是要改个更狠一点的名字。”于是，一个名叫约翰尼·罗顿（Johnny Rotten）的主唱横空出世。Rotten这个词有“腐烂”的意思，后来国内有人联想到罗顿的一口烂牙，把他的名字翻成了“烂牙强尼”。
麦克拉伦为乐队取了个名字:“性手枪”（Sex Pistols）。这个“性”其实是他自己的服装商店的名字。乐队开始在伦敦一些小型酒吧演出，“烂牙强尼”咒骂性的演唱方式和乐队粗糙但却充满速度和暴力的音乐风格为他赢得了一批叛逆青年的喜爱。这些人大都没有职业，前途渺茫，正愁没处发泄过剩的荷尔蒙。他们幻想被人注意，便穿起带钉子的上衣，身上挂满铁链，这些带有明显SM倾向的衣服都可以在麦克拉伦的服装店里找到，而且价格不菲。
有了这批年轻人的支持，麦克拉伦手里就有了谈判的筹码。1976年10月，英国最大的唱片公司——百代以4万英镑的签约费签下了“性手枪”，这份合同据说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写出来了，为的就是赶紧把这棵摇钱树揽至帐下。
一个月后，“性手枪”在百代的第一首单曲《联合王国的无政府主义》（Anarchy in the UK）出版。为了宣传这张唱片，麦克拉伦利用自己的关系为乐队争取到一个上电视的机会。那个节目的主持人故意引诱他们当众骂人，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对他们说:“给你5秒钟，再骂几句狠话。”结果乐队成员真的很配合，公开说出了英文里那个4字母单词（Fuck）。其结果就是英国电视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丑闻，嗅觉灵敏的英国娱记们立刻闻到了鱼腥味，集体扑了上去，为“性手枪”乐队做了一次免费广告。
“电视脏话门”发生后，这张唱片的销量立刻直线上升。可是，麦克拉伦忘记了一点:媒体需要的是可控制的混乱，一旦局面失去控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性手枪”公开挑战英国社会所有的规矩，遭到大众更加强烈的反击，乐队成员们多次遭人身攻击，莱登不得不雇佣一个保镖来保护自己。百代唱片公司终于不堪舆论压力，拒绝再生产这张唱片，并于次年1月和“性手枪”解除了合同。离开百代后，“性手枪”又签过两个唱片公司，而且都是主流公司，但是都很短命。1978年，乐队不得不解散，但是，朋克这个词终于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还被写进了摇滚历史教科书，并成为一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今天。
几乎所有的摇滚历史书都把“性手枪”当作朋克音乐的鼻祖，并把他们成军的那一年当作朋克元年。其实，从他们发迹的历史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运作案例，麦克拉伦才是乐队真正的幕后黑手。朋克们所标榜的独立精神和DIY理念在“性手枪”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踪迹。
当车库音乐被“性手枪”所取代的那一刻，当你我这些普通人也知道了这个词的时候，朋克就死了。■
滑板男青年与朋克
大鸟的滑板丢了，坐在台阶上看别人玩。“朋克只是玩滑板的一小部分。他们听朋克，穿得另类，不合群，大部分是种姿态。在中国朋克与滑板结合得不那么紧密，大部分玩板的人都把这当成体育运动，最多一块吃个饭，没有朋克那么多夜生活。看今天在这玩的，哪个像是朋克？”大鸟30多岁，玩滑板十几年了。有人指着他说:“朋克，元老。”记者就过去问他:“你是朋克吗？”他立即否认，然后说了上面一番话。
文◎于萍 摄影◎关海彤
每周末，王府井教堂前都有“滑板活动”。这帮滑板男青年从20出头到35岁的都有。不仅没有预想中朋克的细腿裤，铁链，莫霍克头，甚至连所谓“滑板服饰”也不明显。他们大都是旧T恤，牛仔裤，唯一的统一特征是脚上的滑板鞋。还有几个光膀子的喜欢把内裤边露在外面。
韩征28岁，1995年开始玩滑板。他说中国的滑板青年受美国“滑板录像”影响非常大，以往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现在从网上下载。通过录像知道了滑板运动的传奇人物托尼·阿尔瓦。阿尔瓦时代的滑板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还是藐视障碍、挑战法律、危险性和破坏性并存的叛逆行为。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滑板与酗酒、磕药、性爱一样，是“反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与朋克有先天的亲近性。但现在，美国的滑板玩家形象也已经温和了许多。许多玩家由滑板产品公司资助，很容易被“塑造”成某种形象:以往可能比较朋克，现在又是休闲时尚形象。为了推销产品，商家喜欢在T恤、短裤、太阳镜等“软产品”上做文章。中国的滑板运动尚处于美国的初级阶段，但因为缺少商业操纵，玩家都比较随性。韩征说，一块玩的人性格都很随和，没正形，喜欢嘻嘻哈哈，凑在一起为了气氛，图一高兴。大家也不讲究“装备”，只有他比较挑:“我一定要穿黑色的滑板鞋，白鞋显脚大，玩不好。”
唯一承认是朋克的是冯刚，玩滑板15年。他喜欢滑板是因为动画片《丹佛，最后一只恐龙》，他经历过北京滑板的几个“时代”:90年代初期的公主坟时代，那里有个自发的小团体——三脚猫滑板队，成员有包子、夏天等。之后是天安门和“地通”时代，天气好就在广场玩，天气不好转到北京站地下通道。1995年后天安门不让玩了，改为朝阳门华普超市;后来超市门口修起了停车场，滑板青年聚集到了王府井教堂。“我们让教堂门前灯火通明，这话听着挺带劲的，其实就希望有个好场地。”冯刚把滑板玩家分成三类:朋克。玩法上动作不流畅，但很激烈，经常有高难度的技巧。一般都比较瘦，穿骷髅恤，瘦腿裤子。“也有玩得好的，可大部分就摆个样子。好多朋克都哈日，其实他们不知道日本的朋克也是跟美国学的。”还有一类是Hip-Hop，玩法很有节奏，跟这种音乐有关，穿着很街头。另一种是“纯滑板”。仅仅把滑板当成种极限运动，“追求超越生理极限时所获得的愉悦感、成就感”。冯刚承认自己是朋克，但是“英式朋克”:玩法更加柔和，装束更轻松舒适。他齐耳长发，T恤仔裤确有英范儿。“‘美式朋克’太闹了，而且有点脏。”冯刚说。
教堂前的这帮滑板玩家除了脚下的板，以及跳大乱(腾空360度翻板)时带劲的表情，看不出与其他街头青年有什么分别。韩征以前是做公关的，冯刚是个程序员，还有几个是画画的。只有22岁的王鑫是“职业玩家”，他以“跟滑板死磕”在圈子里小有名气，期望当职业赛手，有公司赞助。他脚踝处有个文身，帽子也歪戴，看上去比较另类。问他是不是朋克，他立马急了:“我才不是朋克呢。他们脑子都有毛病。”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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