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出版过程

“哪位同学能告诉我，我们享有哪些权利？”江苏省江都市真武小学教师王勇，在课堂上提问。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刚刚还在抢着回答问题的学生们纷纷缩回举着的小手，茫然地看着老师。

这是一节“品德与社会”课，在座的是五年级的小学生。

这样的场面，王勇一点也没惊讶。“连很多家长和老师，都不具备起码的公民基础知识，何况孩子呢？”他叹着气说。

3年前，王勇参与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公民读本》的编写，承担了其中四个章节的初稿写作。现在，他经常在课堂上有意识地把读本中的一些内容，融入品德课的教学中。

今年6月，这套由著名学者杨东平主编，数十名小学一线教师和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新公民读本》（小学卷），终于在几易其稿之后正式出版。它被称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针对中小学生的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读本”。

“为中小学生编写一套深入浅出的公民读本，将公民教育引入中小学课堂，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新公民读本》的策划人、北京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中心主任周雁翎在《编者的话》中写道。

尽管过程艰难，但这个“梦想”的前半部分上个月已变成现实。

周雁翎依次打开小学卷四本书的封面，向记者指点着目录，从第一本第一章的《认识你自己》，一个标题一个标题地念下去，一直念到第四本最后一课《与自然和谐相处》，满意和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他介绍，《新公民读本》试图突破和超越传统的德育教材和政治教材，突出人类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内容包括公民道德、公民价值观、公民知识和公民参与技能四个方面的内容。

为了从一线教师中培养作者，从2003年开始，北大出版社就组织专家对江苏和浙江的一些优秀中小学教师进行多次培训。前后接受培训的人员不下百人。因为任务相对比较“敏感”，最后愿意参加编写工作的不到10人。

到2004年年底，初稿终于完成，但并不十分理想。2005年年初，又有一批来自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及自然科学领域的中青年学者，重新组成编写班子，对全部初稿进行了改写或重写。

“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区域’的‘度’的把握，始终让我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雁翎说。

他把包括自己在内的编写组成员称为“一群理想主义者”。这套历时3年多、上百人参与编写的“读本”，首印只有5000册。至于“梦想”的另一半——“将公民教育引入中小学课堂”何时能够实现，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尽管在中国规模巨大的教材和图书市场上，这套书的出版可能算不上什么大事，”《新公民读本》的主编杨东平说，“但在社会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足迹，将为历史留下重要的一笔。”

杨东平坦言，尽管近几年来，国内德育界已有不少关于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但至今公民教育仍未完全“合法化”，“就像10年前，通识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一样，非常敏感。”因此大规模正式进入学校的课堂教学，在现阶段还为时尚早。

周雁翎的思路是，这套书可以作为“校本教材”先行进入部分学校。依据正在推行的新课程改革的设计，学校可以自行安排16％的学时用于校本课程的教学。

读本的执行主编王雄是江苏省扬州中学的一名历史教师。多年的一线教学实践，使他深知对许多学校的领导来说，公民教育仍然是个令人心存疑虑的话题，可以从理论上研究，但还不能真正引入课堂。此外，即使作为校本教材，由于现在学校实行“一费制”的限制，也存在没有资金来源的问题。

据悉，江苏省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教授，曾表示有意将新公民教育纳入他主持的新教育实验中。他是第一个公开表示要在他领导的实验学校使用《新公民读本》的政府官员。

“是不是能顺利地进入教学实践，9月份开学后就可以见分晓。”杨东平说。

接续历史传统

中国的公民教育，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

据周雁翎考证，上海群益书社1913年翻译出版的《美国公民学》，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公民读本。此后，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熊子容主编的《公民教育》，成为中国自己编写的最早的公民课教材。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教育实践中，中国曾长期开设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