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已经是48年前的往事了,但每当我看到蹦跳在屋檐下的麻雀,它便会从我的记忆之中浮现出来。

1958年4月19日清晨,北京钟鼓楼里的巨大挂钟敲响,浑厚的嗡嗡声回旋在城市上空。首都围剿麻雀的总指挥一声令下,全市各厂矿、机关、学校、部队的300多万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不论白发老人还是几岁小孩,不论市民、干部还是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奔赴“战斗岗位”,开展了一场打麻雀的“人民战争”。

顷刻间,在院中,在房顶,在树上,在墙头,一簇簇人群,或一处处个体,摇动彩旗,敲起锣鼓,吹响喇叭,燃放鞭炮。更多人敲的是脸盆,舞的是长竿,或干脆手舞足蹈高声呐喊。总之是做出各种各样轰赶的动作,发出持续不断刺耳的噪音,以使麻雀惊吓得慌飞乱窜,不敢停歇,直至精疲力尽,最后坠地摔死。那“战争”的场面和声势,煞是浩大壮观……

以上是综合当年媒体报道的回叙。那年我24岁,住在作家协会单身宿舍。但我被派往一位领导干部的家里,代替他们参与“战斗”。这位领导住在北城某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我的“岗位”就是在其前院门房的屋顶上。我的“武器”,是一根头上系有红布的竹竿。太阳刚冒头,我便爬上了屋顶,挥动起竹竿,只是没有发出喊声。

领导一家尚未起床,我不应该惊动他们。可是,不一会,他们就被院外此起彼伏的响声惊醒了。我在屋顶上,听得更清楚,这边砰砰砰,那边咚咚咚,整个城市陷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轰鸣声之中。天光大亮,环顾四周,我眼前的这一片屋顶,都已爬上了人。有的敲打着铁皮筒,有的摇晃着长扫把。离我最近的,是个小孩子,正一枚接一枚地燃放着乒、乓的“二踢脚”。

“二踢脚”等鞭炮,是春节时才燃放的。而今响起,仿佛又逢节日。确实,对那个小孩子来说,这就是节日了。可以在屋顶上放“二踢脚”,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而且有这么多人,有大人还有老人,跟自己在一起“狂欢”,比过春节还热闹。要知道,这并非游戏而是真正的“战争”,人对麻雀开战。那一群群麻雀,被轰赶到空中,只能飞来飞去,再也无处可以落脚。

这使那个小孩子很兴奋,放完“二踢脚”便挥舞着双臂嗷嗷地叫喊。偶有麻雀从上空掠过,他就蹿跳起来,伸长手臂要去抓捕。那受惊的麻雀,飞得更高更快,如箭如电,一闪而过,不可能被抓到的。但近晌午,疾飞的麻雀便一个个累得受不住了;受不住也并不停下来,而是仿佛被枪弹打中,在疾飞中猛然跌落,像流星像陨石,从高空直坠下,掉进看不到的角落。

就这样,在一阵阵呐喊声中,远远近近,累极猝死的麻雀,摔下来,摔下来……我从未见过如此奇妙的情景,这次是切身感受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居然能以虐杀方式,把一座城市的麻雀消灭干净。那孩子愈发激动,在屋顶上跳来跳去,把双手伸向麻雀坠落的方向,似乎想要接住它们。看,又一只摔下来,小孩子跳过去,转眼之间,也摔下去,无声无息……

那一刹,我觉得无声无息,但实际上,敲盆声、打锣声、呐喊声,不绝于耳。当晚,首都举行展示“战斗”成果的“胜利大游行”。一队队汽车满载着已被“灭杀”的麻雀,押解着一批“麻雀俘虏”,在长安街浩浩荡荡地驰过。据不完全统计,战果“极为辉煌”,“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见1958年4月20日的报纸),没有关于“战士”伤亡的报道。

48年后,在一次保护野生动物会议上,一位年轻女作家跟我谈起麻雀。她说,麻雀可谓跟人关系最密切而又最不引人关注的野生鸟了。在辽阔平原上的农村,在平房较多的城市,麻雀随处可见却很少有人观赏,更不会家养。想家养也养不成,它在笼子里不吃不喝,竭力挣扎,“宁死不屈”。麻雀纯粹野生,只能野生。听说近年数量锐减,已不利于生态平衡,也应呼吁给予保护。

我讲起48年前的那一场打麻雀的“人民战争”,她像是听“天方夜潭”,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这是真的呀?怎么会这样?!简直发疯啦!”她不知道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情,而今听说也觉得不可思议。是啊,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和举措,是在她刚出生的20世纪80年代才启动的,现在又沐浴在“和谐社会”的春风里。幸福又幸福的年轻一代,为了更好地前进,需要鉴往知来。

历史确实有过那么一段时期:在麻雀等野生动物眼里,作为高等动物的人,有时是非常愚昧而野蛮的。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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